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老了。自称“老不死”。
村里爷爷的同龄人，都遵循七十三八十四的自然规律，在七八十岁的时候逝去，但爷爷活过了七十三，又活过了八十四，越活越有劲，越过了九十五岁，依然精神抖擞，直奔一百岁而去。我今年春节回家探亲的时候，爷爷还坚持要和我喝两杯小酒，我假期结束返部队的时候，爷爷还一定要拄着拐杖把我送到村口，我走出很远回头看，见爷爷还挺立在村口朝我挥手，白头发白胡子在春风里飘拂，闪发银光。
我以为，爷爷长命百岁，一点问题都没有，半年之后，父亲却给我打电话说，爷爷不行了，让我回家，父亲还特别叮嘱：“爷爷说，让你穿着军装回家。”
我知道爷爷的意思，他憋屈了一辈子，想走得威风一些。
爷爷不知道自己是哪里人，他自幼父母双亡，以讨米要饭为生，四处漂泊。长大以后，爷爷成了一个小贩，每天挑着货郎担子走村串乡，收购鸡毛鸭毛牙膏皮，卖一些针头线脑打虫糖。爷爷的本意是，挑着货郎担子走遍全中国，当爷爷走到白地市的时候，全国解放了，新政府不允许任何人东游西荡，爷爷就不再走了，栖身在白地市的小庙里。
当白地市农协李主席发现爷爷能识字断文，感觉很奇怪，你从小父母双亡四处流浪，怎么会识字呢？爷爷说，我没进过学校的门，但我喜欢趴在学校的窗户外听老师讲课，每到一处，都一定要到当地学校的窗户外面去看一看，若喜欢那老师讲的课，我就多待几天，时间长了，我就认得了几个字。
那时候，能识字的人像如今不识字的一样难得一见，于是，爷爷成了扫盲班的老师，扫盲班就设在我爷爷栖身的小庙里。
我奶奶是扫盲班最勤奋的学生，那一年她20岁，是白地市最漂亮的姑娘，因为未婚夫从军（当的是国民党的兵），下落不明，奶奶一直没能过门。蒋匪军败退台湾以后，许多男人打我奶奶的主意，但她谁都看不上。
爷爷挑着货郎担子来到白地市的时候，奶奶和许多姑娘小媳妇儿都向他买过针头线脑，听人议论爷爷如何帅气时，奶奶一点也没有动心。爷爷成了扫盲班老师，教乡亲们认“人口手上中下”的时候，奶奶也没有动心。当爷爷在黑板上写下“我愛毛主席”的“愛”字，奶奶看到了爷爷眼睛里一闪而过的爱的光辉，怦然心动。
奶奶不可能一辈子守望一个生死不明的国民党匪兵，总归是要嫁人的，嫁人就嫁懂得什么是“愛”的人吧。于是，奶奶在非上课时间也常去庙里找爷爷问字，一来二去，就和爷爷一起品尝了什么是“愛”，到区公所领取了结婚证，成了白地市第一对自由恋爱结婚的人。
白地市最漂亮的姑娘嫁给了一个外乡货郎，让广大单身汉很不甘心，其中最不甘心的是农协李主席。李主席也是个孤儿，靠给地主打长工混饭吃。解放前，李主席只知道给地主家干活，对地主家的太太小姐看都不敢看一眼，更不敢做梦娶老婆；解放后，李主席翻身得解放，扬眉吐气走在白地市的青石板路上，开始东张西望，打量来来往往的姑娘。第一个让李主席心花怒放的就是我奶奶，只是，李主席不敢表露出来，他不能刚参加革命工作就想着娶老婆，那会让区长对他有看法，影响他的进步。李主席只想把恶霸地主全都斗倒了，再回头来娶老婆，没想到，在他忙于革命的时候，该死的货郎抢走了他心爱的姑娘。
我奶奶成了别人的老婆，并没能绝了李主席的念想，即使在我奶奶生下我父亲之后，李主席还是念念不忘。两年后，在李主席的关心下，毕业于扫盲班的奶奶成了白地市小学的教师。扫盲班的老师，由小学老师兼任，爷爷就还是做货郎，挑着货郎担走街串巷，只是，他不再走远，天黑了就回到已经在土改中分给他的庙里来。
有一天，天没黑爷爷就回来了，听到李主席正和奶奶在屋里“谈工作”，爷爷就没有进屋，只是坐在屋檐下抽旱烟。李主席谈完工作出来，看到爷爷回来了，有点尴尬，递给爷爷一根纸烟，随口说道：“回来了。辛苦了哈。”爷爷双手接过纸烟，连连说：“李主席辛苦，李主席辛苦。”
从此，白地市人不再叫我爷爷的大号，而叫我爷爷“辛苦”。我长大以后，听着别人“辛苦辛苦”地叫我爷爷，爷爷答应得还很痛快，我还以为爷爷的名字真的叫辛苦，我生气的时候，顽劣的时候，也叫过爷爷“辛苦”，比如，我拉完臭臭，就大声喊：“辛苦擦PP。”爷爷立刻应声而至，旁人见了嘻嘻笑，我还臭美自己是个有趣的孩子。直到我上五年级的时候，把李幸福打倒在地，他大骂我“王八蛋的孙子”，并大声嚷嚷出许多不堪的事儿来，我才明白，“辛苦”是白地市吐在爷爷脸上的唾沫。
据说，李主席之后，先后和我奶奶“谈工作”的白地市男人有十多个，很长一段时间，白地市人津津乐道的话题是，奶奶在我父亲之后生下的一男两女，到底是谁的种。怪不得，常常有不是我爷爷的男人阴阳怪气地叫我“孙子”。
