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國學”？這是當代“國學熱”中遇到的首要問題。“國學熱”引發的一些爭議，來源於人們對“國學”概念理解的不同。
王錕《國學的原義、演變及內核》：“國學，見於周代，其原義是指國家所設立的教育機構和學校”。 “一句話，在古代，國學就是國家辦的高等教育機構和學府，其教育的核心是周孔為代表的儒家傳統和文獻，其目標是培養修己治人之才。”（《光明日報》 2008年9月8日，第12版國學版）
有的人認為，“國學”就是儒學、孔學，復興國學就是主張尊孔讀經；
有的人認為“國學”是與西學對立的學問，提倡國學，就是反對西學；
還有的人認為“國學”就是“國粹”，堅持國學，就是一種文化保守主義，等等。
實際上，“國學”是20世紀初才開始通用的、含義被後來混淆的概念。
1、“國學”概念的提出與復興
晚清民國之交，中國正在逐步淪為西方列強的殖民地。在西學東漸、西方思想文化衝擊下，中國的教育體制、學校教材與學科體系，都出現從“舊學”、“中學”而轉向“西學”的趨勢，中華傳統學術文化出現空前的傳承危機，或者說是中國傳統的知識體系遇到了合法性危機。
當時的一些有識之士如梁啟超、章太炎、鄧實、黃節等，積極奔走，成立國學講習會，創辦國粹學報，提倡“國學”、宣傳國粹。
章太炎在《民報》所刊《國學講習會序》中指出了這一點:“吾聞處競爭之世，徒恃國學固不足以立國矣，而吾未聞國學不興而國能自立者也。吾聞有國亡而國學不亡者矣，而吾未聞國學先亡而國仍立者也。故今日國學之無人興起，即將影響於國家之存滅，是不亦視前世為尤岌岌乎？”（章太炎:《國學講習會序》,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215—216頁。）
鄧實在《國粹學報》上發表《國學微論》、《國學通論》、《國學今論》、《古學復興論》、《國學真論》、《國學無用辯》等多篇論文。指出：“中國自古以來，亡國之禍疊見，均國亡而學存。至於今日，則國未亡而學先亡。故近日國學之亡，較嬴秦蒙古之禍尤酷……學亡則一國之政教禮俗均亡；政教禮俗均亡，則邦國不能獨峙。……是則學亡之國，其國必亡，欲謀保國，必先保學。”（分別見鄧實:《擬設國粹學堂啟》，載桑兵等編:《國學的歷史》，第89頁。類似觀念還見於姚光:《國學保存論》，載桑兵等編:《國學的歷史》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年版第96頁。）
有鑑於此，上世紀初梁啟超、章太炎、鄧實、黃節等人最先提出並使用的國學概念就是指的中華固有學術文化。
梁啟超在其1902－1904年陸續發表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多次提到和使用“本國學問”“本國學術思想”，而於1904年發表的第八章（最後一章） 《近世之學術》則明確將“本國學問”“本國學術思想”簡化為“國學”：“吾更欲有一言：近頃悲觀者流，見新學小生之吐棄國學，懼國學之從此而消滅。吾不此之懼也。但使外學之輸入者果昌，則其間接之影響，必使吾國學別添活氣，吾敢斷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學之真精神普及於祖國，則當轉輸之任者，必邃於國學，然後能收其效。以嚴氏與其他留學歐美之學童相比較，其明效大驗矣。此吾所以汲汲欲以國學為我青年勸也。”（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頁。）
章太炎一生宣導國學，他的國學觀包括兩方面：一是《章氏國學講習會簡章》所示“研究固有文化、造就國學人才”的宗旨；二是他對傳統國學體系進行了完整的歸納與總結，即他後來結集出版的《國學略說》體系，包括經學、小學、史學、子學、文學五大部分。可見，章氏以“國學”為本國固有的學問，與梁啟超是一致的。
早期宣導國學最有力的國粹派人物之一鄧實給出的國學定義是：“國學者何？一國所自有之學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國焉，有其國者有其學。學也者，學其一國之學以為國用，而自治其一國者也。”（鄧實《國學講習記》，《國粹學報》1906年第19期。）
1925年清華國學院成立的時候，吳宓在《研究院緣起》和《清華開辦研究院之旨趣及經過》中強調:“茲所謂國學，乃指中國學術文化之全體而言。”（吳宓: 《清華開辦研究院之旨趣及經過》，《清華週刊》第351期，1925年9月18日。）
