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优则是仕:说说宋代科举考试制度下的“京漂”族

曾几何时,北漂族成为追逐梦想的人群代名词,为了追求梦想,北漂族背井离乡,孤身一人在帝都经年累月的打拼。疫情期间,观点君宅在家里研读宋史,惊奇的发现早在宋朝就已经存着类似于今天北漂族的人群,也就是本文的谈论对象——

宋代“京漂”一族。

那么宋朝“京漂”族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呢?和标题里提到的科举考试制度有着怎样的联系呢?他们又为什么要背井离乡?宅在家里读史,笔者将依据《宋史》等史书,结合影视剧《少年包青天》里的相关剧情,浅谈宋代科举考试制度下的“京漂”一族,为读者揭开他们的神秘面纱。


一:学而优则仕,“我”为科举狂

众所周知,宋太祖赵匡胤是通过兵变的方式来代周立宋的,为了防范武将,宋代统治者一贯遵循重文轻武的方针策略。宋太祖曾说:“朕欲令武臣尽读书,知为治之道”,于是便恢复自五代以来不被重视的科举考试,到了太宗皇帝时,科举取仕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唐朝。更为重要的是,相比于唐朝,科举考试制度在宋朝得到了许多创新,比如糊名阅卷,锁院制度等都提升了科举考试的公平公正性。科举入仕这条路不再为世家大族把持,市井百姓通过寒窗苦读,真的能够得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般的命运改写。

学而优则是仕:说说宋代科举考试制度下的“京漂”族

满朝皆文臣(影视剧图)

据统计,唐朝共录取进士6610人,而两宋的科举考试录取人数高达115427人,每年取士的人数大约是唐朝的5倍,元的31倍。在朝廷的重视之下,民间形成浓厚向学风气。“学而优则仕”这句话被读书人奉为圭皋,于是两宋每届参加科举的考生大为增多,最多的年份甚至高达40万人,用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来形容宋朝科举考试的场面也不为过

但毕竟每次能被录取的只有一小部分天子骄子,大量落榜而又不甘心的举子只能留在京师再战,比如苏轼的父亲苏洵就多次应试不第。在这种背景下,大量历届落榜的考生滞留京师,就形成了“京漂”一族。

学而优则是仕:说说宋代科举考试制度下的“京漂”族

古代科考图



二:为什么人在京师漂

弄清楚了“京漂”族是什么人,我们来继续分析他们为什么要漂在京师,有家不归。总的来说“京漂”族之所以要选择京漂,共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客观上的原因是宋朝的科举考试共分为三级:州试,省试和殿试,而省试和殿试只在北宋都城东京和南宋都城临安举行。这样一来外地考生就必须在考试日期之前到达京师,便于安顿住处和拜访达官贵人,以期得到推荐。而一旦初试不第 ,巴蜀和岭南等地区的考生往返京师和家乡一趟就要耗费大半年时间,再加上途中的吃住各项花费甚巨,于是就有大量落榜考生干脆留在了京师,为下一次科举备考。

“科举既频,天下之士诚奔走之不易,而岭外尤为遐僻。每随计动经五七千里,往来不窗百余程。跋压道途,蒙犯风雪,比至京师,扶持困颐之不暇……故滞留应考地者往往有之”(北宋史学家司马光)

其次,出现“京漂”族的原因和科举考试的内容有关。如果说第一点原因反映的是交通不便的话,那么第二点原因则体现出当时的信息闭塞。众所周知,宋代的科举考试制度在各方面都得到了革新和突破,在考试内容上更是作了较大的改革。

学而优则是仕:说说宋代科举考试制度下的“京漂”族

起初宋袭唐旧制,进士科以考察帖经、墨义和诗赋为主。到了仁宗庆历年间,科举考试内容一改旧制,重点考察策论和操行。而王安石主持变法期间,为了培养变法人才,进士考试内容又改为专门考察经义和时务策。后来变法失败,这一变革又被废止。北宋中后期,变法派和守旧派轮番得势,于是科举考试有时重诗赋,有时重考经义,考察重点时有变动。

在这种背景下,举子们想要考场得意,除了需要学富五车外,把握科考命题最新动态显得尤为重要。同时还需要关注朝廷政治形势,这样才能写好策论。比如嘉佑二年的科考中,苏轼写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之所以能得到欧阳修和梅尧臣等主考官的青睐,除了文章文采飞扬的因素之外,更是因为这是一篇针砭时事的优秀策论文,和欧阳修提倡的新文风不谋而合。

