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暂时没上班，难得有空，想约一个朋友蓝见面，才知道她已经离开北京了。半年不见，她已经辞了北京的工作、卖了北京的房子、带着老公和娃回山清水秀的苏州安居乐业了。我错愕地握着手机，感叹才半年不见啊！是的，在北京，朋友们半年见一次面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因为北京太大、路上太堵而我们又太忙。比如，如果你想约超过三个人见面吃饭，最后很可能饭没吃成，几个人还因为到底在哪里吃饭比较方便而大吵一架，不欢而散。
我终究没有问蓝为什么离开北京。答案显而易见。如果问我，我可以毫不费力地说出离开北京的八百万个理由。值得问的恰恰是，为什么要留在北京？
十年前，当我拖着塑料旅行箱来北京时，蓝已经到北京将近两年。我们同在三里屯一家著名的图书公司做编辑，拿着2000元的工资，住在北三环边上没有客厅的老公房里，每天挤着摇摇晃晃的公交车上班，周末去动批买50块钱两件的T恤。那时三里屯SOHO还不存在，太古里还是一片工地，旁边的酒吧街每到傍晚都异常热闹，而我们只能去大成家吃10块钱的卤肉饭，去免费的BOOKWORM看书。我们贫穷的青春就像我们出版的一本本诗集，那么华美，却又那么低廉，看一整天稿子拿到的钱甚至不够买杯奶茶。
最穷的一次，我从宣武门搬家到和平西桥后，只剩下70块钱，而距离发工资还有一个星期。最后，我无计可施，第一次拿出那张为了赠送水杯在超市门口办的信用卡，去超市买回了一个星期的菜。那是深秋，内蒙古吹来的冷风卷着沙尘从北三环呼啸而过，骑自行车从国展回和平西桥的路上，我一直在颤抖。从来没有像那时那样，觉得自己的生活风雨飘摇，危如累卵。
那年冬天来得特别早，下班时天已经黑透了，一个人沿着昏暗的人行道走路回家，总是忍不住感伤。日渐缩短的白昼，让我想起自己来北京后，长久萦绕不去的灰暗心情。
一个周末傍晚，我回到家，发现忘在家里的手机里有一条短信和一个未接电话。是蓝发来的，短信问我在不在家，大概是因为没收到我的回复，于是她又打了个电话。显然是有急事。因为她是一个从不轻易麻烦别人的人。我打电话过去，她却说已经没事了。我继续追问，她就不好意思地笑起来：“哎呀，好丢人啊。”
原来那天下午，她男朋友毫无预警地带着一群作家朋友回家吃饭，根本不知道他们只剩下几十块钱，她借口出门买菜，打电话想跟我借钱，偏偏我又没接电话。“后来呢？”我问她。
“我想起他们还有一个朋友没有一起来吃饭，就打电话给他，顺便让他赶紧带点吃的过来。那群人那么能吃，他懂的。”蓝哈哈大笑，就像平常给我讲笑话时那样，我还没笑，她自己已经笑趴下了。
后来，不论何时何地，每次想起蓝那时的笑声，我就感到由衷的温暖。
一年后，我辞职，换了工作，又辞职，又换了工作。工作地点从三里屯变成苏州街，又从德胜门变成安华桥；我坐公交车上班，坐地铁上班，坐公交车换地铁上班，坐公交车换地铁再换公交车上班。什么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徒劳的感觉和低微的工资，感觉永远无法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更加谈不上安全感。
每次在惠新西街南口地铁站换乘，看着拥挤的人流在狭窄的通道里缓缓移动，我就感到惊慌。那么多人挤在一起，每天重复着徒劳无功的事；那么多青春的面孔，却那么沉默，那么疲倦，被人撞一下也懒得理会。排着长队的站台上，戴红袖圈的协管员总是扯着嗓门喊：“再往里挤挤，里面空着呢！吸口气还能上去俩！”
一次，地铁停靠10号线北土城站，车门在对侧打开。已经挤得水泄不通的车厢，又挤进来几个赶时间去上班的人，车厢里像平常一样一阵骚动，有人低声埋怨，有人礼貌道歉。这时，一个女孩忽然“啊”地大喊一声，烦躁地甩了甩头发，说：“我受不了了！为什么我要挤地铁？为什么我要过这样的生活？”车厢里一下安静下来。没有人挪动，没有人说话，直到列车再次靠站，车门轰然打开。
