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松殺嫂案裡的陰毒推手，唯獨他全程實現了利益最大化
因為《水滸傳》，潘金蓮幾乎從此成為壞女人的代名詞。潘金蓮最大的罪惡，便是挑戰了中國傳統倫理道德里，女人必須“從一而終”的貞潔觀；最惡毒的行徑就是，當姦情暴露之後，痛下殺手，毒死了自己的丈夫武植。不仁、不義、不忠，這三條罪孽，不論放在官方還是民間，都是難以饒恕的。
於是，就有了後面的武松殺嫂案。這幾乎是順理成章的。首先，潘金蓮有罪過在先，按照宋朝的法律，姦情是構成犯罪的，不論官方的法律還是宗族的私法，都可以追究；
其次，武氏兄弟自幼相依為命，兄長武植有代父養弟的功勞，弟弟武松對兄長感恩且尊敬，兩人感情很好。武植死後，武松又是武植唯一活在人世的苦主（潘金蓮當然是第一順序的苦主，但她決計不會為武植伸冤）。古人所謂“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對武松而言，兄長之仇與父母之仇沒有分別。
其三，武松有足夠的能力替武植討個公道。武松勇力過人，有景陽岡打死猛虎為證；武松是陽穀縣衙門裡的捕頭，好歹也算是一個官方內部人員，熟悉法律和訴訟程序。
武松首先走的是司法程序，可惜陽穀縣的縣太爺在收受了好處，並權衡了西門慶一家的勢力乃至對自己官場命運的影響力之後，枉顧了朝廷法令，駁了自己下屬的情面。
於是，武松不得已選擇了自己所能掌控的、力所能及的，且最為直接的復仇模式：取了相關人等的物證、書證之後，手刃潘金蓮，拳殺西門慶。這些情節不論是從讀《水滸傳》書本，還是觀看由小說改編的電視劇，都是酣暢淋漓、精彩至極、痛快不已。
但武松為此所付出的代價也是相當沉重的。先是被刺配兩千裡，從此由一個底層官吏，直接變成一個烙有終生屈辱、下賤標誌的罪犯。接著又遭遇種種折磨，浪跡江湖，最終不得不走上落草為寇的不歸路。
《水滸傳》對此用“應劫”來解釋，意思是不論武松開始有著怎麼樣的理智，即便他當初所面對的縣太爺是清廉剛直的，依法受理了武松的訴求，但武松歸根結底是要淪為為朝廷和社會主流所拋棄的罪惡之路的。顯然，“應劫”的說法減輕了對當時朝政腐敗的鞭撻力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武松殺嫂”案件所涉人員的罪惡程度。
追根溯源，“武松殺嫂”案件罪魁禍首當然是潘金蓮，如果沒有她的放蕩、淫奔和歹毒，便不會有姦情，不會有謀殺親夫。後世的有很多人喜歡從人性或者婦女解放、婚戀自由的角度為潘金蓮“平反”，認為潘金蓮的所作所為不過是為了追求個人幸福，是對封建禮教和悲苦命運的拼死反抗。
這種說法顯然太極端了，一個人無論怎麼追求幸福和自由，也不應該將這個前提建立在謀害他人性命上。更何況，被她毒殺的不是別人，是她的丈夫，且平日裡對她很好，並沒有給她造成迫害。她即便不能控制對西門慶的情感，但她可以選擇對武植攤牌，也可以選擇私奔，她是沒有任何理由剝奪武植的性命的。
“武松殺嫂”案的二號罪人便是西門慶。仗著自己有錢有勢，就放縱自己的慾望，到處沾花惹草，用各種威逼利誘侵佔良家婦女。雖說他這次遇到的對象潘金蓮並不是什麼貞潔烈女，但至少也是名花有主的他人妻子。兩人勾搭成奸之後，他明目張膽、肆無忌憚，在面對其合法丈夫的捉姦時，痛下殺手將其踢成重傷。爾後也不是考慮懸崖勒馬、穩妥善後，而是商定下了“藥死”武植的毒計，殺人滅口。
三號罪人就是那個居中拉攏，促成姦情，爾後又成為毒殺武植案件幫兇的王婆。從《水滸傳》《水滸後傳》《金瓶梅》幾本書粗略透露出的信息，這個王婆估計是那種“從小賣蒸饃，啥事都經過”的老江湖，口才便利、巧舌如簧，洞悉人心，熟悉人情世故中的種種鬼蜮伎倆，為貪圖一點點私利，當牙行、拉皮條等種種卑劣“生意”估計都嫻熟無比。當然，在“武松殺嫂”案之前，也多半屬於那種“大罪不犯，小惡不斷”市井小人。
