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丑條約》到底是刀槍不入的義和團“扶清滅洋”的戰果，還是借鍾馗打鬼的端郡王爭權奪利的戰果，還是位高權重的西太后撻伐世界的戰果？條約畢竟簽訂了，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專制王朝在上個世紀末給新世紀、給後來者帶來的最大災難，留下的最大爛攤子，其危害及於半個20世紀。
《辛丑條約》——對於清廷，可謂喪權辱國；對於民眾，可謂創鉅痛深。這個不平等條約的結局如何呢？瞭解中國近代史的人們都知道，在辛亥革命推翻滿清王朝之後，中國曆屆政府都為廢除前朝遺留下來的大批不平等條約，謀求國家民族的獨立地位，進行過艱苦卓絕的鬥爭，甚至在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取得了顯著的進展。
《辛丑條約》從簽訂到廢除，歷經半個世紀，嚴格地講，它不是被一方或雙方一次性廢除的，而是被單方或多方、此方或彼方，逐步刪減、銷蝕、拋棄或廢止的過程。
《辛丑條約》共十二條，大體可以分為三類，一類是必須立即“兌現”的，比如懲兇、道歉、立碑、停止考試、設立外務部等；一類是必須長期落實的，比如支付賠款、拆除炮臺、禁止軍售、修整河道等；一類是制度性的安排，比如在北京劃定使館區，禁止中國人出入，只許外國駐兵；北京至海的鐵路沿線允許外國駐兵；清廷負責鎮壓國內反對外國勢力等。
《辛丑條約》的廢除，按照傳統說法，當然與中國人民不屈不撓的鬥爭分不開，但是條約的廢除，最根本的因素取決於國家地位的高低與國際關係的變化。廢約首先從美國退還庚子賠款開始，爾後歷屆中國政府充分利用兩次世界大戰國際局勢的變化，取得了突出進展。
一、美國退還庚子賠款
退還庚子賠款由美國發端（1901年，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曾動用庚子賠款建立了山西大學堂即今之山西大學，當然這是個案）。近年有多位學者考證，這是當時的美國國務卿海約翰與駐華公使柔克義等政治人物的主動行為，當然也與清廷駐美公使張誠的努力分不開。1904年12月6日，應海約翰的要求，柔克義就退還部分庚子賠款起草備忘錄提交國會。1905年1月，海約翰委婉地向清廷駐美公使張誠透露了退還部分庚款的意願。1905年7月12日，已是駐華公使的柔克義給總統羅斯福寫信，再次提出退還超額部分的中國賠款。1908年5月25日，美國國會正式通過決議，授權總統退還部分庚款（崔志海《關於美國第一次退還部分庚款的幾個問題》，《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一期），正式決定將美國通過《辛丑條約》從清廷獲取的庚子賠款減為1365.5萬美元，這比原定中國應賠美國的2444.1萬美元，減少了1078.5萬美元。（張樂天，《美國退還庚子賠款餘額的決策過程》，《史林》1987年第二期）美國的退款從1909年1月1日正式執行。此之為美國第一次退還庚款。1924年5月，美國宣佈退還全部庚子餘款（包括1917年10月以後中國已付部分），此為美國第二次退還庚款，計1254.5萬美元。美國前後兩次實際退還3493萬美元（宓汝成《庚子“退款”及其管理和應用》，《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六期）。美國退還庚款的過程，從1909年到1924年曆時15年，中國政府已從滿清王朝過渡到北洋政府，美國則先後經歷了五位總統。這項政策能夠貫徹始終，最終完成實屬不易。
美國退還的庚款，按照美中兩國達成的共識，主要用於中國學生留學美國，同時促進了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在庚款留學人員中，後來湧現了一批大師級的高等人才，比如，梅貽琦、羅家倫、蔣夢麟、竺可楨、顧維鈞、馬寅初、胡適、茅以升等人。1909年，清廷為培訓留美學生成立了遊美學務處與遊美肄業館，這兩個機構後來遷入了清華園，遊美肄業館後改名清華學堂，它就是清華大學的雛形。
美國退還庚子賠款產生的清華大學
1909年美國退還部分庚款，當然不可能從根本上糾正《辛丑條約》強加給中國的不公正待遇，但它在某種意義上是對八國聯軍侵華事件的一種自我否定。一份日本人辦的英文報紙當時就曾對美國提出抱怨:“在我們看來，美國這種故意地脫離他的戰友的行為將是災難性的；不管華盛頓這一行動的真實動機是什麼，中國人都會把它理解為美國在1900年行為失當的一個遲到的招認。這是一種感情用事的政策，除非它純粹是一個算術問題，否則，感情用事在國際關係中是很難找到其安全位置的。”（崔志海《關於美國第一次退還部分庚款的幾個問題》）正是在美國退還部分庚款之後，《辛丑條約》的不公正性才引起各國主持正義者的關注。
