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甲骨文、金文，到篆書、隸書、楷書，漢字經歷了上千年的演化史。隋唐之後，楷書成為漢字正宗，並影響到周邊，形成一個覆蓋東亞的“漢字文化圈”。
放眼整個“漢字文化圈”，在近代，漢字的地位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戰。1949年後，漢字又經歷了不止一輪的簡化。從中，我們能隱約感受到時局的複雜。作者在梳理了漢字發展的歷史以後指出，到現在，漢字進一步簡化的土壤已經不復存在。
撰文丨郭曄旻
漢字演變史：從甲骨文到楷書
回到一百多年前。1898和1899年之交，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發生了一件重要的事件——甲骨文的發現。王懿榮從藥鋪買來的“龍骨
（龜甲獸骨）
”上發現了古文字。
起初，人們並不相信他，認為這只是古董商人為了謀取利益而編造出來的。但金石學者羅振玉堅信甲骨文存在的真實性。也正是他，確定了甲骨文的出土地點就是河南安陽縣西北五里的小屯村，研究並發現甲骨文裡有十多處記載了商王的名字，指出甲骨文的出土地就是商朝都城。
土方徵塗朱卜骨刻辭（國博供圖）。圖片來自《新京報》2019年10月對國家博物館“證古澤今——甲骨文文化展”報道。
從歷史研究的意義上說，甲骨文的記載，證實了司馬遷在《史記·殷本紀》所記載的商王朝確實存在。這些來自三千年前古文字的證據，把中國有考據可信的歷史提早了一千年。而從文字的角度考慮，世紀之交甲骨文的橫空出世，意味著漢字找到了迄今最早的源頭。可以說，從三千年前的甲骨文至今，漢字的演化一脈相承。
甲骨文絕大部分是用刀刻出來的，少數使用毛筆與硃砂書寫而成。它雖然已經形成比較成熟的文字體系，畢竟去古未遠，還保留了早期文字“象形”的特徵。
到了商末周初，大約時人又嫌龜甲獸骨的質地低劣，便使用青銅澆注起“金文”來。金文的質地固然好了，但青銅終歸是昂貴的金屬，不宜普及。
金文中的“馬”。
於是，到了戰國時期，一種線條圓渾，筆道勻稱，適合於在簡帛上書寫的字體——“篆書”應運而生。不過，由於篆書的字體由圓渾的線條連接，影響了書寫的速度。因此秦末在民間便流行起相對書寫簡潔的“隸書”。隸書字型變圓為方，線條變弧為直，實現了徹底的筆畫化。“隸變”因此成為古今漢字的一個分水嶺。但“隸書”因為講究蠶頭燕尾，點畫波折，書寫的速度仍然受限。於是在魏晉時期開始流行一種去蠶頭燕尾，變波折為平直的字體“楷書”。
蠶頭燕尾，隸書常見筆法。起筆凝重，結筆輕疾。
發展到“楷書”時，漢字的演化似乎已經到了終極階段。它一直沿用至今，一千多年來其形體也沒有多少改變。當然，隨著漢字的發展，古文字的構成規則，也就是《說文解字》所列舉的“六書
（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註、假借）
”已有所變化。大部分象形字已不再象形，“指事字”也已失去了原來指事的意思。比如“表”字原本是一個象形字，古字形像人身上披著動物的皮毛做成的上衣，後來才引申為“表面”等含義。
指事字，一種抽象的造字法。當沒有、或不方便用具體形象畫出來時，就用一種抽象的符號來表示。
在甲骨卜辭裡有相當多的假借字，先秦的古書裡假借字也很多。譬如，“戚”字的本義是“斧子”，借為“悲慼”的意思。
“自”，一個假借字。“自”本來是“鼻”的象形字，後來因為“鼻”的發音與“自”一致，故假借為“自”。假借字，即假借已有的音同或音近的字，來代表所想表達的字。
但是，到了後來假借字越來越少了。這是因為形聲字克服了漢字需要“假借”的弊病，既能表音，又能表意，所以後起漢字大都是形聲字，“假借”的方法慢慢變得不那麼重要了。原來的象形字和會意字很多也加上聲旁或形旁而成為形聲字了。就像“斃
（斃）
”字，從死，敝聲，本義指的是人死後倒下去。另外，“標
（標）
”其實也是一個形聲字，它從木，票聲，本義指的是樹梢，也指掛在木杆上來做標識的旗幟。
近代以來的漢字文化
隋唐之後，楷書成為漢字正宗，還影響到周邊，形成一個覆蓋東亞的“漢字文化圈”。看起來，一切都很和諧。
