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有羊城，先有光孝”

生活在廣州的人，必定對光孝寺不會陌生。作為嶺南地區歷史最為悠久的古剎，光孝寺的香火向來十分鼎盛，尤其是新年到來之際，不少人都會來到此祈福，祈求新年諸事順利。

不過，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在歷史上，光孝寺曾是廣州城最具精神象徵的官方典儀之所。而它之所以享有如此高的政治地位，主要取決於光孝寺的佛教地位、城市區位和寺院建築總體佈局。

顯赫的佛教地位

光孝寺，全稱為“報恩光孝禪寺”，始建年代距今1700多年，是嶺南地區年代最久遠的佛教古剎。

廣州民諺說：“未有羊城，先有光孝”。據《光孝寺志》載，寺址原為南越王趙建德之故宅。三國時期，吳國虞翻謫居於此，世稱虞苑。東晉哀帝隆安(379)年間，罽賓國（今克什米爾）三藏法師曇摩耶舍在此弘法，信徒越來越多。

為了容納眾多信徒前來聽講，在官府和富商的支持下，曇摩耶舍在制旨寺創建大殿五間，改名“王苑朝延寺”，又稱“王園寺”，並在此奉敕譯經，有武當沙門慧嚴筆授。曇摩耶舍因此被稱為光孝寺第一位開山祖師。初唐時改名為“法性寺”，六祖惠能在此削髮受戒，登壇說法。南宋初年又先後改名為“報恩廣孝寺”和“報恩光孝禪寺”，簡稱“光孝寺”，寺名沿用至今。

因為光孝寺在佛教界的重要地位和巨大影響力，建寺一千多年以來，光孝寺都受到各朝代最高統治者的重視，寺名的多次變更皆由皇帝下詔。而且，儘管位於遠離政權中心的嶺南，但光孝寺與歷代最高統治者之間的互動卻並不少見。

由於與世俗政權有著千絲萬縷的糾纏，廣州的地方官員也常參與迎請大德高僧進駐佛寺。歷代朝廷給予光孝寺的充分認可，賦予其官方寺院的色彩，鞏固了其“嶺南首剎”的地位。因此，光孝寺成為了廣州城最具代表性的政治活動場所。

城市空間上的排他性

如今的光孝寺，坐落於廣州越秀區，位於廣州市的中心地帶。然而，在宋代以前，光孝寺都是處於廣州城的西北郊。據史料記載，其旁邊即為廣州最早的建城者任囂之墓。

隨著城市的擴張，宋代大規模修築廣州城，形成東城、子城、西城“三城並立”的態勢，其中的西城把當時廣州主要的商業區囊括在內，光孝寺即在西城的西北角。距離光孝寺東南不遠處，有廣州另一著名寺院“六榕寺”。清代廣州城實行滿漢分異，光孝寺處於駐粵八旗駐地內，其與六榕寺之間有眾多旗兵的軍事設施。

清代廣州佛教寺院分佈圖

上圖為清代廣州佛教寺院分佈圖。可以發現，在當時的廣州城西北角，寺院分佈密度非常低。除了光孝寺和六榕寺，並無其他小寺院的存在。

為什麼會如此呢？究其原因，一是因為廣州城西是八旗駐地，以軍事設施為主，除了這兩座歷史悠久的寺院，新的小寺院難以插足；二是因為這兩座寺院都名聲在外，加上歷代文人士紳的大力推崇，因此寺內名僧雲集，無論是當地居民還是外來遊客，想要禮佛都會選擇這兩所寺院，故此小寺院在此更沒有什麼競爭力。

這也說明，城市中的寺院之間也存在著激烈的空間資源爭奪。

大雄寶殿前廣場

寬敞恢宏的總體佈局

光孝寺的總體佈局為廊院式，周邊是廊廡環繞，中置殿宇塔閣，主體軸線上坐北向南有三進院落。

第一進為山門與天王殿之間，是一片進深約 10 米的橫向狹長小院落；穿過天王殿後，進入第二進院落，院落的北端是大雄寶殿。這一進院落進深約 47米，寬約 55 米，形狀接近於方形，面積達 2600 平方米，是光孝寺內最大的院落；從大雄寶殿繼續北行，即到達第三進院落，這一進同樣是一橫向狹長的院落，進深約為 18 米，寬度與第二進院落接近。

