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960—1279年）是中國歷史上承五代十國、下啟元朝的時代，分北宋和南宋。960年，後周大將趙匡胤黃袍加身，建立宋朝。
宋太祖——趙匡胤
宋真宗、宋仁宗時期步入了盛世，北宋初期加強了中央集權，解決了藩鎮割據問題。1127年靖康之恥，北宋滅亡。宋高宗趙構南遷建立了南宋。後期抗蒙戰爭連年，到1276年，元朝軍隊攻佔臨安，1279年，8歲的小皇帝趙昺被大臣陸秀夫背著跳海而死，厓山海戰後，宋朝徹底滅亡。有學者認為宋朝滅亡是“崖山之後無中國”。宋朝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經濟、文化教育與科學創新最繁榮的時代，宋朝時中國GDP佔世界比重60%，為各朝代第一，期間出現了宋明理學，科技發展亦突飛猛進，政治也較開明廉潔。人口至大觀四年（1110年）的1億1275萬。西方與日本史學界中認為宋朝是中國歷史上的文藝復興與經濟革命的人不在少數。宋朝是中國歷史上 的黃金時期。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說[大意]中華民族文明,歷千年演化,造極於趙宋。
宋朝開國為了避免唐代末朝以來藩鎮割據和宦官亂政的現象，採取重文輕武的施政方針，在軍事上積弱，沒有了強大的軍事力量的 支撐的大宋朝，在1127年發生了“靖康之恥”，徽、欽二帝受金人擄去，迫使宋室南遷；1276年，忽必烈破宋都臨安，宋朝亡國。
中國歷史上歷朝歷代都出過不少奸臣，屈指數來，當數宋朝的奸臣最多，例如人們耳熟能詳的“歷史第一奸相”——秦檜，大奸臣 蔡京、童貫、賈似道,個個耳熟能詳的大奸臣。
一、“北宋六賊”
“北宋六賊”是民間對北宋年間六個奸臣的合稱，這六個人分別是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朱勔、李彥，基本都是北宋最後一任皇帝宋徽宗時期重要的大臣，這六個人貪贓枉法、橫行霸道，害的民不聊生，是導致當時江南方臘起義和金國入侵中原的罪魁禍首。其中，蔡京和童貫是主要人物。
縱觀宋朝的歷史，似乎每一位君王的身邊都有一兩位奸佞之臣在“輔佐”，內憂外患的社會大環境，重文輕武的施政方針，奸臣當政，再加上昏庸無能的皇帝，種種原因導致宋朝一步步由興盛走向衰亡。仔細想想，宋朝的統治者們還真是辜負了千千萬萬的 老百姓以及像楊家將、岳家軍等忠勇愛國之士的沙場殺敵、保家衛國之心！
蔡京
二,為何宋朝盛產奸相？
宋代的皇帝，特別昏庸無道的並不突出，但馳名天下的奸臣倒是不少。當然，歷史上的中國，歷朝都有奸臣，不僅有一般的奸臣 ，還有貴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姦臣。
綜觀幾千年的歷史，恐怕沒有哪一個朝代出過宋代那麼多奸相。從宋徽宗君臨天下到南宋末年這一百多年間，比較有名的奸相就有十幾位——蔡京、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秦檜、万俟卨、史彌遠、丁大全、賈似道、陳宜中、留夢炎……這些奸相不僅權勢熏天、陷害忠良、禍國殃民，絕大部分還都是漢奸賣國賊。還有諸如何執中、韓侂冑等宰相雖然做過一些有益的事，但總體來看仍然屬於權奸一類。
有宋一代，何以前奸後繼、奸相輩出？這的確是一個值得探尋的歷史現象。筆者思之再三，覺得造成這一奇異的歷史景觀大約有下面一些原因。
宋太祖國策錯誤,以後的皇帝路徑依賴,重文輕武,導致文人得勢,武將受壓,文人得勢導致絕對權力,絕對腐敗,宋太祖理念,視治國為職業,人生在世,圖富貴榮華享樂,杯酒釋兵權,造成特權階層,強幹弱枝,中央集權,機構重疊,互相牽制,導致冗官,冗兵,冗費,收不抵支,行政成本太高, 既使無外侵,宋朝也不能持續,宋太祖以後的皇帝,有些明白病根在那,但也積重難返,路經依賴,一步步走何滅亡。
皇帝昏庸無能，導致大權旁落。
在很多朝代，我們都能數出一些比較有作為的君王，尤其在漢唐盛世，如漢高祖、漢文帝、漢景帝、漢武帝、漢光武帝、唐太宗、 武則天、唐玄宗（前期）等都算得上是有雄才大略的，在這樣的皇帝手下，奸相很難有生存的空間。在宋徽宗以後，更是一個不如一個，要麼於政治一竅不通，要麼剛愎自用，要麼年幼無知。以宋徽宗為例，他舞文弄墨，大秀風雅，倒是一把好手，可治理國家則如同白痴。在這樣一群昏庸皇帝的治下，除了像文天祥這樣有民族責任感有強烈自尊心有真正獨立人格的少數宰相，那些心壞的宰相自然方便欺下瞞上，獨攬 朝綱，為所欲為。主昏必定臣奸，這是千古不易之理。
統治者只管發展經濟，罔顧政治改革。
整個宋代，經濟高速發展，GDP迅猛增長，在與各朝各代的比較中，宋朝算得上是經濟最繁榮的時期。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就藝術地再現了宋朝經濟繁榮的狀況。但是，經濟發展並沒有給百姓帶來實惠，黎民眾庶從來就沒有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成果。這種表面繁榮的背後是豪強不斷兼併土地，造成大量農民破產，失去土地的農民流落各處成為打工仔，貧富差距越拉越大，以宰相為代表的大地主利益集團完全佔有了經濟發展成果，官僚成為全社會最先富起來的階層。而宰相就是這種經濟模式的最高組織者，最大受惠者。王安石實施旨在富國強兵的變法，由於觸動了大地主集團的利益，即使是擁有精明的政治頭腦相對潔身自好的司馬光也都極力反對。
