到底是誰害了華晨汽車?

對於一個汽車品牌來說,最恐怖的事情其實不是負面新聞滿天飛,而是被遺忘,媒體甚至連報道的興趣都沒有,消費者更是很難想起這個品牌。

到底是誰害了華晨汽車?

華晨汽車就陷入了這樣一個尷尬的境地。

百度指數顯示:華晨搜索指數不到400,同比下滑17%,連瀕臨破產的海馬、華泰熱度都遠超華晨。

更讓人不解的是,不僅僅媒體報道很少見到華晨旗下自主品牌車型的消息,連華晨中華的官網都鮮少有新聞報道。

到底是誰害了華晨汽車?

與祁玉民頻頻給自己家產品站臺、吆喝,甚至是吹牛皮不同的是,繼任者閻秉哲鮮少露面,連行業內比較重磅的廣州車展都沒有出席。

沒有品牌音量,再加上本就孱弱的產品力,華晨中華的銷量也是一路狂跌,1-10月累計銷量不過2.2萬,和去年同期的6.81萬銷量相比下滑了66.7%,比起法韓系還慘。

到底是誰害了華晨汽車?

仰融時代的病根

很多人將原因歸咎到閻秉哲身上,認為這位有著標準政界履歷的前任瀋陽市政府副市長,雖然極熟悉華晨集團業務,又溫文爾雅、穩健成熟,卻難掩自身的官僚主義,再加上對汽車生產製造經驗的匱乏,閻秉哲在華晨的2019年成績單並不合格。

到底是誰害了華晨汽車?

但在天涯君看來,華晨今日的困局並非閻秉哲一人之過,而是量變引起質變的結果,從仰融時代就埋下了伏筆。

上世紀90年年代,當同時期的汽車人還停留在從銀行借貸資金髮展企業的初級階段,仰融已經在資本市場翻雲覆雨了。以金盃客車為核心,華晨汽車、金盃汽車和上海華晨利用資本市場累計融資38億元,再加上企業經營融資和債務融資,據不完全統計,仰融籌資總額在120億元以上,而二十一世紀初的整個汽車工業全年銷售額也不過百億元,一個地級市全年GDP也達不到120億的水平,這也足見仰融強大的資本運作實力。

到底是誰害了華晨汽車?

雄厚的資本加上時代發展的需要,華晨金盃不僅打敗了當時的輕卡之王——一汽解放,連續六年蟬聯全國產銷冠軍;仰融還通過打造自主品牌——華晨中華、擴充規模控股三江雷諾、完善上下游核心零部件產業鏈,試圖將華晨打造成為中國的“三汽”。

到底是誰害了華晨汽車?

然而當仰融的汽車產業發展到一定規模後,仰融和瀋陽市政府對於華晨未來的發展上出現了很大的分歧:仰融的想法很簡單,用最低的成本造最好的車,利益永遠是第一位,他信奉的是通用、豐田那樣的全球配套汽車工業模式,所以仰融沒有把所有項目都放在瀋陽,比如發動機由華晨綿陽工廠提供。

瀋陽政府的想法則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他們需要考量地方經濟和地方就業問題,華晨“三汽”的潛質必須要為瀋陽乃至整個遼寧提供最全面的稅收增長點。

一意孤行的仰融和陽市政府最終分道揚鑣。

祁玉民拯救“華晨”?

2005年12月大連市政府副市長祁玉民走馬上任。

不過,祁玉民接手後的華晨就像是康熙留給雍正的江山,看似風光無限實則滿目瘡痍。一方面仰融之後,華晨內部管理混亂;另一方面,金盃銷量開始下滑,不斷被後來者上汽通用五菱趕超。

到底是誰害了華晨汽車?

新官上任三把火,祁玉民的第一把火是把華晨大樓前仰融耗資百萬打造的“風水假山”炸燬,決心破除仰融時代的困局,穩定軍心;第二把火是挑起中級車市場價格戰,讓中華尊馳突圍;第三把火則是推出定價在10萬元以內的第二款新車駿捷。

所幸的是祁玉民的三把火燒的都很旺,不僅華晨的軍心穩定下來,尊馳和駿捷月銷破萬的好成績,也讓華晨在轎車市場站穩的腳跟。但對於祁玉民時代的華晨而言,真正讓它煥發第二次榮光的是華晨寶馬。

到底是誰害了華晨汽車?

自2003年華晨、寶馬聯姻開始,隨著寶馬3系、5系,還有寶馬X1的陸續國產,華晨寶馬不僅為華晨集團提供了巨大的銷量數字,更是華晨集團的利潤奶牛:2011年至2018年,華晨寶馬每年貢獻利潤額為17至55億元,在華晨集團淨利潤佔比從94.9%至119.6%不等,利潤貢獻率超過同為豪華品牌的北京奔馳和一汽-大眾奧迪。

對於瀋陽市政府來說,有著“東方萊比錫”之稱的華晨寶馬鐵西工廠更是其稅收和就業的重要支撐點。

可以說祁玉民定義的華晨13年,一直圍繞著寶馬,他曾試圖通過市場上的讓步獲取技術:“寶馬的先進發動機技術真正輸入進華晨,使得華晨汽車成為迄今為止唯一一家用市場換來了技術的汽車企業,實現了36年來中國汽車產業‘市場換技術’的夙願。”

到底是誰害了華晨汽車?