這三個人，在藝術作品裡本來就是定位於壞人來塑造的，他們的種種行徑、言論是“壞”得旗幟鮮明、理直氣壯、毫不遮掩，讓讀者或者觀眾也恨得明明白白、徹徹底底。作為藝術作品，這樣的塑造手法是成功的。這就好比在現實生活裡，某個人從來就是以壞人的人設出現的，他不論何時何地都貼著明顯的壞人標籤。這種當然令人厭惡痛恨，但也恰好因為他們壞得明目張膽，所以也讓人有機會躲避和防範。
所以，真正的壞人並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那些好壞難分、時好時壞，甚至是從來都戴著一副好人的面具，到處傳播著好人的名聲，冷不丁展示一下壞人的心腸，偷偷放一支暗箭或者背後捅人一刀子。還有就是總是一副無辜的嘴臉，佔了便宜也想方設法讓別人感覺他吃了虧，做了惡事也讓人抓不住把柄。甚至有時候讓人恨得咬牙切齒，但又拿不出確鑿的理由、理不出明晰的理由去拿他怎麼樣。
對於世上的人，有人將其分類為真君子、真小人、偽君子、偽小人四類。其中真君子和偽小人從骨子裡還是君子，所以這樣的人要麼是可敬的，要麼是可愛的，並無可怕之處。可怕的就是真小人，而最可怕的就是偽君子。而“武松殺嫂”一案裡，就潛藏這樣一個以偽君子的面目出現的人物。
甚至從《水滸傳》《金瓶梅》等小說問世到這些文學作品被改編為影視作品，都很少有人能意識到這個人物的卑鄙與猥瑣。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個不顯山不露水的小人物，才真正是“牆裡的柱子不現身”，從中扮演了一個極為可恥、可恨的幕後推手的角色。
人們一定記得那個在電視劇《水滸傳》裡，經常與武植一起沿街叫賣“炊餅”“脆梨”的那個少年，“炊餅”二字是武植喊的，“脆梨”二字則是這少年喊的，一個渾厚滄桑，一個清越稚嫩，一老一少、一高一低，此起彼伏、循環不已。這種情景和聲調配合，極容易讓人將他們二人當作是默契、親密、和諧的搭檔、夥伴甚至朋友。
其實不然。炊餅、脆梨“老少配”的情節完全是電視劇的演繹。這個名叫鄆哥的少年，並不是武植的朋友。武植從來就沒有朋友，鄆哥也從來沒有將武植當作過朋友。在西門慶與潘金蓮形成姦情之前，鄆哥與武植也沒有什麼交集。根據《水滸傳》中的描寫，這個鄆哥年紀約十五六歲，本姓喬，因為是在鄆城生養的，所以被人稱作鄆哥。這個鄆哥的謀生之道，也並非單是提個籃子沿街叫賣脆梨。
鄆哥年紀雖小，為人卻是很機敏的，按照書裡的描述，他是給陽穀縣的各個酒館、茶莊供應水果的。這類似於現在的水果批發商，雖然只是佔領一個縣城的生意，但從他的年紀來看，他的能耐不小。而電視劇裡提個籃子，與武植結伴而行，沿街叫賣的形象設計，則壓縮了他的能耐，讓人感覺他是一個單純且命運悲苦，衣食難以保全的可憐人。而恰好是這種單純化，以及對種種情節的略縮，讓人忽視了他的卑鄙。
鄆哥的卑鄙豈止與他的年紀不相符，甚至他的隱藏之深、手腕之高明，就連那個活成了人精的王婆都難以望其項背。試看這幾個情節，你就會明白我在這裡絕沒有冤枉這個青春少年鄆哥。
潘金蓮與西門慶勾搭成奸這事與鄆哥無關。但兩人勾搭成奸以後，畢竟紙裡包不住火，更何況西門慶本來就放肆張揚，很快這樁醜事就成了陽穀縣裡街頭巷尾議論的新聞。奪妻之恨是僅次於殺父之仇的奇恥大辱，古人說“非奸不殺，非窮不盜”，又說“奸近殺，賭近盜”，綜合起來就是一旦發生姦情，很容易就此引發流血死亡的兇案。所以很多情形下，人們為了避免事態惡化，造成更加可悲可怕的結局，就會在得知了配偶出軌、他人被綠的事情後，寧願選擇互相之間議論，也不願意選擇直截了當地告訴當事人。所以，姦情的受害人總是最後知道真相，這其中也有周圍人的一層善意在發揮作用。
