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开元寺右侧，有“弘一法师纪念馆”。纪念馆陈列室正中，悬挂着一幅弘一法师油画像，还收藏一幅题跋。画和跋都是我国著名画家徐悲鸿的作品。是新加坡薝萄院广洽法师请画，并由广洽法师转赠的。这份艺术珍品保存于纪念馆，却是劫后幸存的。
抗日战争时期，徐悲鸿经常以自己的作品在国外展售，得款救济祖国难民，并参加民主运动。1939年夏，徐悲鸿在新加坡，绘画义卖，寄寓于黄曼士别墅。黄曼士是黄培松次子。黄培松，清光绪六年（1880年）庚辰科武状元，辛亥革命后为福建护军使。长子黄孟圭，任福建省教育厅长。新加坡华侨中，福建人很多，经黄氏活动，影响很大。
当时，广洽法师住持新加坡薝蔔院。法师福建人，与弘一法师缘谊最深。1939年弘一法师六十岁，广洽特请徐悲鸿为其画像祝寿。时徐四十四岁。八年后，日本帝国主义已投降，徐悲鸿居住北京，时年五十二岁，想起当年为弘一大师画像事，特补写了一幅题跋，寄给广洽法师。跋云：
“早岁识陈君师曾，闻知今弘一大师为人，心窃慕之。顾我之所以慕师者，正从师今日视若敝屣之书之画。悲鸿不佞，直至今日尚沉湎于色相之中，不能自拔。于五六年前，且恳知友丐师书法。钝根之人日以惑溺，愧于师书中启示未能领悟。民国廿八年夏，广洽法师以纪念弘一师诞辰，属为造像。欣然从命，就吾所能，竭吾驽钝于师，不知不觉之中，以答师之唯一因缘，良自庆幸。所愧即此自度微末之艺，尚未能以全身诣其极也。卅六年初秋悲鸿重为补书于北平寓斋”。
广洽法师得此题跋，珍重保存。其画像保存于开元寺弘一法师资料室。解放后，开元寺内筹办弘一法师纪念馆，为使画跋合璧，广洽法师特委托同安马巷一归国华侨，转送题跋给纪念馆。怎料，那华侨到达马巷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红卫兵到处破“四旧”，徐悲鸿的这一题跋，也被扔进“四旧”堆中，待付之一炬。当时，马巷文化馆工作人员陈瑞棋，见题名，知是珍品，遂找个借口取出，暗地保存，得免于火劫。
陈瑞棋考虑，保存这幅手迹的最好办法，应是送“北京徐悲鸿纪念馆”。于是，把题跋拍成照片，夹在信内，寄给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学生——同乡杨加兴，请他与“纪念馆”联系，表示愿意亲自送上北京。在正常的年代，这是毋庸置疑的。可是，鉴于“文革”的荒唐暴乱，徐悲鸿纪念馆急采取措施，把重要文物全部移藏于故宫博物院，以避浩劫。“纪念馆”剩下个空架子，自身不能保，哪里还管得了接受赠与之物。杨加兴回信把情况告知瑞棋，瑞祺于是潜光敛毫，隐藏这一珍品。
瑞祺保存徐悲鸿手迹一事，只有马巷某中医师知情。在拨乱反正之后，那医师出于对广洽法师的敬重，特把实情告知。广洽得知此珍品尚在人间，其欣喜真无可名状。1985年，丰子恺在家乡的“缘缘堂”重建落成，广洽法师应邀回国。为了弘一法师这一重要文物，特地逗留厦门，向厦门市宣传部查访。经部长亲自前往，拜访了陈瑞祺，说明来意。陈瑞祺欣然携卷轴同车往普陀寺会见广洽法师。广洽特地设宴招待。物归原主时还拍照留念，一张是题跋，一张是交接场景。广洽还赠信一封，请陈回家时才启封。厦门市宣传部知道这件事的原委后，根据广洽法师的意愿，把这幅题跋转送给泉州市。泉州市有关方面，慎重其事地举行迎接仪式，并赠送奖状表示谢意！
如今弘一法师纪念馆中，徐悲鸿所造油画像与题跋已经合璧了。知道这段曲折过程，参观者在看到画像与题跋时，将会引起许多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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