不過,儘管華晨依靠寶馬的技術與零部件推出了不少車型,但是除了中華駿捷,其他的車型大都乏善可陳,既沒有收穫銷量也沒能贏得口碑。

被遺忘的華晨

到底是誰害了華晨汽車?

從政府的角度來看,華晨和祁玉民無疑是成功的。祁玉民執掌華晨前,已經連續虧損了三年,如今華晨是年收入超過2000億元,納稅額接近300億元的大型汽車集團,是瀋陽的驕傲和經濟命脈。

到底是誰害了華晨汽車?

但從整體汽車市場進程來看,華晨和祁玉民卻是失敗的。專注合資,間接放棄自主,為華晨集團帶來了一些列後遺症。

首先是缺乏打造正向技術研發體系的決心,自主設計和產品性能更是無從談起,這幾年華晨的研發體系幾乎是在原地踏步,只能拿寶馬淘汰的技術;

祁玉民在入主華晨初曾經向媒體表示:

“我接手華晨的時候,也很羨慕那些一年發佈十幾款車的,把價格做到幾萬塊錢的。但是華晨有華晨的難處,它是一個實力弱的地方國企,我沒錢,而且當時的車型無論是底盤還是發動機,這兩項核心技術都缺失,底子太薄了。”

但在祁玉民執掌華晨13年之後,華晨在底盤和發動機這兩項核心技術上,依然是缺失的。

祁玉民還曾說過:

“我夢想有一個產品,它的底盤是保時捷調校的;它的造型、內外飾是意大利搞的;它的發動機是和寶馬合作的。三大資源一整合,是不是一個好車就出來了?”

這段話或多或少代替了祁玉民的心聲,所以在他看來,底子太薄的華晨汽車根本沒必要搞自主研發,拿來主義就夠了。

其次,坐擁華晨寶馬高額回報,華晨不思進取,市場決策屢屢滯後市場變革。比如SUV浪潮中,華晨V3在2016年12月創下月銷2萬的紀錄後,很快便在消費升級的新一輪鏖戰中落敗,包括吉利、長城、長安、奇瑞在內迅速推出升級車型迎合市場需求,華晨V6、V7卻遲遲到2018年才上市。在SUV已成紅海的大背景下,即使各種傍寶馬,中華V6、V7的銷量也難見起色。

到底是誰害了華晨汽車?

沒有技術投入,缺乏支柱車型,以至於今日多數消費者只知有華晨寶馬,而不知有華晨中華。

從昔日中國汽車工業的引領者、先行者,淪落為如今的弱者,華晨逐步被市場和消費者所遺忘,當閻秉哲這位比祁玉民履歷更標準的政界人士再度入主華晨之後,他所面對的困境比起祁玉民當初接棒華晨還要嚴峻,祁玉民尚且還有向死而生的勇氣和必要。

到底是誰害了華晨汽車?

對於閻秉哲來說,一方面2000億銷售額的背後所涉及到的是巨大的利益鏈,牽一髮而動全身,即使閻秉哲有改革的決心,瀋陽市政府也未必同意;其二,自主品牌發展變革已然步入中後期,和吉利、長城們相比,華晨中華落後的不是一星半點,在智能化和新能源方面華晨中華更是相去甚遠,如果想要趕超,一切都得從零開始;關鍵是,1963年出生的閻秉哲到退休也不過四年的時間,也許改革的攤子還沒能鋪開,他就得退休了,又何必在營銷和政策上去折騰?

所以,執掌華晨已半年的閻秉哲,選擇了低調甚至是沉默,從來沒有接受過媒體的採訪。

只是對於汽車來說,低調和沉默就意味著被遺忘,而華晨中華,已經在懸崖的邊緣,再沉默下去,就只能被市場淘汰。

華晨官方新聞稿是如此描述閻秉哲半年來的工作的:

閻秉哲自接棒華晨汽車董事長以來,帶領華晨積極為建立一個覆蓋產品研發、採購、製造、銷售和服務的完整產業鏈而努力拼搏,通過一系列改革創新舉措,激發企業內生動力,並鞏固和深化與寶馬、雷諾的合作,探索新的營銷模式,全面佈局出行服務事業。

這種說辭,適用於任何一位新上任的領導。

總 結

從馬爾喬內到李書福,都曾斷言未來全球和中國汽車市場只會留下個位數車企,這是汽車品牌在經歷“百花齊放”的階段後,優勝劣汰整合期的必然結果。

那些產品力羸弱,又沒有技術體系支撐的車企必然會被歷史所遺忘,華晨自主品牌無疑處於這樣的危險之中。

有人說,閻秉哲可能會為華晨自主最終倒下“背鍋”,但對華晨來說,決定他生死的實際上從來不是某一個人,無論是當初的仰融也好,還是後來的祁玉民也好,還是現在閻秉哲也好,他們實際上都無力決定華晨的命運。

真正決定華晨命運的,是華晨汽車背後那隻無形的看不見的手,那隻手不僅已經無法帶領華晨汽車前進,還讓華晨陷入混亂中無力自救。華晨需要的,是一次徹底的大手術,而不是因循守舊,保守前進。

我們猶未可知閻秉哲能否給華晨帶來改變,但從上任半年來罕見的新聞來看,他似乎不喜歡折騰。

但對於現如今的華晨而言,如果不“折騰”,不努力奔跑,仍然拄著寶馬這根柺杖前行,恐怕終有一天會被市場和消費者徹底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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