因為業務和與武植、王婆交往的緣故，除當事人和王婆外，鄆哥應該是較早的姦情知情人。如果鄆哥不卑鄙，或者多少有一點善意和良知，那麼他在知情之後的所作所為就有另一種選擇。但他其後的一系列行徑逐步並徹底暴露了他的醜惡心腸。
他可以選擇對武植保密，這是心底善良且膽小怕事的普通人的直接選擇；如果他是武植的朋友，或者心存正義，他會想方設法阻止或者至少讓武植不再矇在鼓裡。他的第一選擇是什麼？是藉助這件事謀求自己的利益。
鄆哥起先就與西門慶有生意來往。西門慶的酒店是他供應水果，《水滸傳》裡也寫到，西門慶經常會賙濟他一些銀兩盤纏。可見西門慶對他是有恩的，至少兩個人是有交情的。在得知西門慶與潘金蓮的姦情之後，他第一反應是覺得抓住了西門慶的把柄，並且得到了一個擴大自己利益的機遇。這顯然不是一個光明磊落的正人君子或者年少單純的少年的思維模式。《水滸傳》寫到這段的時候，回目是“婆貪賄說風情，鄆哥不忿鬧茶肆”，鄆哥的“不忿”是事實，但絕不是因為公道正義的驅使。
他以此為要挾，要求西門慶擴大生意合作規模或者直接給他銀兩做封口費。《水滸傳》裡寫到，鄆哥去找西門慶，開口就說：“不要獨自吃呵！也把些汁水與我呷一呷，我有甚麼不理會得？”“汁水與我呷一呷”就是明目張膽謀求自己的利益。沒有想到，西門慶根本就沒有將這個毛頭少年放在眼裡，並且放任王婆賞了鄆哥幾個耳光。從西門慶的角度說，鄆哥也是個吃裡扒外、見利忘義的小人；而西門慶最大的失誤就是錯誤估計了這個小人的能量，以至於其後的事態開始沿著非常不利的趨勢發展。
鄆哥要挾不成，訴求沒有得到滿足，進而想到了報復。他自己當然沒有直接報復西門慶的能耐，他想到了借刀殺人。在他眼裡，武植和武松兩兄弟都是可以用來對付西門慶，幫助他達成個人目的的“刀”。
潘金蓮出軌，給武植戴綠帽子並不是第一次。例如潘金蓮在張大戶家當奴婢的時候，本就與主人張大戶不清不白，只不過張大戶的老婆是個厲害角色，為了捍衛自己的利益，棒打“鴛鴦”，又將潘金蓮強制嫁給了武植以示侮辱。武植娶了潘金蓮之後，潘金蓮與老情人張大戶暗中常有往來，加之潘金蓮本就不是一盞省油的燈，經常仗著自己的姿色與其他男子搞曖昧。
武植帶領潘金蓮從清河縣遷居到陽穀縣，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為了擺脫張大戶以及其他一些與潘金蓮糾纏不清的男子。《水滸傳》對以上情節語焉不詳，但《金瓶梅》對這些是有所反映的。況且，《水滸傳》裡也寫到，潘金蓮勾引武松失敗之後，就對武植說武松調戲自己，而武植的態度是，讓潘金蓮對此保密，“你別聲張，別叫鄰居聽見了笑話”。
可見，對於妻子潘金蓮的人品和行徑，武植是瞭解的；潘金蓮出現姦情，多半在武植的意料之中。而武植對此的態度是退讓和隱忍，跨縣搬遷和要求保密這兩件事就是明證。特別是聽到潘金蓮誣告武松調戲自己的事之後，武植連查明真相的勇氣或者心思都沒有，更別說去幹涉或者其他了。武植的退讓和隱忍，可能有對潘金蓮的感情因素在內，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無能懦弱。而如何讓一個無能懦弱的男人成為實施借刀殺人計劃的利器，鄆哥是動了一番腦子的。
鄆哥最初的目的是鼓動武植去捉姦，武植一旦捉姦成功，即便不能給西門慶造成創傷和損失，但兩人的約會就完全有可能中止，在鄆哥看來，這個結果也是不錯的，你不答應我的要求，我就壞了你的好事。
