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尚书》之解，主要是依儒家学说之意对人或事做出的论述，不乏偏颇，甚或妄言。管仲，世人尊称其为管子，有“法家先驱”、“圣人之师”以及“华夏第一相”的美誉。管仲的祖先是姬姓之后，与周王室同宗。管仲先是助齐国公子纠争国君之位未果，后来因为有鲍叔牙力荐，得齐桓公重用，拜其为相。史书所载“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其时齐国已存争霸天下之意，管仲的法家学说使齐国日益强盛，管仲更是力主征伐他国以图霸业，他的最有代表性的主张便是“尊王攘夷”，即“挟天子以伐不敬”。于齐国而言，管仲确为贤臣能人，然而他只不过是有霸业之心的齐桓公的贤臣能人。当时周朝虽已有衰败之象，但诸侯列国尚在周室之下，以一诸侯之臣焉能得诸侯之尊？管仲以强大齐国之相的身份，“合诸侯”时竟为自己专设与诸侯同礼之位，倡导周礼的孔子岂能不对其微词相讥？人间圣者，与天地合德，世间诸事皆是天意吗？灾变动辄害人毁屋，天在惩罚何人？天若有谴告人间政事，为何受到伤害的却大多是无辜的百姓？天之德何在？天德若此，惶论圣者之德！

十、

仓颉造字，从此华夏有了书；奚仲制车，或可视其为“制造业”的革命！二者皆是人类进步发展的必然，而非“上天”使然。人有智慧，亦有思想。正是因为人有思想，才会有太多的心思，欲念颇多，顾忌也颇多。人活于世，鲜有真正能做到内心坦荡、无私无欲者。心底有私，便会有欲。私欲作祟，或操行有失，从而内心存虚，遇突变之事便生惊惧。以世间祭祀先人为例，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有着不同的习俗。行祭者当真是从内心里尊重其先人吗？未必！俗世间常见的一类情况是，逝者生时被其亲人鄙弃甚至虐待，死后却享甚是隆重的葬礼，每逢应时之节亦有“送钱”之祭。若遇事不顺，即生心疑，此便是“怀嫌疑之计，遭暴至之气，以类之验见”的实证。为人一生，尽孝道，行善事，心踏实！

十一、

周公所制礼乐，尚礼者奉其为至尊，孔子儒学更是以周礼为根本。周礼，实际上是为维护周王室皇权而建立的，是约束臣子操行的规矩。“礼不下庶人”，非庶人之身，便应时刻知道守礼。孔子所处的时代，诸侯纷争，周王室已现衰败之象，周礼已近崩坏。孔子率弟子周游列国，欲说服诸侯复周礼以安天下，终是没有得到任何响应，悻悻然回归鲁国专心治学。心中有所虚，故而闻迅雷烈风便心惊。君子坦荡，何来惧那自然天降的雷雨？人世间无道之事很多，尤以君王无道为甚，而所谓的天以降灾变作为对君王的谴告，何以受灾变之害的却是无辜的百姓？只因君王自称“天子”，天竟有意护其子？新朝书写前朝史，常言旧朝亡君无道。那么新朝又是如何撰写其史呢？祥瑞常现，吉兆频出，甚至不惜将帝王的生身都可以归为“因神而孕”。汉高祖之母梦中与神“合”而有孕，本是甚为可笑的无稽之谈，却被用来称颂汉高祖为“神”之子，如此这般，令刘邦之父情何以堪！“君子闻雷，虽夜，衣冠而坐”，未必是真君子，或许是只知墨守陈规的腐儒。地上人间之事太过纷杂，上天怎会有暇顾及？天又是从何而来？不过是人的心魔在作怪。

十二、

汉史常说秦恶，缘何秦能灭六国而代周？天亦助“恶”？秦有强君，也有善战能臣，征伐天下无人可敌，治理大统却是乏善可陈。理政频失，更有丧国失地之民仇怨尚存，天下如何不乱？秦短世而亡，原因众多，恶政只是其一，地域、族群不能及时有效融合，加快了秦的灭亡。大汉王朝建立后，汉高祖在身边一干贤能臣子的协助下，吸取了秦朝的教训，武将安邦，文臣治国，更立有诸多安抚民心之策，故而大汉王朝得以兴盛。夏桀、商纣、秦朝二世和王莽的消亡，亡于失政；商汤、周武王、汉高祖以及汉光武帝的建功伟业，成于民意，皆非上天所为。然而古人极为崇信“天意”，有善解君意者附会“天意”，帝王们自然也就很享受他们的美意。古人不知灾变的自然起因，实在难解，便将其归于上天之怒。上天怒成王之疑而降雷雨，难道上天不知地上不只有成王一人，更有“天”亦不知其数的其他人？成王一人心有疑虑，天将怒火撒向众人，如此皇天何其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