戳破“平庸之惡”中的偽邏輯
文 | 張舒傑
“艾希曼不是平庸，而是惡” —— 《紐約時報中文網》
首先我要承認，平庸之惡是存在的，但此種平庸之惡並不是漢娜 阿倫特筆下的那個被她稱為“平庸之惡”的事物，而恰恰是它的反面。
平庸之惡的早期論述，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著作，《尼各馬可倫理學》。在該書第七卷中，亞氏單闢兩章，集中論述了放縱和不能自制兩種人性中的惡。渠如此區分兩者的區別：
一個人追求過度的快樂或追求到過度的程度，並且是出於選擇和因事物本身，而不是從後果考慮而這樣做，便是放縱。這種人必然是不知悔改因而不可救藥的。...... 人們都認為，不是處於強烈慾望、而是沒有或只有微弱慾望就做出了可恥之事的人比那些出於強烈慾望之人更壞，不發怒而打人的人比發怒而打人的人更壞。
亞里士多德在這裡針對放縱（intemperate）和缺乏自制（lack of self-control）的表述是非常有趣的。亞氏認為那些能被稱為放縱者之人大概需要滿足以下幾個條件：第一，擁有深思熟慮的選擇，也就是說這個人具有選擇權利，有充足的時間和空間來決定自己要不要做惡，他選擇作惡不是因為害怕惡的後果，而只是因為快感本身；
第二、放縱之人行任何可恥之事的時候，都可以神情自若、處之泰然，他不需要調動個體強烈的慾望，就可以犯下任何可能的罪行；第三、放縱之人當其東窗事發，惡行敗露之際，他決不會有思考悔改之意，對他來說殺人也好放火也罷，並不是一件多麼大不了的事情，實在是稀鬆平常，就跟請客吃飯一樣自然，是不需要藉助感官刺激就能完成的行為；第五、放縱之人所犯之惡一定是連續的，他不可能今天做惡，明天就不做惡了，他一定是一直在作惡；第六、由於這種惡的連續性，發展到後來，放縱之人所犯下的惡行每每能逃過施惡者的注意。他對自己的惡是無意識的，也不認為自己所做的一切是惡；第七：最後，與缺乏自制者不同，放縱者在追求過剩快感之時，他認為自己理應如此。亞里士多德儘管並沒有為放縱之人的惡定一個名字，但是根據以上的論述我們不難為這種惡給出一個準確的名稱，那是一種出類拔萃之惡，是一種純粹之惡。反之，和放縱之人的出類拔萃之惡相比，那些缺乏自制力之人所表現出來的惡則要平庸得多，是一種平庸之惡。亞里士多德的理由是：“他如果帶著強烈的感情，又會做出些什麼呢？所以放縱之人比缺乏自制者更壞。”在亞里士多德看來，旺盛的慾望是誘使人類作惡的源動力，而一個放縱之人身上異於常人的地方是他極為低下的作惡下限 —— 這意味著，哪怕在幾乎沒有任何慾望驅使的情況下，都不妨礙他自己做出那些令人羞恥的行為來。 那麼一旦這個放縱之人真地調動起自己全身的慾望，到底能做出怎樣可怕的事情來呢？
關於這一點，漢娜. 阿倫特其實是知道的，因為他筆下的艾希曼與其說是一個平庸之輩，倒不如說更接近於這個亞里士多德筆下那個冷酷到極點的惡魔。
這裡我們試摘錄幾段德意志相面大師阿倫特對艾希曼的白描式陳述：
艾希曼本人的態度卻並非如此。首先，他認為謀殺的罪名就是錯誤的：“我沒做過任何跟殺害猶太人有關的事。我從未殺過任何一個猶太人，或一個非猶太人，總之——我從未殺過任何人。我也從未下命令殺死任何一個猶太人或非猶太人。我根本就沒做過。”抑或如其之後的說明，“事情就那樣發生了……我什麼也沒有做過”——因為，假如命令他去殺害自己的父親，他也會義無反顧去做。
六位心理學家都證明他“正常”，其中一位心理學家據說發出了“無論如何，艾希曼比給他做完檢查的我還要正常”的驚歎。而另一位心理學家發現艾希曼的整個心理表現，他對妻兒、父母、兄弟姐妹以及朋友的態度，都“不僅正常，而且十分值得稱道”。最後，那位定期來監獄探視他的牧師，在最高法院結束對艾希曼的聆訊之後，向每個人保證，艾希曼是“一個非常具有正面想法的人”。