我是爷爷一手带大的，爷爷所受的奇耻大辱，让我心中充满仇恨，我发下了长大要当兵的誓愿，带一把枪回来，第一个毙了李主席（已是副县长），然后，所有阴阳怪气叫我孙子的人，一枪一个全都毙掉。
高考中，我考上了一所军校，毕业后，我成了带兵的人，幼年时埋在心中的仇恨，化作我不懈奋斗的动力，一路升迁，我成了上校团长。
我奶奶于1999年去世，享年七十岁。去世之前，奶奶因脑溢血瘫痪，在床上躺了整整十年。爷爷没请保姆，也不让儿孙帮忙，服侍奶奶的事儿，他不要任何人插手，他亲自动手，每天为她洗脸、梳头、擦身子、换洗衣服。奶奶平生爱穿漂亮衣服，卧病之后，不能逛街买衣服了，但爷爷替她逛，看见时新衣服就给她买回来，给她穿上。
让白地市人震惊的是，爷爷每天都要给奶奶头上插一朵花，为了采到最漂亮的花，爷爷每天都要去田野山间转悠。冬天没有野花可采的时候，爷爷就每天挑着货郎担子走十公里去县城，找花店给奶奶买玫瑰花。爷爷货郎担子上晃悠晃悠的玫瑰花，把白地市晃悠得有了柔情蜜意。一个资深女文青看着爷爷货郎担上的玫瑰花，顾影自怜，眼泪刷刷地流。女文青灵机一动，开起了白地市第一家花店，生意好得不得了，爷爷插在奶奶头上的花，让白地市的爱情走进了新时代。女文青感念爷爷给她带来的好运，每天都送爷爷一朵玫瑰花，让他带回去插在奶奶头上。女文青终因开花店致富，嫁了一个如意郎君。
卧床十年，奶奶一直是白地市最疏朗的老太太。还有人说奶奶真是有福气。
作为白地市花季爱情的开创者，爷爷受到了白地市的尊敬，没有人再叫他“辛苦”，有不懂事的人脱口叫出“辛苦”，必然会遭到旁人呵斥，人们都叫爷爷为“老爷子”。
父亲、叔叔和姑姑，长大以后，都搬离小庙，各自建了小洋楼，但爷爷谁家也不去，一直住在没了菩萨的小庙里。我回到白地市，走进小庙的时候，老爷子正在由父亲给他喂参汤，见我穿着军服回来，老爷子顿时眼睛一亮，他让儿孙们都出去，又对我说，你也先出去，十分钟后再进来。
老爷子要做什么呢？
十分钟后，我敲敲门，老爷子中气十足说一声“进来”。
我应声推门而进，只见老爷子身穿国民革命军上校制服，全副武装，戴着白手套，双手拄着拐杖，就像拄着一把军刀，挺立屋中央。
我愣神之际，老爷子向我敬了个军礼，大声说：“上校先生，国民革命军上校、卧龙大队大队长何成仁，向你投降。”说着，老爷子掏出枪套中的1911式点45口径勃郎宁手枪，交给我。
我爷爷何成礼并非不知来历的孤儿，他出身名门，毕业于德国柏林军事学院，通德、英、法三国语言，归国后加入军统，潜伏沦陷区，组织地下抵抗力量，杀日寇锄汉奸，获青天白日勋章。国民党退守台湾时，爷爷被任命为卧龙大队大队长，潜伏白地市，上司说，除非接到命令，潜伏至死也不得轻举妄动。卧龙大队共计108人，个个是身怀绝技杀人不眨眼的特工精英，他们化整为零，散住在白地市四周，只等大队长一声令下就为党国尽忠，以他们的实力，荡平一座县城应该不在话下。但爷爷只是不时挑着货郎担子在他们眼前晃，他们到死也没有等到爷爷下达的任何命令，因为，爷爷和上司失去了联系。
潜伏特工先后去世，我爷爷是最后一个，他本来想把秘密带到坟墓，但担心埋藏在小庙地下室的108支汤姆森冲锋枪、1000颗Mark II手榴弹、10000发子弹和500根金条，有一天被不争气的后人发现用来行恶，便在最后时刻选择了投降。潜伏特工名单爷爷烧掉了，虽然他们都已去世，但爷爷不想他们的后人受到任何牵连。
老特工何成仁投降之后，即刻崩溃，弥留之际，他说：“我不是向敌人投降，是向我的孙子投降。”
爷爷的葬礼，轰动白地市。一直到我写这篇文章，白地市人并不知道我爷爷的显赫身世，他们只是出于对老爷子的崇敬，向他表达了最后的敬意。爷爷下葬那一天，白地市三家花店的鲜花，被抢购一空，堆放在爷爷坟头。一个一生受尽屈辱的人，仍然洋溢热爱，足以让最冷酷的心开放花朵。
准备向当地驻军移交武器、金条的前夜，我住在小庙里。当年扫盲班的黑板还在，只是，不太黑了。我恍惚看到，爷爷正在黑板上写“我愛毛主席”。我突然明白了，当年爷爷眼睛里闪动的并非爱的光辉，爷爷不得不在黑板上爱他的敌人毛主席，他眼睛里一闪而过的光芒，一定是仇恨之光。正是这爱的误会，导致了爷爷奶奶的悲剧。经过一辈子的峰回路转，仇恨终于向爱投降，爱成为爷爷失联的上司，成就了爷爷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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