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冷兵器研究所之前所發的《都說宋朝提防武人，你知道他們有多提防帶兵的文官嗎？》當中，提到了賈似道的父親賈涉。有讀者就表示，對賈似道被抹黑這個問題很感興趣。那麼，賈似道究竟是怎樣一個人呢？
關於被列入《宋史·奸臣傳》，又被後世戲劇、小說演繹為曠世大奸的南宋名相賈似道，網絡上早有許多評價和討論。著名宋史大家何忠禮先生一直不遺餘力地為賈似道正名，也確實逐漸扭轉了賈似道的形象。
▲美劇《馬可波羅》中的賈似道
賈似道之姐賈妃雖然一度被宋理宗寵幸，但在賈似道發跡時已經去世。賈似道的父親賈涉更是很早就被朝中奸臣打壓排擠致死。所以賈似道的發跡，實出於自己的努力。他早年在名帥孟珙帳下效力，被孟珙目為奇才，指定為接班人。後來擔任邊帥多年，終於在1259年的鄂州之戰擊退忽必烈之後，得以入朝為相。
鄂州之戰進行得極為艱險。由於前期鄂州城防空虛，在蒙古人的猛攻下，陽邏堡防線一開始就被攻破，城防也破損嚴重。然而賈似道指揮眾人環城作柵，一日而成，忽必烈久攻不下，進入冬天，乏糧少藥，疫病叢生，進退兩難之際，忽必烈便由衷感慨道：“我手下怎麼沒有如賈似道這樣的奇才呢？”①
▲美劇《馬可波羅》中的賈似道
在鄂州無法打開局面後，蒙軍又分兵攻掠四方。賈似道、孫虎臣以精兵700從鄂州突圍到黃州，阻擋蒙軍出擊江西以及可能的沿江而下直取臨安。途中，二人與蒙古軍遭遇，賈似道感嘆說“死矣,惜不光明俊偉耳”。賈似道並不怕死，在乎的只是這樣默默無聞的死去顯得不“光明俊偉”。
▲令忽必烈心力交瘁的鄂州之戰
好在經過孫虎臣身先士卒的力戰，以及賈似道在後邊的指揮，終於擊退了蒙軍，成功在黃州組織防禦。忽必烈無奈之下，打算撤軍，但迂迴到湖南的兀良合臺部尚未返回，忽必烈只得派出一部兵力接應。②
▲夏貴繞過忽必烈部的活動區域，截擊兀良合臺部
賈似道雖然未能對軍力龐大的忽必烈所部形成致命打擊，但及時調回淮西夏貴，並派出劉整等人協同，在洞庭湖截擊兀良合臺。兀良合臺慘敗，兵力損失殆盡，幾乎是僅以身免。此後，兀良合臺被奪取了兵權，由自己的兒子阿術代替。③以此觀之，鄂州之戰，實是南宋對蒙古取得的少有大捷，不僅僅是守城勝利，更在野戰中有效殲滅了數量可觀的蒙古軍。
戰後，賈似道被召入朝，誅殺了著名奸臣丁大全，但也同時殺死了自己的政敵吳潛。而後賈似道進行了著名的公田法和打算法改革。對此，學者們爭議不已。宋度宗上臺時，朝廷賬面口數僅剩1300萬，雖然宋王朝只算男口，因此加倍計算，也不過2600萬口。④
▲鄂州之戰後的宋蒙對峙局勢
南宋王朝巔峰時有6000萬人口。根據蒙古滅宋後統計江南民戶，則蒙古屠殺和戰亂導致的人口損失實在1000萬以上，即便考慮到川蜀的一部分還沒被蒙古人所佔領，賬面戶口的銳減也很驚人。趙構南渡之後，採取了縱容豪強的國策，而號稱明君的宋孝宗也並未進行匡正。南宋王朝治下除了大量圈佔民戶的地主豪強之外，還有擁有私軍的土豪，典型如同貴州的播州楊氏、思州田氏。而在湖南、江西、福建、兩廣也有許多小型土豪，直到明初才在朱元璋的鐵腕下平定。在南宋前中期，土豪們會統計治下的戶口，稟報朝廷，但實際收稅時只象徵性地交一部分。
蒙哥侵宋導致的戰亂，使得更多民戶躲避兵禍而投靠土豪。土豪們亦通過支援南宋朝廷抗蒙，而索求更高的自主權，所以他們控制下的戶口變得幾乎完全不能統計，也不再納稅了。加上參與抗蒙作戰的諸將們也借戰功擴大勢力，兼併土地，朝廷財政越發艱難（這也是賈似道實行打算法，清查眾將賬目的重要原因）。所以賈似道掌握中樞之後，改革救亡實是勢在必行的事情，若不改革，滅亡更快。