直到“三千年未有之鉅變”的到來。
鴉片戰爭
（甚至更早一些）
之後，擺在近百年中華民族面前的根本只有一個問題：“中國人能近代化嗎？”有識之士紛紛探求救國之路，其中一些人認為中國欲富強，首先就要開啟“民智”，因為與其他國家相比，當時中國的文盲率過高。
在中國歷史上，璀璨至極的漢字文學與低下的民眾識字率並行不悖，是一個突出的現象。直到1949年，全國5.5億人口中還有80%是文盲，其中農村文盲率更高達95%以上。許多人將其徑直歸咎於漢字的繁難，所謂“茲漢字之難也，中外古今未有，難於辨，難於記，難於解，難於用”。
《鴉片戰爭》（1997年）劇照。
既然如此，順理成章的結論便呼之欲出。清末民國的名人吳稚暉就說：
“漢字之奇狀詭態，千變萬殊，辨認之困難……此乃關於根本上之拙劣。所以我輩亦認為遲早必廢也。”
後來，知識分子對漢字的批判聲浪更加高漲。著名音韻學家錢玄同在《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中提出“漢字……斷不適用於20世紀。” 瞿秋白在《普通中國話的字眼研究》一文中也說，中國的語言要充分發展下去，要成為現代的，能夠適應廣大群眾的新的文化生活，就必須完完全全廢除漢字。”至於魯迅在《且介亭雜文·關於新文字》中則將文字問題說得更加嚴重：
“漢字也是中國勞苦大眾身上的一個結核，病菌都潛伏在裡面，倘不先除去它，結果只有自己死。”
《聲入心通：國語運動與現代中國》，王東傑著，譚徐鋒工作室 |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3月。
在這些知識分子眼中，將漢字拉丁化才是出路。1922年出版的《國語月刊》漢字改革專號的封面形象地反映了當時鼓吹拉丁化的趨勢：一群揮刀持槍，乘勝追擊的革命軍
（注音字母）
，刀上槍上都沾滿了鮮血，將青面獠牙，嚇得倉惶逃命的牛鬼蛇神
（漢字）
殺得東躲西藏，一敗塗地。
實際上，早在19世紀後期，用羅馬
（拉丁）
字母拼寫漢語的嘗試就已經出現。西方傳教士在東南沿海傳教時，為了在
（漢字）
文盲的百姓中佈道，基於各地的方言口語創造了好幾種羅馬字。其中影響最大的當屬 “白話字
（Pe̍h-ōe-jī）
”。
白話字，一種拉丁字母拼音方案，用來書寫閩南語。上圖為白話字用例：臺南東門巴克禮紀念教會。
在福建、臺灣一帶，這種閩南話羅馬字一直流傳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即便是當代的“臺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方案”也與其有著淵源關係。通過這些小範圍羅馬字的試驗，當時文字研究者們的普遍認識是，西方拼音文字，只要學二十幾個字母和拼寫、讀音的法則，就可按話寫字，堪稱“掃盲”利器。
鑑於漢語是一種單音節語言，同音字眾多的問題是羅馬字無法迴避的矛盾。著名語言學家趙元任曾經做過一段帶有戲謔性質的“施氏食獅史”。許多人將其視為“拼音不能區別同音字”的絕佳例子。
《施氏食獅史》，全文讀音均為shi。
但實際上趙元任的本意恰恰與之相反。他的真實目的是想說明，文言是不能擔負口語交際職能的、有重大缺陷的語言。相反，凡是“聽得懂”的語言，寫成拼音文字，也能“看得懂”。這正與瞿秋白的看法不謀而合，在後者看來，“漢字不是現代中國四萬萬人的文字，而只是古代中國遺留下來的士大夫一一百分之三四的中國人的文字”，文言“作用根本就不在於聲音，而只在於形體，所以也就用不著什麼拼音制度”。
時代變局與漢字簡化
實際上，回首過往，假若放大視野的話，不難發現，近代漢字的地位，在整個“漢字文化圈”，都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黑船來襲”：1853年，美國東印度艦隊出現在扼守江戶灣要衝的浦賀近海，用武力威脅日本“打開國門”。
追根溯源的話，從一開始，東亞各國在漢字運用中就遇到一個問題：“國之語音，異乎中國”，漢字無法完整、準確地表達民族語言。朝、日對此的解決辦法是分別發展出了將漢字用作記音符號的“吏讀”