國學大師馬一浮的界定：“今人以吾國固有學術名為國學，意思是別於外國學術之謂。”（馬一浮《泰和宜山會語•楷定國學名義》《馬一浮集》第一冊，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大陸中國興起的“國學熱”，導致國學的復興
1980年代，西學東漸、西方思想文化的再次衝擊，加上西方現代高科技文明的衝擊，中國的文化與教育體制、學科體系、學術觀念面臨“全面西化”的趨勢，中華傳統學術文化也再一次面臨更深層次、更大範圍的傳承危機。
中國一批具有民族文化精神的學者再次舉起了“國學”的旗幟。
於是，就有了1990年代初北京大學《國學研究》的問世和隨後《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央電視臺等新聞媒體的宣傳；
有了2004年許嘉璐、季羨林、任繼愈、楊振寧、王蒙五位學者領頭髮表的《甲申文化宣言》，委婉地表達了對中華傳統文化命運的“深感憂慮”，提出要弘揚國學、復興中華文化；
有了教育部“十一五”（2006－2010年）規劃課題“國學教育專項研究課題”和《中國傳統文化教育全國中小學實驗教材》；
有了“中華古籍善本再造工程”和全國古籍普查工作的全面展開。
一句話，有了實實在在的新世紀“國學熱”的興起、誦讀和研究傳統經典的高潮。而其“國學”涵義很明顯如同上世紀初一樣，指的是“中國傳統學術文化”，而且同樣沒有任何抵制、反對西方現代學術文化的企圖。 （參看：董恩林《“國學”之爭檢討》，載《中國文化研究》2013年秋之卷總第81期）
在當代“國學熱”中，大家要關注一些國學研究機構：清華國學研究院、北大國學研究院、廈門大學、人民大學國學研究院；
國學報刊：北大國學研究院辦的《國學研究》、光明日報國學版，年度報告等；
網站：國學網，首都師大電子文獻研究所主辦。
以及關注國學大師的成就和著述：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華中師範大學張舜徽先生等；
國學培訓：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武漢大學等。
3、 “國學”概念的歧義
現在的問題是：學界關於“國學”概念的理解其實已經產生很多歧義。不對這個概念進行必要的澄清，就無法展開對國學問題的有效討論，並達成基本的共識；就會形成甲說甲的“國學”，乙說乙的“國學”，要麼相互衝突，要麼互不搭界。
廣義地講，“國學”是指中國固有學術、中國本土學術、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的總稱或簡稱。它的同義詞是“國故”或“中學”。這是被《辭海》等工具書固定下來的某種約定俗成。但是這種定義非常籠統，進一步推敲，就有許多問題值得探討。
歧義之一：把“國學”或廣義的“國學”等同於“中華傳統文化”，又把狹義的“國學”等同於儒學、孔學。 （參見李中華《國學、國學熱與文化認同》，《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07年第3期；《國學的核心價值及其基本精神》，黨政幹部學刊2012年第7期。李宗桂《國學與時代精神》《學術研究》2008年第3期。林藺《“國學”概念的歷史梳理及當代定位》，《燕山大學學報》2009年第2期。金元浦《中國文化概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445頁。）
誤解章太炎“國學”“國粹”“國故”概念，如孟琢先生在《章太炎的國學概念及其品格與精神》一文中稱章太炎的“國學”概念指中國全部的傳統文化與傳統學術，並列出章太炎先後所講國學科目為小學、經學、史學、諸子學、文學、制度學、內典學、宋明理學、玄學等。 （載《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6期）
劉夢溪先生指出：國學與傳統文化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即國學不等於傳統文化，國學只是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指的是中國固有的學術。我們談學理的時候，不應該把國學和傳統文化混淆起來或者等同起來。 （杜悅《什麼是國學，什麼是傳統文化———中國文化研究所劉夢溪所長訪談錄》，《中國教育報》2007年5月23日。）