他只不過，直白地說吧，從未意識到自己在做什麼 。就是因為缺少想象力，他才會一連數月坐在那裡，對一個審訊他的德國猶太人滔滔不絕、挖心掏肝，一遍又一遍解釋為什麼他只是一個區區納粹黨衛軍中校，說他沒有得到晉升不能怪他。總的來說，他非常明白究竟發生過什麼。在法庭上的最後陳述中，他說到了“重新評定[納粹]政府制定的價值觀”。他並不愚蠢，他只不過不思考罷了——但這絕不等於愚蠢。是不思考，註定讓他變成那個時代罪大惡極的人之一。如果這很“平庸”，甚至滑稽，如果你費盡全力也無法從艾希曼身上找到任何殘忍的、惡魔般的深度；縱然如此，也遠遠不能把他的情形叫作常態。
藉由漢娜阿倫特對艾希曼本人有意識的敘述（我們有理由認為她已經對艾希曼有所美化），也就是說她儘量稀釋了那些對艾希曼不利的描寫，但饒是如此，當我們對他的個體舉止行為特徵稍加歸納和總結，就不難發現艾希曼與放縱者在特質上的完美契合：艾希曼對自己所犯的罪行並毫無悔過之意，不認為自己所犯之行是惡。艾希曼是一個哪怕在巨大罪行行將敗露之際，都處之泰然之人，他完全不需要調動自己身上強烈的慾望和情緒，歇斯底里，在法庭上矢口否認自己所犯的罪行。恰恰相反，他的態度“不僅正常，而且十分值得稱道。”而這種正常的，冷靜到極點的表現“往往比艾希曼曾被心理學家們診斷為‘一個危險的殺人狂魔’、‘具有變態和虐待人格’”要可怕千倍。
艾希曼甚至從來沒有對猶太人流露出明顯的好惡，“他用盡全力：他對他的受害者們從未懷有任何惡意，甚至從不掩飾這一事實。”他本人以“猶太通”著稱於世，他研究猶太人的思想、心理、行為模式，這種優點成為了他在納粹官僚序列得以持續攀爬的晉升之資。以上這一切意味著，對艾希曼來說，殺死一個猶太人在他內心深處所引發的情緒波動並不比殺死一隻牲畜，吃一頓飽飯要更強烈。他對自己的行為有著清醒的認識，可以為自己的行為完全負責，他根本就不是一個神經錯亂的病人。作為一個“出自殷實的中產階級家庭，只是沒什麼大出息”的典型德國市民階層，艾希曼和那些希特勒的狂熱信徒並不一樣，他完全有理由說服自己不要成為一個“猶太通”，但他就是那麼做了，他是有選擇地成為了那個屠殺猶太人的劊子手的。至於阿氏所稱艾希曼對他的所作所為不加思考，並不因為他真的“平庸”至極，缺乏深思熟慮的能力（deliberate choices），那是由於惡對他已經太稀鬆平常，早就成為了一種日常生活的常態。他既然已經不認為自己所幹的勾當是惡了，自然也就不用再進行任何有關的思考，他所有的只剩下一種習慣了。漢娜阿倫特聲稱在他身上沒有發現劊子手所應有殘忍的、惡魔的深度，但事實是沒有深度、一點也找不到殘酷的影子，恰恰才是惡魔的本相。惡魔是不以惡為惡的，他們在作惡之時，每每懷有輕鬆愜意的心情，自認為在做一件自然之事。 畢竟一個形如惡魔之人當其執行某個已經操練了成千上萬次的動作之時，顯然是不用思考的。思考意味著他的動搖，反之，他才能堅硬如鐵，把惡進行到底。
以下的原理非常簡單，甚至是不言自明的：我們必須牢記，凡惡必不平庸，而所謂的平庸之惡，甚至都不是惡。
誠如亞里士多德所言：“缺乏自制者非惡是不言自明的，儘管某種意義上它也算作惡。因為缺乏自制與深思熟慮相反，而惡卻必須經由深思熟慮。” 所謂平庸之惡，如果這種平庸之惡也可算作是惡的一種的話，當它在一個缺乏自制力的人身上顯現時絕不應該如阿倫特在法庭上所看到的那個樣子。一個身懷平庸之惡的人，他往往缺乏選擇的權利，壓根連深思熟慮的資格都沒有。他清楚地知道惡的結果，但是更意識到他如果不那麼做就要去死。他無論是因為一時衝動還是意識到自己所做之行的嚴重性但往往無法自持，都迫使他必須調動全身的慾望，逼迫自己衝破德性的底線。可是他一旦犯下惡行，全身的慾望得到了釋放，理性回到了它應該在的位置之後，就會後悔不已。這就註定了缺乏自制“就好比癲癇病”，而因缺乏自制而導致的平庸之惡註定是短促的，不連續的，一旦犯下，可能終身不犯。
