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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曾见，金陵玉树莺声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孔尚任《桃花扇》
在一般人眼里，煤老板靠的是老天给的资源，用的是见不得光的手段，赶巧碰上了好年景，发财发得容易。有了钱之后，尤其是短时间内的暴富后，自重变成天方夜谭，奢侈腐化、绯闻满天飞。但如果只从表面现象看人看事，实在武断，任何人都有很多面，煤老板也一样。如果细细品味，会发现煤老板也有不简单的地方。老一代煤老板开始创业时，哪个不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豁出身家性命，身先士卒，带头下井挖煤；八十年代矿难频繁，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产权不清、技术落后，这个暂且不谈。可被矿工家属打死，家门口被人埋雷管的煤老板大有人在；再算上和当地村民大规模械斗的经历，当煤老板着实是个玩命的行当。
悲惨的故事大多相似，暴富的传奇各有各的精彩。煤老板的看头不是钱如雨下，而是充满更多可能性的人生。在那段时代大戏里，煤老板们命运背后的智慧、荒唐与眼泪不由得让人戏谑喟叹。
开山派：安土重迁，回馈乡里
八十年代创业的第一代煤老板都完整地经历过五六十年代，他们的人生不缺磨难和折腾，这让他们的人格充满硬度和吃苦精神。他们在那个年代搞煤矿，没人是自愿的，都是迫于无奈，抱着落草为寇的心态，投身煤焦事业。在纳税问题上，他们诚实得近乎迂腐。在浪漫理想主义劲头上，他们则是一山更比一山高，最突出的当属老于。老于的理想虽然无关民生，却事关生死，亿分之一他成功了呢，岂不大震撼。
这些老牌开山派基本都没什么文化，好多甚至不识字。煤老板二铁有个私人电话本，外人翻开看一定觉得跟天书似的，里边除了数字，全是自创的象形文字，高度抽象，像是搞密码工作的。算起来老于学历最高，完小毕业，相当于现在的小学六年级。元老派出身贫苦，却守土爱家，舍得花大钱支援家乡建设。
他们自己没知识，却很尊重文化，大多热心教育，有钱之后，捐建了不少学校。他们不懂传统文化，却秉承了传统精神，有了钱，不嗜赌，不淫乱，从来没有被烧坏的痕迹。他们憎恶贪得无厌的官员，却敬畏神圣的官位。
骨子里，他们觉得自己仍只是个农民。
少壮派：投机享乐为主
与第一代煤老板相比，四十岁左右的少壮派煤老板显然不太节约，不太老实，不像前辈们那样爱尽义务和责任。花花肠子不少，喜欢投机走捷径。
其实不只是煤老板圈子是这样，别的行业的老板圈子又能好到哪里呢？一代比一代不厚道，很难说是个人素质问题，基本是受大环境影响。时代在剧变，人情容易高于法治，捷径成为主路，投机成为习惯，努力和牺牲变得很傻很天真。
少壮派煤老板只是整个这一代民营企业家群体中一部分，很多缺点都是共性的问题。比如讲迷信的问题，其实容易理解。煤老板属于高危行业，出门看黄历，买楼看风水，基本上成为行规。
一般来说，个人资产十亿以下的煤老板是最奢侈的，媒体上曝光的一些傻人傻事基本说的都是他们。一些资产十亿以下的兄弟们，普遍没大追求，拿命换来几个亿资产，也就不再想发展的事了，可着劲造钱享受。至于公益事业，他们有时候也豪捐，但多是出于面子问题的考虑。
个人资产十亿以上的，一个比一个抠门，一个比一个会算计，请人喝假茅台，送人假LV包，让司机把酒桌上用过的擦脸毛巾都收起来擦车，干的都贼自然。这拨人钱多人抠，但有追求，满脑子想的不是享受，而是怎么把事业做大，他们对公益事业、地方建设事业的贡献也很大。但凡有追求，爱做事的人，手段或许多元化，但出发点和目标绝对不是只满足个人私欲。
至于包养二奶和小三的风气，在少壮派煤老板群体中确实比较普遍。有意思的是，煤老板们虽然在外面花，但离婚率不高，正房大多还是从前的糟糠之妻。
