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天我在阅读两本书,有一本是昆德拉所创作的《被背叛的遗嘱》,还有一本是卡尔维诺所创作的《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这两本书我阅读了好几遍。我几乎不会将一本书阅读两遍,不管是多么好的书,即使我知道它的好,但是如果我智力没有达到一定高度,我一遍都不会去看。不然,就会造成对经典著作的败坏。如果一本书十分的精彩,但是我却能看懂这本书写了什么,除了为了功利的目标,列如说写书评的这些作品,我同样不会去看第二遍。我一直以这种懈怠的方式去表达对经典的尊敬。
但是,这两本书却让我阅读了好几遍。一种奇怪的感觉让我想要停止却不能。这两部作品对文学本身的叙事,以及对个体的文学史的抒写,这两本书给予了我们的有关文学本身的知识是非常少的,所以我们随意从手里头拿起一本不好的文学史教材或者文学理论的教材都会获得更多的知识。如果那样,这两位作家写这两本书到底想要说明什么呢?我们的知识视野、阅读期待以及思维方式早就已经被那种意识形态化以及技术主义至上的文学教材所限制。我们不会去思考文学的伦理目的到底是什么,但是这两本书所说明的就是对文学本体论任务的解释以及清理——一种对文学核心精神的热情呈现在文字之间。
为什么他会这样理解呢?因为昆德觉得自从笛卡尔以降,因为科学理性主义独大造成了欧洲全面的精神危机以及文化危机,人类的生活已经全方面失落,只有在真正的文学艺术中才会保留着那种不被一种道德理性所限制的多元而又丰富的生活。
谈到这里,昆德拉创作《被背叛的遗嘱》这本书的衷心就很明显了:他想要通过对欧洲伟大文学艺术中的美学伦理的总结以及抽象,对人类存在危机的生活提供一种正常又合理的生存哲理。也正是因为这样,昆德拉才会说,小说的产儿是欧洲,但是这里小说的产儿现在已经违背了小说的核心。这一结论是特别让人吃惊的,他的意思是在说欧洲当作小说的产儿,曾经产生了人类最骄傲、最耀眼的文明成果:这里产生了民主自由的社会;人们生活在欧洲,体验着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所带给他们的温暖,人们的生活一直都是很自由、不受拘束的一种生活。因此可以看到,民主以及自由对于他的本质意义来说,就是对隐私性的生命的存在,存在一瞬间突然又消失的思想、情绪以及行为的民主和自由。只可以在她们民主自由的基础上,一种有原则的民主、自由和贴切生活化的民主与自由那才是真正可能的。
但是,昆德拉认为,如今,欧洲正在违背小说的核心思想,欧洲人类的生活一直经历着原无止境的批判和删刈。昆德拉很反感地描绘着自从卡夫卡出生,许许多多的伟大的艺术十字路口以及其他的伟大人物,列如斯特拉文斯基、雅那切克、高尔基、萧伯纳、布菜希特……等作家所承受的审判。同时,这些人遭受的还都是双重的审判。在因为观念上的一些不同而被区分开来的每一个时代,他们都遭受着无情地审判。很显然,这些人被时代所审判不只是因为他们很难去创造时代所接受的一种美学实践,更加重要的是因为美学实践中所包含的生活哲理。
不得不说,昆德拉的确说得非常有道理。我想说明的是,尽管我们不是伟大小说的产儿,但是我们可以为人们的道德所遭受苦更高于欧洲。我们甚至可以热衷在把一个人或者一个团队的一切伟大又无当的狂热言语当作判断一切的最高指令,我们并不存在现在,只有去找寻有罪记忆的自我审判,我们的生活在这一种永无止境的自我审判中被化为无时间限制的一种存在。这种审判用昆德拉的话来说就是,“一直绝对的,它所包含的并不是一件孤立的行为,一个确切的罪行,反而是被告者人格的全部东西。”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对小说精神的一种需求一列如欧洲人。
十分相似的是,卡尔维诺在他的作品《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也是通过对伟大文学的整合,向未来的文学提供了五种文化遗产。事实上,应该是五种文学哲理,不,详细来说是十种。对于卡尔维诺来讲,每一种哲理还意味着他的对立面。十种吗?很明显,卡尔维诺是具有一种道德多元化的思想。
仔细来说说吧,他向未来文学提供的第一种美学的原则是“轻逸”,这明显不是一种方式,更不是一种风格,他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或者说他是一种生存的哲理。卡尔维诺觉得,生活太过沉重,文学不得不像柏修斯那样既要接受现实,又要在接受中找到我们所要的快乐,这就是所谓的轻逸。这很明显是一种生命行为,是怎样接受生活并从生活中寻找幸福的途径。在他的文学世界中,卡尔维诺曾经说:“只有人性遭受沉重所造成的奴役,我想我应该如柏修斯一样飞到另一种空间里去。”谁会说,这只是在论述文学呢?换一个说法是,我们应该纠正自己有关文学的思想,要充分地考虑到,真正的文学,它是对生活可能性的探索。
从轻逸开始,卡尔维诺专题讲述的其他四种美学原则没有不是为了让人怎样实实在在地生活的,怎样在实实在在的生活中寻找快乐和丰富,充盈以及繁美。列如说,他在描述“易见”这一美学原则时这样说,“假如说我把可见性放在应该挽救的价值清单中,那么,这就是对我们正在提醒我们,我们在陷入一种危险境地,或者失去人类基本能力的危险;这一种基本能力就是:闭目却令景象集中、化白纸上的行行黑字为形体以及色彩、事实上就是用形象来思维的能力。”在我们这个思维方式逐渐平面化,把模仿当做创作,把广告作为一种艺术,把重复化作唯一的时代,卡尔维诺所要上面的是容易看见的价值明显是针对我们越来越丧失了想像趣味以及感官体验的一种生活,谁又能说他只是在说文学呢?由此可见,与其说两位作家是在为未来总结过去伟大文学的美学哲理,不如说是在论述自己的文学哲理,或者说是文学化的生命原则。
显然,两位作家即使没有高调地说文学是一种人学,文学是因为人生而存在是,但是他们却真正的地告诉了我们,文学在形成一种伦理精神并在这个精神的引领下,去实践一种哲理追求,文学是可以拓展存在的可能性,保卫生活世界的尊严的。理所当然,二位大师所描述文学的历史是那些同他们一般有着独立的人格追求的人们一同创作的。
如果没有对个体人格的操守和发展,这所说的一切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即使他们两人又是遗嘱又是备忘录,并且,昆德拉还痛心疾首地在“遗嘱”之前还特意标注“被背叛”,卡尔维诺那么干脆地指明要为未来人类提供存在原则,可以看到当下的生活与文学是多么深刻地在失去可能性和尊严——两位作家忧心如焚地敲响了人们生活和文学的双重现实的丧钟,这种警告本来是指那种由文学的精神所滋养的对独立人格的追求有成明日黄花的危险,却也在这儿深切殷勤的拨乱反正整理发明中说明了他的希望所在,因为在欧洲(文学意义上的欧洲),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伟大文学的历史,也确实拥有因为这个文学精神所参和创作的人们伟大的生活历史,他们有理由对文学一如既往地赋予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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