歧義之二，就是所謂“大國學”“新國學”概念。
季羨林先生於2007年指出：“國學應該是’大國學’的範圍，不是狹義的國學。國內各地域文化和56個民族的文化，就都包括在’國學’的範圍之內。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種不同的表現形式，但又共同構成中國文化這一文化共同體。而中國文化是中國56個民族共同體創造的，這56個民族創造的文化都屬於國學範圍。而且後來融入到中國文化的外來文化，也都屬於國學的範圍。”（俞曉群謂這是季先生在醫院接受採訪時提出的，見其《大國學——一門公正與仁愛的學問》，《遼寧日報》2007年7月20日第12版“文化觀察”。）
任繼愈先生也說：“不能簡單地認為只有經、史、子、集才是國學，馬克思主義同中國的實際結合，也已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任繼愈在《國學研究》第二卷出版座談會上的講話，載《國學研究》第3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版第650頁。）
張岱年先生以為：國學範圍很廣，往日的目錄學將古籍分為四大類：經、史、子、集，這樣的分類法到了今天已經過時了。今日看來，應更加上一類，即科學技術，可簡稱科技之學。這些都是國學的內容。 （張岱年《如何研究國學》，《文史哲》1994年第3期。）“不但今日以前的中國學術是國學，當代中國的學術思想也屬於國學的範圍。”（《張岱年全集》第8卷， .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另如方立天、方克立等學者也秉持同樣觀點，參見方立天《尋覓性靈:從文化到禪宗》，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頁；方克立《創建適應時代需要的新國學》，《高校理論戰線》2008年第8期。本文是作者2008年7月4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首次“國學研究論壇”上的發言。）
王富仁先生於2005年在《社會科學戰線》發表了15萬字的《新國學論綱》長文，提出了他的“新國學”概念，認為新國學就是適應當代中國學術發展的需要提出來的，把“國學”理解為由民族語言和民族國家兩個因素構成的學術整體。視中國文化為一個結構整體，是包括中國古代學術和中國現當代學術在內的中國學術的總稱。 “新國學強調的就是：政治、經濟、文化是一個整體，誰也缺少不了誰。”王富仁最後指出：“我把參與中國社會整體的存在與發展的中國學術整體就視為我們的國學”。 （王富仁《新國學論綱》上下，《社會科學戰線》2005年第1、2、3期。）
（案：目前以書代刊最具規模的當數汕頭大學中文系的《新國學研究》，由著名學者王富仁教授主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王富仁教授於2003年由北師大調往汕頭大學，在汕頭大學校方與李嘉誠基金委員會的支持下，創辦了《新國學研究》叢刊。據創刊號“編者的話”介紹：該刊以刊發二至十二萬字的長篇學術論文為主，目前只刊發特約稿件，不接受外來投稿。創刊號上的第一篇文章是王富仁教授的《“新國學”論綱》，長達163頁。王富仁教授的《“新國學”論綱》，與學界講的傳統“國學”有很大區別。參看《文藝研究》2007第2期。）
董恩林批評：所謂“大國學”、“新國學”概念是當前國學熱中相當流行的一種理解，兩者本質上是一樣的東西，即把中國古代與現當代的全部學術揉合在一起。
這些學者幾乎無一不是泛泛而談的價值判斷、抽象思維，幾乎不作任何事實判斷與可行性、可信度論證。
其結論的誤區是明顯的：
其一，如果把“國學”界定為中國當代全部的學術思想體系，完全背離“國學”概念原有的意涵，實質上等於偷換概念，從而扭轉提倡“國學”所要努力的弘揚傳統學術文化的大方向，這顯然與清末民初和新世紀以來提倡國學、傳承民族固有學術，以避免中華傳統學術文化在當代全球化大潮中失傳的時代背景與初衷是相違背的，也就達不到通過提倡“國學”而弘揚中華民族傳統學術思想體系的目的。因為中國大陸當代學術文化體系中的中國傳統學術研究已經基本“史學化”，“史”味正濃，“學”味甚微，只有港、澳、臺的“中國文學系”中尚保有其基本內涵。