二、廢除德奧在華特權
“一戰”的爆發，客觀上為中國掙脫不平等條約的束縛提供了機會。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各國列強分裂成為同盟國與協約國兩個帝國主義陣營。英、法、俄為削弱德國在遠東的影響，極力慫恿中國加入協約國。1917年3月14日，中國政府宣佈與德國斷交。8月14日，中國政府正式對德、奧兩國宣戰，宣戰書宣佈：“所有以前吾國與德奧兩國所訂立之條約、合同、協約及其他之國際條款、國際協議，屬於中德、中奧間之關係者，悉依國際公法與慣例，一律廢止。”（《中國近時外交史》，商務印書館，民國十年，頁626）而這正是中國廢除德、奧兩國在華不平等條約的起點。
1919年參加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
“一戰”後的巴黎和會，仍然是一個弱肉強食的場所。由於日本的蠻橫與西方的默許，中國未能收回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反被日本所攫取。即使如此，通過“一戰”，中國也收回了德、奧在中國的部分權益，《凡爾賽和約》確定，“德國將一九○一年因拳匪事件所得中國之一切特權及賠款及在中國境內除膠州灣外，所有德國之房屋、碼頭、兵營、炮臺、軍需品、船隻、軍艦、無線電臺、公共營造物等，悉對中國放棄之。”“德國將一九○一年所掠之中國天文儀器，歸還中國。”“德國放棄在天津、漢口之租界權。”（同上書，頁629-630）等等。根據《辛丑條約》列強達成的分贓份額，德國以駐華公使克林德被殺為藉口，不僅獲得了八國聯軍總司令的頭銜，而且庚子賠款的分贓比例高居次席，從中分得9007萬兩白銀，佔庚子賠款總數的20%；而奧匈帝國也分得400餘萬兩。（徐中約，《中國近代史（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401）也正是由於“一戰”，中國停止了支付德、奧（奧匈帝國“一戰”後隨即解體）兩國的庚子賠款與其他權利。
民國十年（1921）年5月20日，中國與德國簽訂《中德協約》。作為這項條約的組成部分，德國在一項“聲明”中宣佈：“德國承認取消在華之領事裁判權”，“德國拋棄駐京使署所屬操場上之全部權利於中國”，“德國償還中國各處收容德國軍人之用費”。（《中國近時外交史》，頁633）當時的歷史學家劉彥認為：“此協約與聲明文件、與雙方公函，令中德兩國完全立於平等地位，為中國海通以來外交史上所不有，而開一新紀元。”“二十年前德意志帝國政府以一教案而租借土地，且開中國瓜分之局；其相距何啻天淵之遠也！”（同上書，頁638）中國抓住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提供的有利契機，廢除了與德、奧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從而在羈勒中國的不平等條約的鏈條上打開了一個缺口。
由於中國加入協約國，一些西方國家對庚子賠款作出了緩付五年的決定。由於美國退還庚款的影響，“一戰”結束後，鑑於庚子懲罰的對象——滿清帝國已不復存在，何況中國在“一戰”中也為人類公理作出了貢獻，經過中國政府的爭取，一些列強也作出了退還庚款的表示。1920年代中期以後，中國先後與英、比、荷、意等國達成一致，退還庚子賠款。法國、日本的退款過程波折與爭執很大，名義上的退款，大部分被其挪用。
庚子賠款作為《辛丑條約》的重要條款，它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災難，直到1938年12月才得以結束（宓汝成《庚子“退款”及其管理和應用》）。除德、奧、俄三國在“一戰”前後停付外，中國曆年已經支付的庚款的實際數目，共計66866.1萬海關兩，其中因外幣匯兌波動多付之數，約為9262.8萬兩，減去兌換差額，中國共付57603.3萬兩。按照《辛丑條約》確定的39年償付期，本息總數高達9.8億多兩白銀，中國實際支付的賠款約佔總數的58.11%。中國少付的主要原因，主要是“一戰”和俄國革命的影響。中國少付的其餘部分，得益於“二戰”期間對其他國家的緩付與停付。抗戰爆發後，共停付庚款9274.5萬兩。（王樹槐《庚子賠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六十三年，頁559）