（朝鮮文創制前借用漢字的音和義標記朝鮮語的一種特殊的文字形式）
與“萬葉假名”，並最終形成了本民族的拼音文字：“訓民正音”與平假名/片假名。只不過，日本逐漸形成了漢字假名混用文體，而朝鮮的“訓民正音”長期不登大雅之堂。
至於越南則另闢一途，這就是“字喃”，意即“南國之字”。其實，“字喃”就是用漢字“六書”法再造字，繁難程度較漢字更甚，而且各人書寫隨意，始終未能實現標準化。有一個極端事例，有人想寫“砂鍋”，於是取砂鍋質地的“土”字，與表
（越南語）
“砂鍋”之音的“也”字合在一起，自以為完美無缺，結果無人能懂，因為他造出的“字喃”其實是個“地”字。
字喃，又稱“喃字”。
但是後來，這些國家的“漢字”與在中國本土一樣跌下神壇，淪為改造對象。有些諷刺的是，原本漢字地位越高，反而去漢字化愈加徹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很短時間內，拉丁字母“國語字”就成了越南的官方正式文字，漢字
（包括字喃）
徹底退出歷史舞臺。
越南“國語字”。
語言學家黎錦熙就提出，改良文字須得分三步走。第一步，是“漢字簡化”，這是漢字本身結構的改良。接下來，“漢字注音”，也就是所謂“半走拼音路線”，接下來的第三步，終究要“全走拼音路線”。
顯而易見，不論最終目標是不是漢字拼音化，減省漢字筆畫的“漢字簡化”已成當務之急。漢字簡化其實不是彼時的首創。早在1932年，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就編寫了《國語常用字彙》。其中指出：
“宋元以來有一種通俗的簡體字……故本書……用小字附註於普通體之下，以示提倡。”
到了1935年1月，國民政府更是制定了《第一批簡體字表》，共收324個簡體字，惜乎此舉不久即告無疾而終。到了1955年10月，《漢字簡化方案修正草案》經國務院漢字簡化方案審訂委員會審訂後，由1955年10月15日至23日召開的全國文字改革會議討論並一致通過。《漢字簡化方案》最終確定了517個簡化字，正式在全國推行。
這次文字改革的確大力推進了掃盲進程。上世紀50年代就有“簡化字掃盲一億人”的說法。至1964年，13歲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經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32%。另一方面，新鮮出爐的“簡化字”絕大部分來源於歷代的俗體字
（如“礙”之於“礙”）
。
簡化字表（1984年版）。
它當然有不盡完美之處，比如“報”字，古文字形像是一人手持刑具讓人跪下認罪。其本意指的是認罪，後來又有告訴、報答等意。簡化之後的“報”字已看不出與原字的任何聯繫，甚至破壞了原有漢字的理據性。
這一痼疾，在上世紀70-80年代一度推行的“二簡字”中更被進一步地放大。比如，“豇”被簡化為“江”。問題在於，“豇”指的是豇豆，“江”古義是長江，今義指大河。若用後者代替前者意義根本不通。至於“旦”的本義是“早晨”，卻被“二簡字”用作“蛋”字的簡化，二者的意義同樣完全無關。
二簡方案中的簡化字俗稱二簡字，於1986年被廢除。
“二簡字”失敗的原因當然很多。其中有一個因素或許不容忽視。上世紀70、80年代之交，隨著電腦漢字處理技術的進步，長久以來認為漢字很難適用於印刷、通信，因此“不廢除漢字，而代之漢語拼音文字，中國就不可能進入現代文明”的觀點不攻自破。漢字簡化、乃至拼音化的前提頃刻不復存在。人們開始重新審視漢字，發掘其深厚的文化底蘊。在這一背景下，令漢字表意性蕩然無存的“二簡字”自然難以複製50年代的成功。至於拼音輸入法速度普遍可以達到60-80字/分鐘的當下，更是可以斷言，漢字進一步簡化的社會土壤，已經不復存在了。
作者
丨
郭曄旻
校對丨薛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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