一方面是离婚的成本过高，假如离了婚，自己辛苦打拼的财产要有一半分走，这对于暴富的煤老板来说心如刀绞；一方面，源于煤老板们妻子们的包容，中国传统女性在婚姻中大多比较忍让，对于丈夫的花天酒地，多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的态度；另一方面，煤老板们重面子，在乡里发家致富之后，立马甩掉糟糠之妻，社会上的舆论让他们的面子挂不住。
说到底，煤老板不是从神经病院毕业的高材生，也不是煤堆里修炼出来的妖魔，都是凡人、普通人，不断地犯错，不断地改错，再不断地犯错。
每一块煤矿石都沾着人命
八十年代末，当时干煤矿辛苦，有些井矿工没人敢下，都是煤老板喝几口烧酒，带头下去干。当时的山西煤矿普遍问题是不用先进技术，先期设计建设投入不足，工人超负荷运转情况严重。深层次的问题是煤矿产权不清，煤价过低，煤老板挣得钱还不够还债，根本没办法按照安全规定生产。那时候，大煤矿、小煤矿都差不多，井下像地狱，巷道里满是积水，瓦斯探测器亮着红灯，显示瓦斯浓度超标。当时几乎所有的井下瓦斯探测器都被做过手脚，本该显示1.2时只显示即便是调校过的探测器，正常情况下都亮着红灯，意味着超标超得厉害，干活的工人们很危险。按照规定，采风回风巷、采掘工作面回风巷风流中瓦斯浓度超过1070就应该停工通风，但没人会遵守这规定，本来就不大挣钱，该停工就停工，煤矿真的不用干了。安全检察员倒是常会来，那是来拿外快和烟的，不是来找茬的。
本来煤矿的通风井只能用于通风，严禁进行生产。沛东煤矿当时为了赶工期，通风井也用于生产，导致突出的瓦斯撞开风门，漫到整个巷道里，造成井下爆炸，有7处严重塌方，死了二十五个人，重伤两人。本县本村的矿工，死一个赔五万，有一对是父子俩，赔了十二万，多赔了两万。本县外村死的矿工，死一个赔四万。外地矿工便宜点，死一个赔三万，外加一个军大衣，两条毯子，裹尸体用。四川的矿工死了三个，家属都选择把人在当地火化，拿骨灰盒走。山东的矿工死了一个，来处理后事的是死者的弟弟，思想比较传统，想把尸体拉回去土葬。当地人嫌不吉利，不给拉。小伙子一咬牙，用矿上赔的钱买了辆摩托，把少了半条腿的哥哥绑在背上，活生生骑回山东。当时正是冬天最冷的时候，骑十个小时摩托，小伙子肯定被冻在上面了。
本县本村的十五个矿工一起出殡，那天冷极了，风像刀子一样，整村人都穿着白衣白裤，抬着十五口棺材，在山路上走，招魂幡被风吹得飞了起来，唢呐和哭声让人听得心里发毛。
重伤的两个人，一个被炸飞的大面积烧伤，在医院住了三年，做了十几次手术，花了三十多万；离炸点远的被矿车砸瘫痪了，矿上给他发份工资，算是永久性养起来。
好像是从1992、1993年开始，煤矿都不太想用本地的工人了，嫌出了事麻烦，赔得多不说，煤矿也有被铲平的风险。大家开始喜欢用四川工人，大约因为出了事，四川矿工的家属比较豁达，拿了钱就走人，不十分讨价还价。
在那漆黑的年代，煤矿出事很正常。矿工们工作在充满危险的井下，牺牲在“黑色的金子”中，也被遗忘在扬起的漫天尘埃里。
战斗！拼杀！为了钱！
煤矿开到哪里，煤老板和当地村民的战火就燃烧到哪里，符合哲学规律，万事万物必然有矛盾，利益越突出，矛盾越尖锐。
开煤矿要占农民的地，煤老板觉得一亩田给个几千块补偿款够多了，农民觉得自己是高产田，这么点钱哪够。再说，煤矿一开，村无宁日，机器响得能把房子震开缝，二十几个轮子的大货车像万人坑里开出来的大灵车，从早到晚吵死个人，污染就不用说了，谁让咱生在煤炭大省呢。
还有就是安全问题，不提煤矿有拿硝铵私制炸药的潜规则，光炸药库的存在绝对就是风险，火力大得能把村子从宇宙中彻底抹掉，这笔血账一亩几千块能抵平吗？承包地、自留地、集体用地，统统得加钱。
农民要加钱，煤老板不同意，怎么办？亮剑呗。百十来个农民堵着不让煤矿开工，派某胖大婶抱煤老板的大腿，算开胃小摩擦。有摩擦就有火星，死耗着毕竟不解决问题，嗓子喊干了，开始打吧，再不打该耽误吃晚饭了。
煤老板出来混，身边自然有专职应付打仗的猛士，打架正规专业，把农民的脑袋当砖开，是煤老板战斗队的急先锋。矿工也不是游兵散勇，大多是四川民工，天生抱团，而且招的时候，煤老板刻意招些父子兵，就是为了打仗时有战斗力。