然后，有一天傍晚，一个可怜的女孩在站台上被挤入屏蔽门，列车贴着她身旁呼啸而过……我总是想起换乘通道里缓缓移动的人流，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她。
令我震撼的，还有那个抢银行的贫困大学生的故事。那个22岁的瘦弱男孩，几年来饱尝艰辛，疲于奔命。从银行抢走几万块后，第一件事却是去学校的小商品市场给自己买一条50块钱的裤子。庭审的时候，他始终一言不发，而为他代言的人则高谈“贫困大学生的性格缺陷”。
还有身边的朋友们的故事。有的人一直在换工作，一直在试用期，从来没有真正“入职”过；有的人不停搬家，甚至连筷子都不敢多买一双，我们去他们家吃饭都得自带一次性碗筷；还有的人明明三年没搬家，却在床底下囤一堆纸箱，仿佛随时担心被房东撵出去，随时准备搬家。
这就是我们的青春。每个人都默默过着绝望的生活。
一天深夜，我从安华桥坐车回望京，旁边刚好驶过一辆双层大巴。静静行驶在午夜街头的大巴，车上空荡荡的，亮着灯，没有一个乘客，只有一排排整齐冰冷的塑料座椅。一个灯火通明的四方体。在寂静的街上缓缓驶过，融入远处的黑暗。北漂多年，不知为什么，那时忽然觉得那就是我全部漂泊情感的出口。也是那时，很想为自己，也为很多和我一样漂泊的人写一点东西，写我们漂泊无望的青春，写我们流离失所的理想。
刚好那段时间看电视剧看得很恼火。比如穷小子必然要野心勃勃，不择手段，最后不仅要一败涂地，一无所有，还要连自尊和爱情一起输掉。而高富帅总是收割一切，金钱，爱情，友情，连道德优势都顺手捎走。又比如，为了表现奋斗精神，男主角故意辞职去做苦力，出门流浪都要开着路虎，一边抱怨他很苦闷，因为生活得太安逸太没有挑战了，等等，有种中产阶级的矫情。真是不可思议！我们的生活已经美好到这个地步了吗，居然需要手动制造艰辛？
所以，我特别想写一个故事，写真实的青春和奋斗是什么样的。最终，穷小子就算什么都没有赢得，至少获得了身心健康。而且，他必须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我们可以穷困，可以失败，但不能让人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于我们心态不健康，或者人格有问题。恰恰相反，我们会失败，正是因为内心有一些东西要坚持。
换个角度说，这也算一种精神胜利法。有时候，我自己都能感觉到，我这种价值观诉求太急切了，几乎要伤害笔下这个故事的独立性了。不过，那又有什么关系。我想要歌唱的渴望，远胜过我想赢得什么唱歌比赛。
之后一段时间，我住在通惠河边，和几个朋友合租了一套四居室，每天挤八通线上班，周末去传媒大学自习教室看书，偶尔和朋友们去河边的夜市吃烧烤。一群相识近十年的朋友，依然像最初在三里屯做诗集时那样，谈论着百无一用的语词、能指和意象，最后吵得不可开交，差点掀桌子走人。
我们依旧贫穷，但却渐渐不那么焦虑了。至于原因，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想来想去，只能是因为我们都变老了。那时，我才确信我可以动笔写一个自己想写的故事了。
再后来，蓝生了孩子，在东边买了个小房子，兴致勃勃买床买沙发，见人就要谈论装修风格，一副准备在北京安居乐业的样子。而我也搬家离开通惠河，祈祷着这是我在北京最后一次搬家。
依然记得多年前一次搬家。小货车装着我的全部家当，行驶在这座城市上空的京承高速上。我坐在副驾驶座里，挡风玻璃外是初夏透明的天空和闪闪发亮的柏油公路。一群鸽子从远处的高楼上掠过，一侧的翅膀映出金黄的晨光。
那一天，我二十七岁。感觉仿佛整个人生都铺展在眼前，仿佛整个世界都是我的，是专门为我准备的。我们那么年轻，贫穷和漂泊又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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