三、蘇俄放棄部分權益
1917年11月7日，作為協約國成員的俄國發生了十月革命。新生的蘇維埃政權為擺脫戰爭狀態，私下與德國媾和，引起了盟國的敵視。當時的蘇俄內外交困，外有干涉，內有叛軍，大批白俄利用中國東北的中東鐵路從事反對新政權的活動。蘇俄政權為了擺脫困境，消除來自中國東北白俄匪徒的騷擾，亟需打開針對中國的外交局面。1919年7月25日，蘇俄政府發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對中國人民和中國南北政府的宣言》：“勞農政府曾經向中國提議磋商廢止一八九六年的中俄密約、一九○一年北京和約(即《辛丑條約》)，以及一九○六年、一九○七年和日本所訂的協約，把從前俄羅斯帝國政府時代所取於中國的，以及取於中國又轉讓與日本及協約國的，一概送還中國。……凡從前俄羅斯帝國政府時代在中國滿洲以及別處用侵略的手段而取得的土地，一律放棄。在那塊土地上的人民願意成那樣的國，採那種的政權，一任人民底自由選擇。勞農政府把中東鐵路、礦產、林業等權利及其它由俄羅斯帝國政府、克倫斯基(Kerensky)政府、土匪霍爾瓦特(Horvat)、謝米諾夫(Semenoff）和俄國軍人、律師、資本家所取得的特權，都返還給中國，不受何種報酬。勞農政府並拋棄庚子賠款。……凡俄國從前所獲取底各種特權，以及俄國商人在中國內地所設的工廠，與夫俄國官員或牧師或委員等，所有不受中國法庭底審判等的特權，都一律放棄。”（《五四運動文選》，三聯書店，1959年，頁364-365）
蘇俄政府的宣言，由於交通不便，加之戰時封鎖，傳到中國已經是翌年夏天。1920年9月27日，蘇俄政府發表第二次對華宣言，基本要點沒變，只是把第一次宣言中有關“無償歸還中東鐵路”收了回去。蘇俄的對華宣言，在中國社會引發了輿論的關注，總的基調是感佩與讚賞。有的說，蘇俄宣言“足為世界革命史開一新紀元。”（《中蘇國家關係史資料彙編1917-1924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頁83）有的說，宣言中“一種正誼人道之主張流露言表。”（同上書，頁84）更有高度評價，“此項偉大創舉，非僅為世界七千年曆史第一次創見，抑且足以掃清舊世界國際間一切罪惡，開闢現世界全體民族互助宏基。”（同上書，頁85）不過，這項宣言也引起北洋政府的疑慮。比如，滿洲（即我國東北）在法律上仍是中國領土，何來蘇俄所謂的放棄？又何來所謂的人民“選擇”？蘇俄何以為歸還中東鐵路而出爾反爾？
1919年蘇俄發表第一次對華宣言時期的列寧
針對蘇俄第二次宣言中所謂“所有俄國各前政府與中國所締結之條約皆屬無效，放棄侵佔所得之中國領土及中國境內之俄國租界，並將俄皇政府及俄國資產階級掠自中國者皆無報酬的永久歸還中國。”（《五四運動文選》，頁371）直到如今，仍然有人認為，這表明了以列寧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廣闊的革命胸懷與無私的國際主義精神。如果這些宣言得到貫徹，沙俄在近代史上吞併我國的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早已迴歸云云。歷史學者薛銜天指出：宣言中的“‘俄國曆屆政府’是指19世紀90年代以後的政府；‘一切條約’是指從1896年至1918年的條約，並不包括19世紀50-80年代不平等的中俄界約。”（《中蘇國家關係史資料彙編1917-1924年》，頁49）那種認為蘇俄宣言意味著蘇俄放棄了1858年《璦琿條約》、1860年《北京條約》、1864年《勘分西北界約記》等大片鯨吞我國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的100多萬平方公里，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44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那只是一些國人的異想天開。這從不久後簽訂《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簡稱中蘇協定）》的談判過程就可看出端倪，如果列寧真的體現出如此偉大的國際主義精神，他當時就不會在中東鐵路歸還上出爾反爾，他當時就不會出兵佔領中國的唐努烏梁海，他當時也不會堅持控制同樣屬於中國的外蒙古。
