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節，字與儉，號竹坡。在《〈吳竹坡先生文集〉跋》一文中，吳琦稱其先祖吳節“兩修國史，兩典試”。“國史”是指《宣廟實錄》與《英廟實錄》（彭華《竹坡公行狀》，《吳竹坡先生文集·附載》）。典試，即主持科舉考試。《吳竹坡先生文集》卷二存《應天鄉試錄序》與《會試錄序》（為敘述方便，本文稱之為吳本《應天鄉試錄序》與吳本《會試錄序》），吳琦所謂“兩典試”，與此兩“序”有關，是指吳節主持過應天府鄉試與會試各一次。“兩典試”無誤，但“典試”有沒有典會試，“兩篇序”是否是“典”後所寫，有待商榷。
先看吳本《應天鄉試錄序》。文中稱：“皇帝嗣位年，天下十五國復屆賓興，今制兩畿鄉貢。府尹臣預奏請考試官，禮臣具詞臣姓名進呈，皇上欽定各二人，往典試事。臣節與臣某被命之南都。”（《吳竹坡先生文集》卷二）“南都”指金陵；“嗣位”，即繼承君位。結合吳節的生平，其逢“嗣位年”有三，分別為景泰元年（1450）、天順元年（1457）、成化元年（1465）。
景泰元年，吳節確實“典試”過，並且記錄詳細：“景泰初元庚午秋，歲當大比，凡太學與畿內之士來試於京者千六百餘人。應天府府尹臣敏先期以聞。皇上命臣節、臣定之為考試官，如期往蒞，與同考官臣研、臣擴、臣瑜、臣觀、臣端弘。”（吳節《景泰元年應天府鄉試序》，見龔延明主編《明代科舉錄選刊·鄉試錄》第二冊）
眾所周知，明代鄉試、會試錄序，一般為考試官所寫。因此，此年鄉試後序必為劉定之所作。從其刊刻來看，確是如此，且保存完整。所以，吳節景泰元年（1450）典應天府鄉試，確鑿無疑。
天順元年，為會試年，非鄉試年。明代會試、殿試，一般是在鄉試後的第二年。天順元年，有薛瑄《天順元年會試錄序》、呂原《天順元年會試錄後序》（龔延明主編《明代科舉錄選刊·會試錄》）可證。因此，吳節天順元年典應天府鄉試，絕無可能。那麼，吳本《應天鄉試錄序》只能是成化元年（1465）。但可能嗎？
在彭華《竹坡公行狀》中，也記載了吳節的兩次“典試”：“景泰庚午，奉命祀古帝王及先聖孔子。是秋，主考應天鄉試，號稱得人，尋遷南祭酒……成化改元，考順天鄉試。”（《吳竹坡先生文集·附載》）彭華，景泰五年（1454）進士，“貫江西吉安府安福縣，儒籍，縣學增廣生，治《春秋》。字德昭，行四，年二十五。”（龔延明主編《明代科舉錄選刊·登科錄》）吳節、彭華，同縣，皆治《春秋》，年齡相差約三十歲，故其對吳節兩次典試的記錄，可信度較高。“景泰庚午”即景泰元年。吳節典景泰元年應天府鄉試，前已論及，不再贅述。另一次為“成化改元”，即成化元年“考順天鄉試”。這是個事實。王世貞雲：“成化元年乙酉，命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吳節、翰林院學士柯潛主順天試。”（《弇山堂別集》卷八十二） 張弘道進一步指出，成化元年“考應天鄉試”的為丘濬、彭華：“成化元年乙酉科解元，兩京主試官：順天，太常少卿兼讀學吳節、學士柯潛。應天侍讀丘濬、編修彭華。”（張弘道《明三元考》卷七）
由上可知，吳本《應天鄉試錄序》非“典試”後所作，而其“兩典試”，清晰無誤，一次是景泰元年（1450）應天府鄉試，一次是成化元年（1465）順天府鄉試，且《景泰元年應天府鄉試錄序》存世，而《成化元年順天府鄉試序》失傳。
“兩典試”，已經明瞭。吳本《會試錄序》，又是怎麼回事呢？在該序中，吳節寫道：“歲丁丑春王正月，皇帝復辟……海內卿貢士鹹集闕下，待試看官。二月朔日，皇上御太極殿，受朝賀，特命臣節、副臣薛瑄總裁試事。事竣，錄成，臣當序之末簡。”（《吳竹坡先生文集》卷二）既雲“特命臣節、副臣薛瑄總裁試事”，又言“臣當序之末簡”，顯然不妥。按明代會試錄序寫作慣例，吳節所謂“臣當序之末簡”，應當是“臣當序之簡端”，如景泰二年（1451）會試錄前、後序，分別由考試官江淵、林文所作，故江淵雲：“上命臣淵、臣文往蒞焉。”（《景泰二年會試錄序》，見龔延明主編《明代科舉錄選刊·會試錄》）又如景泰五年（1454）會試：“上命臣輅、臣紹往蒞其事。”（商輅《景泰五年會試錄序》，見龔延明主編《明代科舉錄選刊·會試錄》）“紹”即李紹，所以，是年會試錄後序為李紹所寫。據此，吳本《會試錄序》，確有問題。
吳節生年為1397年，卒年為1481年，故其所逢“丁丑”年有二：一為洪武丁丑（1397），一為天順丁丑（1457）。“洪武丁丑”為其出生年，故吳本《會試錄序》中所稱“歲丁丑春王正月”之“丁丑”，為“天順丁丑”，即天順元年，而天順元年會試錄前、後序保存完好，分別為薛瑄、呂原所作。薛瑄雲：“上命臣瑄、臣原往蒞其事，同考官臣溥、臣賢、臣（圖1）、臣正、臣佖、臣恂、臣世資、臣節、臣淳、臣鏞。”（龔延明主編《明代科舉錄選刊·會試錄》）。因此，吳節典天順元年會試，也絕無可能；吳本《會試錄序》也非“典試”後所作。
為什麼吳本《應天鄉試錄序》《會試錄序》非“典試”之作呢？原因大概有二：一是明代鄉、會試錄序有“代擬”之風。因擬或代，故“序”所涉考試官、同考試官、監試等，通常會以“某”代替，如嘉靖二十年（1541）《擬會試錄序》：“禮部尚書臣某、侍郎臣某先期以請。上命臣某、臣某為考試官，其同考試為臣某、臣某，監試則御史臣某、臣某也。”（陸深《儼山集》卷四十六）在吳本《應天鄉試錄序》中，有“臣節與臣某被命之南都”，大概就是“代擬”之風的反映。至於吳本《會試錄序》，據“臣當序之末簡”判斷，若是刊刻失誤，則也是“代擬”之風的產物。二是吳節文集，“數遭兵火”，“非復當年之舊矣”（吳琦《〈吳竹坡先生文集〉跋》，見《吳竹坡先生文集》）。
（作者高建旺，系山西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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