其二，這樣的界定也不符合當代學術發展的客觀規律。一個國家的全部學術顯然不需要也不可能再建立、再界定一個共同的學術概念，一個大到無所不包的學科既不需要建立也不可能存在，這是學術規律與常識。特別是在當今世界學術越來越一體化、資訊化的情況下，更不可能把世界各國的當代學術思想體系“國有化”。
其三，它更不符合中國當前學術實際情況。中國的當代學術體系完全仿自“西學”，與當代西方學術思想體系沒有多大差別，並沒有形成自己獨特的學術內涵，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歧義之三，把“國學”理解為“古典學”。
這是最近幾年學界在爭取國學成為國家教育體系中一級學科沒有成功的情況下提出來用以代替“國學”的一種設想，出發點是非常好的。
《光明日報》國學版曾於2010年10月18日以《國學＝中國古典學》為題刊載了朱漢民、林慶彰、姜廣輝等幾位學者的訪談，湖南大學嶽麓書院院長朱漢民先生提出了這個設想。他認為：“國學”其實就是“中國古典學”。 “這是一門從學術範式到知識構架、學理依據均不同於現有的文學、歷史、哲學的獨立學科，這是中國古典學得以確立的內在條件”，另一方面，“以中國古典學來定義原來的國學，國學具有了文化共用、知識共用的現代學科的要求，並能相容國學、漢學，為中外學者所共用，這是國學能夠具有現代學術視野，並能開展國際學術交流的外在條件”。 （參見《國學＝中國古典學》，《光明日報》2010年10月18日國學版。）
董恩林批評：用“中國古典學”來代替“國學”，也是經不起推敲的。
首先，目前相當一批從事國學研究的學者將“國學”視為學科、為之爭取一級學科的想法本身就是錯誤的，因為“國學”指的是中國五千年文明發展所形成的完整的學術思想體系，它不是一個學科，而是一群學科，自古就有了經學、子學、史學、文學、小學、算學、律學、樂學、歷學、地理學、醫藥學等成熟的學科名稱。試問：有著五千年文明發展史的中華學術思想體系怎麼可能用一個現代學科來囊括？其理昭然！特別是在當前國家學科體系中的“一級學科”已降格在“學科門類”之下的格局中，將“國學”設為歷史學、文學、哲學任一門類下的一級學科，都會嚴重扭曲“國學”的性質、侷限其範圍，從而不可能達到傳承、弘揚中華傳統學術的目的。而為了適應當代國家教育與科研系統學科分類的需要、為了在現行國家教育與科研體系中為“國學”謀得一席之地，而將“國學”縮小為一個一級學科，無異於“削足適履”和“文化自殺”。 1921年北京大學通過研究所組織大綱提案，規劃成立研究所，分國學、外國文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四門。筆者以為這是最為有識的分科，說明“國學”應該在國家教育和科學研究體系中佔有一個獨立的門類，唯其如此，才能保證“國學”在現代學術體系中不被擠壓，這才是我們學界應該致力的目標與方向。
其次，如果把“國學”概念理解為“國學研究”，則是重新回到毛子水、胡適“國故學”、將國學研究“史學化”的老路上去，就正如一些反對者所言，現有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人文與社會學科足以包容這種研究，只需加重份量、轉換方式即可，根本不需要另立“國學”之名。
其三，西方古典學研究的是主體已經變換或中斷的古希臘、古羅馬文明，是一個疏離了西方現實的“學術體系”，與西方現實的制度、生活聯繫並不緊密。而中國傳統學術思想實際上是一個沒有中斷的體系，在中國當代的每一個角落裡，傳統學術思想文化都無時無刻不在發揮著它的潛在作用。 ……袁行霈先生所說：“不管願不願承認，也不管是不是喜歡，我們每天都生活在自己國家的文化傳統之中，並以自己的言談行為顯示著這個傳統的或優或劣的特色。而國學作為固有文化傳統深層的部分，已經滲進民眾的心靈，直接間接地參與現代生活。”（見《國學研究發刊辭》，載《國學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其四，從學理上講，一個新學科的成立要有一個積累的歷史過程，指稱中國古代國立學校的“國學”概念在中國已存在幾千年，特指中國古代學術思想體系的“國學”概念也已流行一個多世紀，現在尚且仍不能被人們接受。如果再提出一個新的“中國古典學”概念用以代替“國學”概念，將使問題更加複雜化，將更加授人以柄，更不可能被接受。
歧義之四：對“國學”內容的時間斷限及其與西學關係的理解差異。