即使如此，蘇俄宣言也並非毫無意義。1924年5月31日，中蘇雙方歷經波折，仍然簽訂了《中蘇協定》等一系列文件，其要點有：中國與前俄政府所定一切條約協定等一律廢止。蘇俄承認外蒙為完全中華民國一部分，尊重中國主權，在前條所定中蘇會議中商定盡數撤退蘇軍。蘇俄拋棄前俄政府在華一切租界等特權及特許。蘇俄拋棄俄國部分庚子賠款。蘇俄取消治外法權和領事裁判權。（《民國時期中蘇關係史（1917-1949）》，中共黨史出版社，2009年，頁86-87）
在侵華的八國聯軍總兵力中，俄國軍隊的人數不僅居第二位，而且還單獨出動17萬大軍（一說20萬）佔領了我國東北。俄國正是以此為藉口取得庚子賠款的最多份額，獨吞1.3億多兩白銀，佔中國賠款總額的29%。（徐中約，《中國近代史（上）》，頁401）在中俄關系上，中國向來是吃虧的一方。這次協議表面上蘇俄放棄了它從《辛丑條約》中掠奪的不法利益（實際上許多承諾蘇俄從未兌現，比如從外蒙古撤軍），但它通過與中國建交談判仍然獲利頗豐，一是擺脫了外交孤立，二是取得了中國取締白匪的承諾，三是實現中東鐵路中蘇共管，四是蘇俄繼續控制外蒙古。
四、英美廢止在華特權
在近代史上，殘害中國最烈的莫過於俄、日兩國。日本作為八國聯軍侵華出兵最多的國家，不僅通過《辛丑條約》掠奪了大量中國權益，在此前的甲午戰爭中曾經迫使中國割地賠款，在其後的兩次世界大戰中仍然對中國實施野蠻的侵略。“一戰”後攫取了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二戰”前又揭開了全面侵華的序幕。而挑起“盧溝橋事變”的正是按照《辛丑條約》駐紮在京津一帶的日本軍隊。1941年12月9日，在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之後，中國政府正式對日、德、意三國法西斯宣戰，所有一切條約、協定、合同，有涉及中、日或中、德與中、意間之關係者，一律廢止。（《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下）》，綜合月刊社，民國六十三年，頁785）由於“一戰”時，中國已經廢除了德、奧兩國在中國的非法權益，此次宣戰，則從根本上廢除了日本、意大利兩國曆史上（當然包括《辛丑條約》）從中國攫取的一切不平等權利。
1942年10月，美、英兩國鑑於中國戰場在抗擊法西斯戰爭中的重要地位，先後發表聲明：廢除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放棄在華特權並與中國政府談判。英國駐華大使薛穆將英方廢約草案送交中國政府，但草案對歸還香港和九龍未加涉及。中方收回九龍的提議卻遭到英方蠻橫拒絕。由於中美廢約談判進展順利，美國希望中美、中英新約能同時簽訂，而蔣介石則希望創造一個重大外交成就。最後在得到英國“戰後同中國商討九龍問題”的保證下，於1943年1月11日，與英、美同日簽訂條約。在中國與英、美簽訂新約之際，1943年10月10日，美國最高法院院長在費城獨立廳發表祝詞，並鳴自由鍾31響，以慶賀中華民國建國31週年（《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下）》，頁842），這是蔣介石主政生涯春風得意的一天，也是當時的中國政府揚眉吐氣的一天。
1943年中美代表簽署廢除美國在華治外法權的中美新約
對於這個並不完全的新約，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一文中給予高度評價：“我國自清季開始與列強訂立不平等條約以來，到了去年(民國三十一年，即1942年)正是百週年。我們中華民族經五十年的革命流血，五年半的抗戰犧牲，乃使不平等條約百週年的沉痛歷史，改變為不平等條約撤廢的光榮紀錄。……所有百年來不平等條約的文字和精神，從這一天起可以說是根本掃除了。”中英、中美新約的主要內容包括廢止兩國在華下列特權：(一)領事裁判權。美國與英國人民或社團在中國享有的領事裁判權(治外法權)撤銷，今後美、英在中國領土內的人民或社團，應依照國際公法的原則及國際慣例，受中華民國政府的管轄。（二)使館界及駐兵區域。美國與英國依《辛丑和約》所取得的特權，如使館界、北寧路駐兵權等，一律撤銷。使館界的行政與管理，連同使館界一切官有資產與官有義務，均移交中華民國政府。(三)租界。美國與英國在中國的租界一律撤銷，其行政與管理，及一切官有資產與官有義務，均移交中華民國政府。(四)特別法權。美國及英國在租界內的特別法庭，一律撤銷。(五)軍艦行駛之特權。美、英軍艦駛入中國領水之特權撤銷。(六)沿海貿易與內河航行權。美、英兩國人民在中國沿海貿易及內河航行之權，一律撤銷。……