学而优则是仕:说说宋代科举考试制度下的“京漂”族

所以在宋代信息闭塞的情况下,考生想要赢得先机,成为“京漂”族,住在“天子脚下”不失为一种聪明的选择,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说法:

“国家用人之法……非善为赋诗论策者不得及第;非游学京师者不善为赋诗论策。以此之故,四方学者皆弃背乡里,违去二亲,老于京师,不复更归”。(选自《续通典》)

最后,“京漂”族出现的第三点原因涉及到了古代科举考试的地域公平问题。事实上,从隋唐到明清,科举取仕一直存在着地域公平问题。隋唐时期国家经济重心在北方,北方的农业生产,人口经济都要超过南方,因此在科举取士的时候会倾向于北方考生。相反地,明清时期经济重心转移到了南方,南方在经济人口和农业生产上已经远远超过了北方,因此科举取士倾向于来自南方的举子。

宋代科举取士也同样存在着地域公平问题。以仁宗嘉佑三年科考为例,开封府解额278人,录取44人,录取比例1:6,而当时各地方解额最多的是河北路,共152人参加考试,录取比例却只有

1:30,情况最好的利州路才l:26(注:解额是指一地区有资格参加科考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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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各州路图

以上只是宋朝一次普通的科举考试,如果参照最极端的录取数据来看的话,嘉佑七年,各路之中,解额最多的河北路,录取比例仅为l:154,录取比例最高的荆湖北路为

l:23,偏远的广南东路、广南西路几乎无人登科。而在这种情况下,开封府的进士录取比例却依旧高达l:5

由此可以明显看出宋代科举取仕优先录取京师户籍的考生,录取名额也朝京师户籍考生大量倾斜。在这种情况下,举子们在京师长期客居以获取京师户籍,能够大大的提升被录取的几率。在“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功名驱动下,落第考生们形成了“京漂”一族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对京师房屋租赁业的带动作用

那么“京漂”一族的存在对宋朝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我们不妨从当时广为流传的一句俗语入手:“士子赶考,钱井经商”,所谓“钱井经商”是指出租房屋取利的意思。

每逢科举考试前后,大量的外地考生涌入京师,那么到底有多少人呢?据《东京梦粱录》记载:“此科举试三年一次,到省士人不下万余人

”,又有《夷坚志》记载南宋都城临安在科考期间,“诸路士人,比之平常十倍,有十万人纳卷”。

学而优则是仕:说说宋代科举考试制度下的“京漂”族

《少年包青天》中科考剧照

这么多考生的涌入,就势必要先解决客居京师期间的衣食住行问题,除了极少数可以投奔亲朋外,绝大部分举子们只能居住在抵店之中,于是京师中涌现出大量抵店,并且价格水涨船高,连许多王公大臣们都争着经营抵店来分一杯羹。

影视剧《少年包青天》第一部中,包青天和公孙策前往开封赶考,就住在京城一处专供考生投住的抵店中,并且他们在抵店中的生活场景多次出现,这是非常符合北宋书生们赶考的真实历史的。而像“包青天“这样的才子们一次就可以轻松通过,只需在家中等候被委以官职的好消息;至于像“公孙策”这种时运不济的考生选择打道回府就是,毕竟其父亲是庐州知府,来回往返一次不在话下;而剩下的大部分落榜举子们,基于上文分析的三点原因就不得不滞留在京师。

学而优则是仕:说说宋代科举考试制度下的“京漂”族

《少年包青天》中包青天投住抵店剧照

这种情况下再住在抵店中显然就不太现实,于是“京漂”族们或者三五人合租,或者个人独租。租住期限上,短则一年,长则数载,如果中途再遇其他变故,“沉沦十数年,或累举滞留遂至困穷老且死者”也是常有的事情。

从整个赶考队伍的看,举子们的赶考生活并不只有二月到三月科考期间的短短一个月时间,“京漂”族们出于各方面的考虑,不得不常住京师,由此又给房屋租赁业的长期市场带来商机。正所谓士子赶考,钱井经商,出租房屋以获利的人又可以获得一笔不小的租金收入。


结语

正如宋孝宗所说:“朝廷用人,别无他路,止有科举”,可以说正是从宋朝开始,科举与入仕才真正紧密相关。上至天子,下至市井百姓为读书人营造了浓厚的向学风气,读书人无不对科举入仕趋之若鹜。这既是宋朝科举考试呈现出一片繁荣的原因,也是“京漂“族出现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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