在這三進院落，雖栽種了不少樹木，但場地皆以石板硬地為主。

從地圖上可以看出，光孝寺雖然佔地寬廣，而且寺內古木參天，但是並沒有專門的寺院園林，三進院落皆以硬地為主。也就是說，光孝寺在總體佈局上，為舉行各種大規模的禮儀和集會提供了必要的空間條件。因此，作為廣州首寺的光孝寺，成為廣州城內官方大型盛典的舉辦之地，自然責無旁貸。

大雄寶殿前廣場

光孝寺內最重要的建築物是坐落在 1.4 米高石臺基上的大雄寶殿，始建於東晉隆安年間。清順治年間對大雄寶殿進行重修並擴建後，如今大雄寶殿的建築面積達 876.93 平方米，其規模為嶺南地區之最，其殿前的院落面積也達 2600 平方米，可容納大量的人流在此聚會。

因此，各種典儀舉行的具體地點，可合理推測在寺內的大雄寶殿及殿前的院落廣場。

中國自古以來有把佛教寺院納入官方祭祀系統、在寺內執行官方禮制的傳統。自宋而清，各地都有指定的寺廟作為舉行官儀之所，並且不同的祭祀功能會選擇不同的寺院承接。在廣州，光孝寺是僅有的獲朝廷敕封的官寺，歷代都是官方最高級別的禮儀之地。這種官方象徵的地位，賦予了光孝寺宗教功能以外的政治功能。

那麼，在光孝寺曾舉行過哪些重要的政治活動呢？

在明清政權交替之際，清兵佔領廣州城比清軍入關建立清朝晚了整整六年之久。在這期間，廣州成為支持南明政權的抵抗義軍的根據地。光孝寺是受明代皇帝敕封的寺院，從明代開始就承擔了官方最高禮儀之所的角色，順理成章地，明末清初一些公開的抗清復明活動，都選擇在這具有明朝廷精神象徵的寺院中舉行。

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攻陷京師，崇禎帝殉社稷，“明末廣東三忠”之一的陳子壯率縉紳千餘人，在廣州光孝寺成服哭臨。所謂哭臨，即帝后死喪，臣民集眾舉行哀悼儀式，到宮殿門外或靈堂哭祭；而成服，是指喪禮時人們按照與死者關係的親疏穿上不同的喪服。可以想象當時一千餘人在光孝寺大殿前廣場上披麻戴孝，痛哭祭奠崇禎帝，悲憤悼國，群情激昂的場景。

在這個過程中，對光孝寺這個活動地點的選擇，不僅是由於其場地開闊，更重要的是因為光孝寺本身所代表的精神涵義。光孝寺作為當時民眾抗清復明的精神力量象徵，激勵了此後廣州城上下乃至整個嶺南地區，進行長達數十年的艱苦卓絕的抗清鬥爭。

由於寺院所代表的正義和正統的精神內涵，雖然在明末清初光孝寺作為抗清復明的精神象徵，但

清康熙四十四年廣州府花縣官員施允中所撰《重修鷲嶺古寺碑》中敘述道：“於嶺南省會則有光孝寺，大鑒瘞yì發之鐵塔猶存。然則建都立國，必先選一佛地，為祝聖保庶之所大系也！夫如是，夫何怪乎花邑之有鷲嶺寺者哉……一旦來守是邦，時振教化應必瞻想聖容，雖去萬餘里，不能駿奔趨走相隨，完鷲之行亦得於鷲嶺寺之晨鐘暮鼓。稍抒微誠，其在斯歟！”。

言下之意，一個重要的城市，必然會選取一所佛教寺院，在施行教化的同時，一方面祝釐頌聖，遙遙向朝廷表達忠心；另一方面，祈禱國泰民安。

明天啟二年（1622）王安舜所撰《光孝禪寺革除花卉供應碑記》中記載，在明代每有大節日，文武官員均到此集會祝釐頌聖，所有費用均由寺出，連官場擺設的花木，亦要由光孝寺供應。後幸因京中有人向代理廣州府說情，才免去光孝寺為一府兩縣供應花卉的繁重差役。此碑在《光孝寺志》中錄有全文。由此可見，在明代光孝寺已經是廣州城內的官方祝釐頌聖典儀的場所。光孝寺的這種官方地位，一直延續到清代。

從光孝寺中發生的各種政治活動表明，寺院在城市中是一個帶有精神象徵涵義的場域。這種精神象徵涵義在政權更替之時和統治穩定期間，分別具有不同的內容和表現。

現在，你知道為什麼光孝寺歷經千年仍享有如此鼎盛的香火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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