农民这边的凝聚力不用怀疑，但编制不固定，上千人的大村子自然兵多将广，小村子人肯定少，最少只有几十个人；战斗力也不稳定，人多地少的村子战斗力强，穷了自然少顾虑，打起来敢上，啥武器也敢使，富裕点的村子战斗力相对弱些，但很富裕的村子也麻烦，他们雇得起佣兵，能杀煤老板个措手不及。
第一仗很重要，摸底之战，士气之战，信心之战。一般来说，煤老板军团战斗经验丰富，准备充分；而农民毕竟不常打，战斗经验少，玩起真的来，反应迟缓，支援不力，容易在第一仗落于下风。对于煤老板来说，第一仗不仅要胜，还要有技巧，既要把村民打怕，又不能打太狠，容易出反效果。曾经有个煤老板第一仗没有见好就收，把村长的儿子干死了，本来可以速战速决的胜利变成了五十集战争剧，打累死了，苦不堪言。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有的村子看着人多，心不齐，势不众，容易认怂。煤老板在第一仗打赢之后，迅速收买内奸，积极展开分化瓦解工作，对于第一批愿意接受补偿款的群众，还会附赠一些福利，比如几袋好米，几桶油，并承诺优先安排第一批群众在矿上工作。只要有了第一批人，剩下些没了心气的人，就更好对付了。
有的村子，人穷命横，第一仗打输了，反而会极大激发出他们的战斗激情，积极改良武器，自制燃烧弹，把农用铁镐、铁锹改造成军用性质的，把镰刀安上木把，当钩镰枪用。
遇到水土硬的穷村刁民，第二仗必然成为生死之战，死伤在所难免。在这样的战斗前，煤老板一定要拍出几箱人民币，以激励士气，务必明确规定，往死里打，打死一个农民五十万，矿上负责养全家，打残一个农民十万，保证终生就业，谁敢临阵脱逃，老子第一个弄死他。
当然，煤老板不希望出人命，但必须拿出要人命的气势，把手下人鼓动起来，要不然遇到这样的硬仗，一顶不住，补偿款就成了天价，正在建设的煤矿也会有被铲平的危险，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第二仗最为血腥，不躺倒一片战斗就不会结束，基本人人杀红眼，家家有重伤，没有真正的胜利者。说来也怪，凡是打得狠的战斗，重伤不少，死反而不容易，或许因为大家部打得太投入了，反而不容易死。
第二仗惊天动地打下来，上头就会派干部、公安出面调停了。
他们的工作不好做，有些干部没经验，一出事就赶到一线，自然惨遭村里妇女们的围攻，听一通粗野无比的乱骂不说，手、脸、衣服都会被乡下妇女们撕破。
有经验的干部会这么处理，把乡长、村支书先叫来，让他们先把村里带头闹事的列出了名单来，针对这些起义头领研究相应对策，争取采用合理的方法分化瓦解。
战略战术制定好之后，乡长、村支书组建十几个工作组，在村里不停地开会，开名目繁多的会，党团工作生活会、妇女民主生活会、农村文化建设示范典型会、人才振兴会……通过开会，一边做工作，一边消解农民的对立情绪，消磨他们的斗志。几十个会开下来，村民们都被开傻了，再开会谈条件相对好谈些。
煤老板们大多数不识几个字，但在社会中摸爬滚打后，对人心有着彻骨的认识。
善与恶的结合
山西煤老板，他们大多出身贫寒，在那个穷困的年代，靠着自己的胆识与魄力闯出了一条活路。他们身上大多还留有中国传统农民的质朴，勤劳奋进。在摆脱贫困之后，也乐于为家乡建设捐款出力。这时的煤老板是一副慈善企业家的模样，是带领家乡脱贫致富的榜样。
另一面，他们也是为了利益敢于豁出性命的“亡命之徒”，只要能够赚钱，他们可以在不听话的村民脑袋上“开瓢”，也可以将矿工的命当做不值钱的草芥。他们是爬在中国大地上的吸血虫，贪婪的攫取利益。
但终究，他们也是普通的凡人，避免不了恶，也抹去不了善。他们只是在那段历史中走在舞台中央的演员，演出完毕，也就退下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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