中美、中英簽訂廢除外國特權的新約之後，隨後中國又與比、挪、加、瑞（典）、荷、法、瑞（士）、丹、葡等國簽訂了類似條約，這樣以來，不僅《辛丑條約》加之中國身上的恥辱被消除了，而且一百多年來中華民族受歧視、受壓迫的國際地位也得到了根本改觀。孫中山1924年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所期盼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如外人租借地、領事裁判權、外人管理關稅權以及外人在中國境內行使一切政治的權力侵害中國主權者，皆當取消，重訂雙方平等、互尊主權之條約。”（《孫中山文粹（下）》，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703）得到了基本的實現。“不平等條約”這個概念就是孫中山提出來的。應當指出的是，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亦即國民革命軍北伐與國民政府統一全國之後，已經基本收回外國設在我國沿海、沿江地帶的租界與租借地。正是由於全國人民和歷屆政府的浴血奮戰與頑強奮鬥，外國列強凌駕於中國人民頭上的特權至此全部廢除了，中國人民終於擺脫了半殖民地的弱國地位。
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是為適應中國與英、美新約簽訂後的新形勢而發表的，文章對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發展歷程以及帝國主義強加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作了系統論述，並對英、美兩個主要西方列強廢除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給予很高的評價。的確，由各國列強利用不平等條約控制中國的局面，正是在“二戰”中結束的，中國不僅真正實現了獨立自主，也成為反法西斯同盟的四大強國之一，同時也是聯合國的創始國暨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
五、中國近代史的餘緒
外國列強借助《辛丑條約》以及其他不平等條約，凌駕於中國人民頭上的特權地位雖然被廢除，然而，對於近代以來外國列強侵佔中國領土的問題並未得到解決。中國近代以來，通過武力強行割佔中國領土的主要有三個國家，按照其侵略中國領土的規模來排序，即俄國、日本與英國。中國作為“二戰”的戰勝國，通過《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公告》，日本侵佔中國的滿洲國、臺灣、澎湖、南海諸島等地最終迴歸祖國。
許多歷史學家看來，1900年俄國出兵侵佔我東北全境，此一行徑與同一時間發生的八國聯軍侵華屬於同一事件。俄國在庚子賠款中分贓最多，其出兵中國東北的軍費開支龐大，也曾經作為分贓理由。歷史不能假設，假如談判代表楊儒迫於俄國淫威而屈服，假如俄國逼迫李鴻章在病榻上簽字得逞，假如俄國在日俄戰爭中戰勝了日本，東北全境也就如同其他被俄國侵佔的國土一樣，成為再也無法收回的“黃俄羅斯”。
蘇俄歷史上侵佔的大片中國領土
由於蘇聯與沙俄一脈相承的侵略政策，在半個多世紀中侵佔了我國極為遼闊的國土。直到20世紀的末期，除了黑瞎子島的一半以及“外西北”的極少部分迴歸之外，原屬中國領土的整個“外東北”即外興安嶺以南、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地區，以及庫頁島與唐努烏梁海，目前仍然看不到迴歸的希望。甚至在中國終止英、美在華特權之後，“二戰”結束前夜，斯大林竟然通過《雅爾塔協定》從中國分裂了外蒙古，“共享”了中東路，控制了旅順港。
至於英國關於戰後解決“九龍”問題的承諾，對於蔣介石來說，他根本不存在什麼“戰後”機遇期，未待“接收”完成，就已陷入了國共內戰。因此，在他手裡解決九龍與香港問題根本不可能。以致改朝換代後，仍然被擱置了半個世紀，直到20世紀末葉，香港與九龍才真正迴歸了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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