經濟畸形發展，兩極分化日益嚴重，而朝廷卻沒有制定相應有效的政治措施來解決分配問題。
可以這麼說，宋朝的一切政治制度都只用來維護少數人的利益。因而，從宋初開始，階級矛盾不斷加劇，各地農民起義時有爆發， 而這個過程中，宰相又成了維穩的總指揮。宋朝（尤其在南宋）的許多宰相同時又兼樞密使（類似於今天中央軍委副主席），集軍政大權於一身，以致權力完全不受制約，極端的權力自然會導致極端的腐敗。要想保住既得利益，要想呼風喚雨瞞天過海一手遮天，宰相當然得用盡心機，耍盡手腕。一代代奸相就是這麼煉成的。
外患頻仍，奸相有了更大的表演舞臺。
兩宋採取的都是韜光養晦的基本國策。在外敵虎視眈眈的環境裡，宋朝統治者不要說沒有“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霸氣，就是對咄咄緊逼到眼前的入侵者奮起一擊的勇氣都沒有，他們採取的唯一辦法就是“議和”，即“通過和談的方式來解決國際爭端”。
大宋的所謂“議和”就是實行“送去主義”，不斷給敵人送錢送物，以求一時苟安。宋真宗時的“澶淵之盟”就是整個宋代議和的縮影。一個貌似強大的國家，因為懼怕遼的威脅，以至於簽訂了喪權辱國的條約，規定宋每年送給遼歲幣銀10萬兩、絹20萬匹。以 後北宋末到南宋與金、元的“議和”除了輸送錢物之外，還不斷送去土地，最後將大好河山全部送完。而主持內政外交的宰相在“議和”的舞臺上就有了足夠的表演空間，秦檜、史彌遠等多個宰相都親自擔任過議和使臣，其屈膝辱人之狀，直叫人作嘔。
主和的宰相們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保全自家的利益，可以任意出賣國家和百姓的利益。秦檜和金國內外勾結出賣大宋的事蹟盡人皆知，我這裡就不多說。我再舉南宋恭帝時的宰相留夢炎為例。德祐元年（1275），留夢炎擔任同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並拜為右丞相（旋即任左丞相）兼樞密使，總督諸路軍馬。可就是這個宰相兼三軍統帥，一面臨陣退宿，稱病不出，一面卻和元軍暗通款曲，密相往來，第二年（1276）竟公開降元。大宋滅亡了，劉夢炎不僅讓自家的一畝三分地毫髮無損，還從新朝的禮部尚書竄升至丞相， 繼續享受一人之下的威風。最可鄙的是，他變節後居然還毫無廉恥地去勸說文天祥投降賣身。留夢炎的經歷最能解釋為什麼許多身居高位者仍然會數典忘祖屈身事敵。
頹靡的思想文化，成為誕生奸相的“沃壤”。
有人認為宋朝是中國歷史上文化最為繁榮的朝代。這要從兩方面看，一方面宋代在文學、藝術、科技諸領域的確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也出現了許多大家；另一方面宋朝的主流文化其實是享樂文化、消閒文化。宋代統治者出於維護安定團結大好局面的考慮，
“重文輕武”，使得漢唐以來的尚武精神喪失殆盡。思想上，統治者通過比以往更嚴格更精細的科舉考試和必須與朝廷保持高度一致的思想導向逐步加深對人的鉗制，於是宋儒理學應運而生。
絕大多數知識分子讀書只為求官，治國平天下的理念不復存在，秦檜、留夢炎都是狀元及第，最終淪為歷史上最著名的奸臣、賣國賊的例子就是對這種現象最好的詮釋。
國家不幸詩家幸，如王安石、范仲淹、蘇軾、李清照、辛棄疾、陸游、文天祥等少數還保有著傳統文人以天下為己任精神的讀書人創作出了許多光照千秋的篇章。
王安石
但是，在朝廷的輿論導向指引下，更多的讀書人不再關心國家大事，而是沉迷在流行的各種娛樂文化中，茶文化、玉文化、妓文化在宋代都發展到了頂峰，在知識精英那裡玩流行文化就是時尚，就是潮流。“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燻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這首詩就是對官僚士子糜爛生活的形象概括。
即便是以“存天理，滅人慾”為宗旨的程朱理學的創始人朱熹，表面上道貌岸然，家裡卻是三妻四妾，其他人就更不用說了。知識分子不再關心國家民族而是醉生夢死享樂至上，當然有利於統治者維持穩定。但也正是從頹靡思想文化的土壤裡選拔出來的高學歷官員從此沒有了理想，沒有了信仰，也沒有了廉恥。玩弄權術，貪汙腐敗，甚至賣國投敵在他們看來都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而宰相正是其中的登峰造極者。
宋代奸相眾多，可能還有其他的原因，這也是見仁見智的事。也許有人會說，根本原因在於“皇權專制制度”。這話雖然沒有錯，但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其一，同是皇權專制制度下的各個朝代，為什麼宋代奸相最多？這說明，除了皇權專制制度這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由外， 一定有隻屬於這個朝代的特殊原因。其二，歷史自有其侷限性，所以，我們只能在皇權專制制度這個大背景下，去探討形成這一現象的那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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