金景芳、呂紹綱在《關於孔子及其思想的評價問題——兼評〈跳出國學研究國學〉》一文中指出：“國學指未曾染指西學的中國學問。晚清學者講’中體西用’的與西學相對而言的中學應當就是國學。近現代以來形成的新學不應在國學的範圍內。”（載《哲學研究》1995年第1期）
而《國學大師叢書》的總體編輯錢宏認為：“所謂國學就其內容而言，係指近代中學與西學接觸後之中國學術，……今之所謂國學，起碼應拓寬為：近代中國學子用考據、義理之法研究中國古代文獻之學術。這些文獻，按清代《四庫全書總目》的劃分，為經、史、子、集。”最後歸結為：“’國學’概念，實指：近代以降中國學術的總稱。”（見百花洲出版社出版的國學大師叢書代出版說明）
“國學”到底是指“未曾染指西學的中國學問”，還是指“近代中學與西學接觸後之中國學術”？
如果說按照前種理解，那麼，梁啟超、章太炎、王國維等人的學問都是染指西學的中國學問，人們憑什麼把他們稱為“國學大師”？顯然這種理解有不合適處。
如果依據後種理解，那麼“國學”的範圍是否過於寬泛，人們為什麼不把中國哲學史或文學史稱為“國學”？顯然這種理解在現有的人文社會科學的學科體制中也有不合適之處。
正確理解“國學”概念需要把握以下幾個要點：
一、“國學”是民初西學進入中國後，中國學人對本國固有學術的一種稱謂或堅持，它是晚清流行的“中學”概念的繼續。就“中國學術”而言，“中學”取“中”，“國學”取“國”，兩者均強調其研究物件為中國學術，研究者乃中國學人。 “國學”概念意在排除以外國學術為研究對象的學術，以及由外國學者來研究的中國學術，後者通常被稱為“漢學”或“中國學”。 “國學”的研究對象、研究主體都帶有明確的“中國特色”的指向或意蘊。
二、“國學”概念是近代中—西學術二元架構的產物，沒有西學，就沒有國學。乾嘉以前中國就沒有“國學”概念，中國學術史長期只有“漢學”、“宋學”、“理學”、“考據學”等主導概念。作為研究物件的國學，它是與西學完全不同的知識譜系，比如訓詁學就是地道的國學；作為研究方法的國學，它既可以堅守傳統的義理、考據學，又可以借鑑西學，今天中國學者研究訓詁學實際上已經在借鑑西方的語言學和解釋學等理論和方法。因此，國學與西學不是簡單的二元對立關係，尤其是在現代化、全球化或後現代的語境下。
三、“國學”概念雖然缺乏統一的嚴格界定，但自上世紀初到本世紀初，已經沿用一百多年，說明這個概念在研究中國學術某些論域時是有效的，否則，它早已過時，或曇花一現。堅持這個概念，對於堅持中國固有學術傳統，反對民族學術文化的虛無主義是有積極意義的。
有人企圖用振興國學的口號來振興中國學術精神和民族文化精神則應分別情況具體分析，不能簡單地肯定或否定。同時，在與西學的交流、共存中成長起來的“國學”，它又是動態的、開放的，它絕不意味著是固步自封、排斥西學的儒教“原教旨主義”；更不意味著是簡單的“復古”。
【參考文獻】
1、張三夕：《論國學的形態基礎及其復興的可能性》，載《思想文綜（第二輯）》，暨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10月出版，後收入《通往歷史的個人道路——中國學術思想史散論》，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1月1版；
2、陳來《近代“國學”的發生與演變———以老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典範意義為視角》，載《清華大學學報》2011年第3期；
3、董恩林《“國學”之爭檢討》，載《中國文化研究》2013年秋之卷（總第81期）；
4、吳雁南《清末社會思潮》，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5、鄭師渠《晚清國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6、桑兵《國學與漢學――近代中外學界交往錄》，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7、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8、桑兵《國學的歷史》，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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