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看到邓晓芒《儒家文化的最大遗毒就是习惯虚伪和集体无意识》这篇文章，真是被吓到了！
该文涉及数十个大概念，若干个大命题，可是每一个都未经省察和分疏，就这么含糊笼统地使用，斩钉截铁地判断，至少是不严肃的。
邓氏号称“康德专家”，真让人大跌眼镜，甚至惊出一身冷汗。从下文即可看出，邓氏的批评既不是逻辑的，也不是历史的，而只是宣泄一种情绪，表达一种立场或态度。
或者说，似乎邓氏既没学过哲学，更没念过历史，对四十年来思想史的研究（包括西方的汉学）没有一丁点了解，甚至连基本的学术训练都不具备，否则决不会这么轻薄为文。他所依据的思想资源恐怕只是七十年代评法批儒两报一刊的“论文”而已。哪怕认真读一读《德意志意识形态》也不至于如此寒碜和空虚。
这太让人遗憾了！
随便拎出以下这一段为例，我们来看看邓氏有多么荒腔走板：
夏禹治水而家天下，开创了中国以家庭农业自然经济为政治文明之本的国家；商代重商，拜鬼神，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夏的以农为本的国策，但树立起了神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权威性；周代综合了上两代的政治制度，主张“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既坚持了以农为本的世俗政策，又引入了君权神授的意识形态，将之改造为君王通过百姓的视听而奉行天意的政治合法性，形成了在孔子看起来最完备的政治制度即礼制。
上文说夏“以农为本”，还“国策”，夏之有无尚无定论，此“国策”的判断依据何在？是文献资料还是考古证据？假定就算有这样一种夏朝的“国策”，说商人“脱离了”，周代又“坚持了”，又如何证成或说明？思想史，经济史或政治史等相关领域哪位学者的论述支持这一论断？
下文就更让人一头雾水：“（周代）既坚持了以农为本的世俗政策，又引入了君权神授的意识形态，将之改造为君王通过百姓的视听而奉行天意的政治合法性。”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到底是君权神授还是“百姓的视听”？“以农为本”跟“君权神授”有什么逻辑关系？为毛两者“既……又”相结合？到底两者结合产生了政治合法性？还是仅仅改造“君权神授”就得到新的合法性？上引文语法就是混乱的，逻辑更是悖谬。
最可笑的是，邓说夏代是“以家庭农业自然经济为政治文明之本”，这纯属臆造。
首先“家庭农业自然经济”是什么意思？大概他是当成小农经济概念在用。
其次，假定有夏代，夏代的家庭是何形态谁能讲清楚？
再次，西周以前的农业经济形态是农村公社制，“井田制”是其代表性制度，哪儿来的“家庭农业自然经济”或小农经济？
隋唐以后，以家庭为经营单位的小农经济才占据主流。邓氏自造夏代“家庭农业自然经济”的概念荒唐到不象念过书的人说的话。
仅此一端，可见邓晓芒之轻率轻佻，实在是不堪！
知道他一直“批判”儒学，但以前没看过他的东西，没想到这么low（陋）。通篇都是类似的不着调的昏话和胡话，真难以想象他是如何成为名师的？象邓这样念书教书几十年，书对他有什么意义？如果连最基本的思维能力都不能建立，又如何育人树人？
儒学当然可以批判，但不是这么个批判法子。看看赵汀阳几篇批评儒学的文章，两相对照，就可明了，邓氏连哲学的门都没入。邓大师这是到儒家门前泼大粪，最后连自己也搞臭。
易中天吹捧邓晓芒为当代唯一哲学家，这真叫人哭笑不得，只能呵呵了！
妄人，此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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