下面圍繞賈似道晚年的公田法改革進行討論。某些學者，如虞雲國批評公田法，認為“公田法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財政危機，反而成為社會動盪的新源頭”。其關鍵論據是公田法實施之後，南宋朝廷仍然在加印會子，引發通貨膨脹，即紙幣貶值的問題並未得到解決。⑤
▲南宋會子
然而，南渡之後，土地管理混亂，財政狀況極為困難。之前南宋政府之所以大量增發紙幣，主要用於和糴，即使用增發的紙幣購買百姓手裡的糧食。由於紙幣貶值幾近廢紙，和糴實與強徵等同。至於和糴的攤派也很不合理，“權勢多田之家，和糴不容以加之”，重擔主要落在貧弱戶和中、小地主的頭上。
賈似道實行公田法，繼續增發紙幣，則是為了收購豪強之家的土地，亦即改變從百姓手中強徵糧食，為低價從豪強之家手中徵發土地。其掠奪性質雖強，但負擔從貧弱戶和下戶，轉移到富有田產的豪強之家，這就是一個進步。又按虞雲國的說法，公田上佃戶的租稅，比起豪強之家傭耕的租稅更高。這個情況確然是嚴重。
▲虞雲國《細說宋朝》
然而虞雲國稱【承佃戶承受不了官田的層層盤剝，交不出高額租米，不少官田竟出現了拋荒現象】。這個不少是多少，虞雲國先生又實在拿不出數據，也給不出翔實的考證，頗有張嘴就來的感覺。蓋豪強之家為了留住佃農，往往會降低佃戶的稅米，以取得佃戶的愛戴。自耕農由於租稅繁重，便樂於出賣土地，投身豪強成為佃戶，於是自耕農更少，國家財政更加困難，剩餘的自耕農所承受的賦役就更加嚴重，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宋度宗，賈似道改革的堅決支持者
其實賈似道之營公田，與曹操之行屯田，明代施衛所，有相似之處。首先是要在蒙古侵逼，軍費浩繁的局面下，為國家續一線之命，解決財政問題。則對於公田僱耕戶加重剝削是免不了的。然而這樣的做法，卻減少了對底層百姓壓迫最繁重的和糴，是以南宋雖然滅亡，但畢竟是全民抗戰，轟轟烈烈地亡於國力遠勝於自己的蒙古，而不是被內部的義軍和蒙古裡應外合所剿滅。
虞雲國聲稱公田法【沒有對大官僚、大地主起到多大的抑制作用】。然而“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在賈似道上臺執政之初，憑藉其鄂州戰功和以前在經濟上、軍事上所取得的一些成就，朝野無不為之歡欣鼓舞，著名學者王柏獻詩歌頌他“義概包宇宙，智略吞群英”“歸來輔皇極，一稔舒群情”，反映了當時土大夫們對賈似道欽備態度之一斑。慣於任情褒貶人物的太學生們，也爭相稱其為“師相”、“元老”和“周公”。可是當賈似道著手實施一些有利於整個封建統治階級，而不利於貴族、官僚和地主階級眼前利益的政策時，就遭到了他們的猛烈反對，在賈似道身敗名裂以後，這些政策措施就被作為他的一大罪狀而載入史冊。
▲滅宋一統的元世祖忽必烈
南宋最終還是滅亡於經濟破產，但那是因為忽必烈對北方完成了部分漢化改革的整合，北方人口也不斷恢復，造成的國力碾壓，賈似道在其時代侷限下，已經盡力了。
▲賈似道在葛嶺豪宅中宴客
當然，賈似道生活奢靡、結黨、排除異己（雖然奢靡程度亦遭到極大誇張，如有記載聲稱賈似道的豪宅範圍從葛嶺山上一直延展至西湖邊，來顯示賈似道的奢侈；但仔細一看地圖，原來葛嶺本來就在西湖邊上），黨羽亦多有並不清正之人，這是事實。然而明代大改革家張居正又何嘗不是如此？而張居正死後亦遭到報復，家業被抄，妻子兒女受到迫害，甚至差點被鞭屍，與賈似道的遭遇何其相似呢？
①《元史·廉希憲傳》：希憲曰：昔攻鄂時，賈似道作木柵環城，一夕而成，陛下顧扈從諸臣曰'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
②《元史·兀良合臺傳》： 時世祖已渡江駐鄂州,遣也裡蒙古領兵二千人來援,且加勞問。
