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道统是儒家根据历史而提炼出来的一种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要求的治国理论模式。后世儒家勾勒的道统谱系，上有远古文化英雄，中有三代帝王，然自孔子以下，再没有帝王列于这一传承谱系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的道统论使得儒者明确了自己的使命，加强了儒学的凝聚力，解决了儒者长达数百年之久的身份认同问题，具有与代表皇权的治统相抗衡的意图，理学家好言“正君心”正是这一意图的反映。道统在信奉天地君亲师的古代社会，代表“师”，当然对君权有所制约。但尊重道统属于道德，没有法制强制力，皇帝如果蔑视道统，朝廷并无执法机构用暴力纠正皇帝行为。以孔门弟子及后世儒家圣贤附祭文庙的文庙从祀制度，彰显了国家对儒家道统的尊崇。宋代，孟子始配享。然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以《孟子》一书“非臣之所宜言”而取消孟子的配享。虽然第二年就恢复了孟子的配享之位，但翰林学士刘三吾仍奉命对《孟子》进行删节，以作为科举取士的范本。
谏议属于道德范畴
谏议制度是臣民可以对君主不当言行进行批评的制度。儒家对纳谏和进谏的重要性有很多论述，认为谏诤之臣对治理国家不可或缺。不过，谏议属于道德范畴，没有法定约束力。君主对臣下拥有生杀予夺的决定权，故臣下进谏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贞观政要·求谏》中唐太宗对魏征说：“人臣欲谏，辄惧死亡之祸，与夫赴鼎镬、冒白刃，亦何异哉！故忠贞之臣，非不欲竭诚，竭诚者，乃是极难。”唐太宗算是善于纳谏的英明君主，他尚且说出这种话，可知谏诤是多么地不易。唐太宗和魏征，一直被看作是历代贤君直臣的楷模。魏征活着的时候，唐太宗把他当作“镜子”，主动结为亲家；魏征去世的时候，唐太宗“废朝五日”，亲笔撰写碑文。然而魏征尸骨未寒，唐太宗就出人意料地变了卦，不但下旨解除了衡山公主和魏征长子魏叔玉的婚约，而且一怒之下竟然亲自砸掉了魏征的墓碑。我赞成多数学者的看法：因为魏征屡次过火地强谏，唐太宗已忍无可忍，推倒墓碑不过是唐太宗因为长期受到压抑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歇斯底里的发泄。
明朝海瑞向明世宗上《治安疏》，批评世宗迷信巫术，生活奢华，不理朝政等。明世宗读后震怒，把《治安疏》扔在地上，过了一会又重读，一天里反复读了多次，不胜感慨，只得把《治安疏》留在宫中数月。他曾说：“这个人可与比干相比，但朕不是商纣王。”后来明世宗生病，心情郁闷，召来内阁首辅徐阶议论禅让帝位给皇太子之事，他说：“海瑞所说的都对。”又说：“朕确实不自谨，导致身体多病。如果朕能够在偏殿议政，岂能遭受这个人的责备辱骂呢？”遂把海瑞投进大牢。户部一个叫何以尚的官员揣摩皇帝没有杀死海瑞的心意，上书陈请将海瑞释放。明世宗大怒，命锦衣卫杖责何以尚一百大板，关进诏狱，昼夜用刑审问。海瑞则直到明世宗去世才走出监狱。
祖制没有法律约束力
祖宗成法是开国之君制定的家法，儒家主张“法先王”，祖宗家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约束后世君主。如赵宋建国之初，太祖为防止武将专权，大量任用文官，为宋代政治重文轻武的架构定下基调。
但是，如果皇帝违反了祖宗成法，谁来纠正和制裁呢？没有！古代违反祖宗成法的情况主要可以分为两种：一是错误地违反祖宗成法。如西汉吕后违背“非刘氏而王”的规定而封王诸吕，王莽篡汉改制实际上在很多方面是乱制。二是正确地改革祖宗成法。如秦孝公任用商鞅，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提出“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宋仁宗任用王安石，用雷厉风行的改革给萎靡因循的北宋中期政坛注入一股强烈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改革精神；明神宗任用张居正改革，实行一条鞭法，虽违背祖制，却有利于社会发展。不管是错误地还是正确地违反祖宗家法，都说明了祖宗家法对后世皇帝没有强制性的法律约束力。（via 社会科学报 点击“了解更多”获取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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