這種事情，直截了當地去告訴武植，然後鼓動武植去捉姦，一方面很可能不成功，因為武植的懦弱鄆哥是瞭解的。最直接的原因是就會暴露自己的意圖，搞不好就會讓武植怨恨自己，“偷雞不成蝕把米”。這也是人情常理，武植多半會想，為什麼別人不知道就你知道？莫非你在誣陷我的老婆，敗壞我老婆的名聲？為什麼別人不告訴我，你前來告訴我，你用心何在？……一旦武植心裡有了這樣的心思或者得知鄆哥被打的情節，鄆哥的計劃就失敗了。
所以鄆哥巧妙地利用旁敲側擊、反客為主的策略，順利激將，讓武植心甘情願、不知不覺地充當了自己的“刀”。《水滸傳》對這個過程寫的較為詳細，鄆哥先是以糶麥麩的話題為引子，諷刺武植是鴨。鴨在當時就如同現在人說的“王八”，是暗示男人戴了綠帽子。由此，引起了武植的好奇心。雖然懦弱無能，但好奇心總該有。
接著他又故意賣關子，轉變話題，說道：“你只做個小主人，請我吃三杯，我便說與你”。這是欲擒故縱，本來的目的就是要鼓動武植，現在卻提出了條件：你請我喝酒，我便告訴你，否則就免談。喝幾杯酒的條件並不苛刻，在武植的能力範圍之內，否則計劃也難以繼續。
武植果然在好奇心的驅使下答應了鄆哥的條件，鄆哥也順利地反客為主了。因為在武植看來，鄆哥本來不想說，是自己求著鄆哥說的，說出了可怕的事情，甚至造成了嚴重的後果，這都是自己心甘情願的選擇，鄆哥都是被動的，怎麼也追究不了他的責任。這往往就是小人最為擅長的伎倆，抓住人的心理特點，悄然達成自己的目標，卻從不暴露自己，不讓自己承擔任何責任，最好扮演一個無辜者、受害人，甚至正義之士。
類似反客為主的手段王婆也用過，例如本來是特意設立局面、提供場所促成西門慶與潘金蓮的姦情。而這兩人的姦情達成以後，王婆卻扮演出一副正人君子的面孔，呵斥到：“好呀！好呀！我請你來做衣裳，不曾叫你來偷漢子！武大得知，須連累我；不若我先去出首！”同樣是反客為主裝好人，但王婆就突兀，鄆哥比她巧妙隱晦許多。
在武植看來，西門慶與自己老婆通姦的消息是自己花了“三杯酒”的成本獲取的，自然就引起重視。對於普通人而言，經常無法判斷一個信息的真正價值，但卻懂得用獲得信息的成本來估量價值。加之三杯酒下肚，酒壯慫人膽，再懦弱的人也會爆發出血性。再加上鄆哥在旁邊添油加醋、尖酸刻薄的渲染和諷刺，武植果然怒了，踏上了捉姦之路。
可惜，由於武植和西門慶之間的戰鬥力差異，西門慶不但沒有因此中止姦情，反而重傷了武植，直至用毒藥直接殺死武植，讓兩人的姦情更加暢通無阻。這當然是鄆哥事先沒有計算在內的結局。因為他低估了西門慶的肆無忌憚和潘金蓮的歹毒。但到此為止，鄆哥沒有受到任何損失。
接著，武松出差回來了，又變成了鄆哥的借刀殺人計劃中的“第二把刀”。武松得知哥哥的死訊，經何九叔順藤摸瓜找到了鄆哥。鄆哥又是以自己老爹無人奉養為由，提出讓武松給自己銀兩才肯作證。後面的情節不必再說，武松殺了潘金蓮，打死西門慶，徹底報了哥哥的仇，但人生軌跡卻從此改變。
而鄆哥呢，借刀殺人的計劃完美完成，武松也答謝了他許多銀兩。鄆哥甚至是名利雙收的，不但整個“武松殺嫂”事件的所有當事人都沒有意識到武植之死、武松獲罪與鄆哥的關係，更沒有覺察到鄆哥卑鄙的小人行徑，即便到了後世，鄆哥還被當成了“義士”。在《水滸後傳》裡，鄆哥變成了開酒館的老闆，並設法救了梁山好漢的後世子孫。後來還跟著呼延灼的兒子呼延鈺出國旅居海外，並娶了共濤的女兒，算是又財色兼得了。在現代版章回小說《掃水滸傳》裡，鄆哥又被描寫成上界星宿下凡，先參與了平定梁山叛逆，後來功成身退、隱居山林，十足一個能力超群、品德高尚的聖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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