③《新元史·夏貴傳》：景定元年，兀良合臺自黃州新生洲濟師北歸，貴進兵濰源，獲戰船三百餘艘。又戰於黃石港，獲馬三百餘匹。遂復壽昌。軍進至黃州團峰，去白鹿磯二十餘里，時氈帳布南北兩岸，貴以舟師陣白鹿磯浮橋下，登北岸陸戰，奪還所俘老弱三千餘。或譖貴不戰於南岸，貴貽書賈似道曰：“敵輜重盡在北岸，攻其所必救，以速其走耳。不出三日，江面可以肅清。”於是夜率諸軍，攻斷浮橋，殺殿卒七百餘人，明日江南無一騎，遂以大捷聞。
④《宋史·度宗紀》：是歲，兩浙、江東西、湖南北、廣東西、福建、成都、京西、潼川、夔、利路戶五百六十九萬六千九百八十九，口一千三百二萬六千五百三十二。大理寺奏大辟三十三人。
⑤虞雲國《細說宋朝》：公田法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財政危機，反而成為社會動盪的新源頭。首先，名為回買，實為強奪，加深社會危機。當時浙西上等良田的地價是每畝四百貫，初行公田時，規定對租額每畝一石的良田給以二百貫補償，已經只是市價的一半。但在實際執行中往往僅給四十貫，還都是無人購買的度牒、告身和形同廢紙的會子。所以，實際上，公田法就是以變相的行政手段強行改變土地所有權，當時人怒斥之為“白沒”（即平白無故的抄家籍沒的意思）。因而公田法遭到朝野持久而殊死的反對，也就完全不足為奇。其次，官吏舞弊，回買不公，激化社會矛盾。回買公田的田產標準之所以一再降低，最後甚至跌到百畝，關鍵就是大官僚、大地主勾結主事官吏，隱瞞實際田產，造成回買不足。而對於無權無勢的普通民戶，主管官吏故意誇大計算其田畝數，強迫他們增加回買數，造成有些民戶傾家蕩產也無田可賣。而督賣者峻急刻薄，不擇手段，甚至濫施肉刑，迫使有些走投無路的民戶自殺了事。再次，官田收租，頭會箕斂，引發階級衝突。在公田回買過程中，少地或無地農民雖然牽連較少，但在後來的官田經營中，他們也深受公田法之害。主事官吏為了邀功受賞，或是多報回買的田數，或是高報公田的等級。等到官田實際經營時，這些上下其手所造成的賬面缺額，就只能由租賃承佃的農民來補足。問題還不止於此，公田法推行之初，規定原租額一石的公田，作為政策優惠，現租只收八斗，但實際執行中，卻不論原額多寡與土質肥瘠，甚至原來只能年收三四斗的公田，也都一律收八斗。公田法雖明令禁止多收斛面，但實際收租時，仍以大斗徵收，一斗收到一斗三升視為慣例，丹陽縣甚至高到一斗六升。原來納租只須納糙米，公田經營中卻強令承佃農戶改納舂白米，每石附加折糙糧一斗八升。承佃戶承受不了官田的層層盤剝，交不出高額租米，不少官田竟出現了拋荒現象。最後，加印會子，回買公田，加劇通貨膨脹。回買公田的經費，絕大部分是當時加印的會子，這完全是無本的買賣。而會子本來就貶值的“糞土不入”，如今每天再加進十五萬貫投入市場流通，物價飛漲，紙幣貶值，是必不可免的。賈似道黨羽吹噓公田法“可平物價”，既違背經濟規律，也不符客觀事實。事實是景定公田實施不久，就引發了新一輪來勢兇猛的會子危機，迫使賈似道在景定四年十月廢除會子，改用金銀關子，把財政危機轉嫁到廣大人民頭上。對此，《會子危機》裡已有細說。後來個別學者似對公田法大有好感，不僅認為有抑制兼併的積極作用，甚至以為包含了某種社會主義的傾向，因為它以贖買的形式剝奪了部分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讓無地少地的佃戶耕者有其田。但正如明代李贄所說：“若真買大戶逾限之田，似無不可。”而公田法一開始以品官與大土地所有者為對象，很快就放低迴買標準，把剝奪的對象主要轉向了中小地主階級和部分上層農民。抑制兼併既不是公田法的初衷所在，從最後效果看，也沒有對大官僚、大地主起到多大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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