亞里士多德說得好：“不能自制之人不是不正義之人，只是行了不正義之事”，他與放縱者相較至少還保留了些許人性。如果艾希曼真得如漢娜阿倫特所說是一個平庸之輩，那麼他完全不應該如她所描繪得那樣，鎮定自若得活像一個“小人物”。按照阿倫特所引以為傲的相面法，他難道不應該像一頭憤怒的公牛一樣，眼裡佈滿血絲，在法庭裡近乎於歇斯底里地到處咆哮，先是否認自己的一切罪行，等到罪行確鑿之後，則開始大聲懺悔，淚流滿面，不停地用巴掌抽打自己的面部，抱怨自己的壞運氣，詛咒那些讓自己犯下這不可饒恕罪行的大人物嗎？這才是一個真正的小人物，一個U形鎖揮舞者所應該做的事情，所應該展現的情緒。但是在艾希曼身上，你絲毫找不到這種正常人應有的情緒，他冷靜正常得令人窒息。
那是因為艾希曼身上所攜帶的從頭至尾就不是一種平庸之惡，而只可能是真正意義上的出類拔萃之惡。
這一切，正如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所揭示得那樣：恰恰“平庸”才是出類拔萃之惡的特點，倒是“觸目驚心”更符合平庸之惡的表象。
平庸只是出類拔萃之惡的表象，精緻出眾才是它真正的骨血。漢娜阿倫特在耶路撒冷所玩弄的把戲，使用一種描述肉體平庸的相面法，先是讓肉體平庸等價於精神平庸，引導觀眾進入她預設的邏輯陷阱之中，不自覺地以為艾希曼的精神世界與他的肉體一樣平庸。當她完成了這最初的工作之後，再發明一個名叫平庸之惡的名詞，玩弄偷換概念的把戲，把出類拔萃之惡的定義注入到這個名叫平庸之惡的名詞裡面，驅逐它真正的靈魂，剝奪真 * 平庸之惡為自己辯護的權利。那些受到了漢娜阿倫特此種“詞語奪舍術”（言九林語）迷惑的的普通人、甚至包括知識分子們，一旦他們接受了漢娜阿倫特“平庸之惡”的概念，在各路論壇上引經據典，大放厥詞，其實根本不知道，當他們在這麼幹的時候，並不是在譴責艾希曼這樣的惡魔，恰恰相反，其實是在咒罵自己還有那些和自己一樣的普通人。試問世間還有比這更自虐的行為嗎？漢娜阿倫特作為海德格爾的入室弟子，在哲學之鄉德國受到了當時世界上最好的哲學訓練，熟讀古典世界的“四書五經，對《理想國》、《尼各馬可倫理學》、《政治學》這些西方文明的奠基性文本爛熟於心，她理應比誰都清楚真正的平庸之惡到底是指向形如艾希曼這樣“活著的惡魔”，還是那些被裹挾在歷史洪流中的普通人，可是她就是選擇性失明。更為諷刺的是，他的老師海德格爾恰恰是亞里士多德研究的大家。哲學的訓練並沒有讓阿倫特生出一星半點的憐憫之心，只是讓她的話語中間滿是對正義審判的不屑，對自我智識的標榜和炫耀，乃至於對人類終極苦難的極端蔑視。這種蔑視其後被簡體中文世界的壞人們敏銳地捕捉到了，正因此阿倫特的著作才可以做到無刪節引進，被翻譯成簡體中文，因為她的文章根本沒有一個字需要被改動，也無需改動。它是真正的“惡的宣傳書、惡的宣傳隊、惡的播種機”。
“平庸之惡”和阿氏的其他著作在簡體中文世界的走紅某種意義上也折射出生活在這個被古老霧霾籠罩國度下的真知識分子們所面臨的雙重困境：他們不但要和世界上最壞的僭主們作戰，還要和西方世界那些劣儒、偽儒們作戰。簡體中文世界對類似平庸之惡這樣大而無當，對普通人滿是敵意的話語的標榜和推崇，真的可以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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