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有羊城，先有光孝”

生活在广州的人，必定对光孝寺不会陌生。作为岭南地区历史最为悠久的古刹，光孝寺的香火向来十分鼎盛，尤其是新年到来之际，不少人都会来到此祈福，祈求新年诸事顺利。

不过，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在历史上，光孝寺曾是广州城最具精神象征的官方典仪之所。而它之所以享有如此高的政治地位，主要取决于光孝寺的佛教地位、城市区位和寺院建筑总体布局。

显赫的佛教地位

光孝寺，全称为“报恩光孝禅寺”，始建年代距今1700多年，是岭南地区年代最久远的佛教古刹。

广州民谚说：“未有羊城，先有光孝”。据《光孝寺志》载，寺址原为南越王赵建德之故宅。三国时期，吴国虞翻谪居于此，世称虞苑。东晋哀帝隆安(379)年间，罽宾国（今克什米尔）三藏法师昙摩耶舍在此弘法，信徒越来越多。

为了容纳众多信徒前来听讲，在官府和富商的支持下，昙摩耶舍在制旨寺创建大殿五间，改名“王苑朝延寺”，又称“王园寺”，并在此奉敕译经，有武当沙门慧严笔授。昙摩耶舍因此被称为光孝寺第一位开山祖师。初唐时改名为“法性寺”，六祖惠能在此削发受戒，登坛说法。南宋初年又先后改名为“报恩广孝寺”和“报恩光孝禅寺”，简称“光孝寺”，寺名沿用至今。

因为光孝寺在佛教界的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力，建寺一千多年以来，光孝寺都受到各朝代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寺名的多次变更皆由皇帝下诏。而且，尽管位于远离政权中心的岭南，但光孝寺与历代最高统治者之间的互动却并不少见。

由于与世俗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纠缠，广州的地方官员也常参与迎请大德高僧进驻佛寺。历代朝廷给予光孝寺的充分认可，赋予其官方寺院的色彩，巩固了其“岭南首刹”的地位。因此，光孝寺成为了广州城最具代表性的政治活动场所。

城市空间上的排他性

如今的光孝寺，坐落于广州越秀区，位于广州市的中心地带。然而，在宋代以前，光孝寺都是处于广州城的西北郊。据史料记载，其旁边即为广州最早的建城者任嚣之墓。

随着城市的扩张，宋代大规模修筑广州城，形成东城、子城、西城“三城并立”的态势，其中的西城把当时广州主要的商业区囊括在内，光孝寺即在西城的西北角。距离光孝寺东南不远处，有广州另一著名寺院“六榕寺”。清代广州城实行满汉分异，光孝寺处于驻粤八旗驻地内，其与六榕寺之间有众多旗兵的军事设施。

清代广州佛教寺院分布图

上图为清代广州佛教寺院分布图。可以发现，在当时的广州城西北角，寺院分布密度非常低。除了光孝寺和六榕寺，并无其他小寺院的存在。

为什么会如此呢？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广州城西是八旗驻地，以军事设施为主，除了这两座历史悠久的寺院，新的小寺院难以插足；二是因为这两座寺院都名声在外，加上历代文人士绅的大力推崇，因此寺内名僧云集，无论是当地居民还是外来游客，想要礼佛都会选择这两所寺院，故此小寺院在此更没有什么竞争力。

这也说明，城市中的寺院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空间资源争夺。

大雄宝殿前广场

宽敞恢宏的总体布局

光孝寺的总体布局为廊院式，周边是廊庑环绕，中置殿宇塔阁，主体轴线上坐北向南有三进院落。

第一进为山门与天王殿之间，是一片进深约 10 米的横向狭长小院落；穿过天王殿后，进入第二进院落，院落的北端是大雄宝殿。这一进院落进深约 47米，宽约 55 米，形状接近于方形，面积达 2600 平方米，是光孝寺内最大的院落；从大雄宝殿继续北行，即到达第三进院落，这一进同样是一横向狭长的院落，进深约为 18 米，宽度与第二进院落接近。

在这三进院落，虽栽种了不少树木，但场地皆以石板硬地为主。

从地图上可以看出，光孝寺虽然占地宽广，而且寺内古木参天，但是并没有专门的寺院园林，三进院落皆以硬地为主。也就是说，光孝寺在总体布局上，为举行各种大规模的礼仪和集会提供了必要的空间条件。因此，作为广州首寺的光孝寺，成为广州城内官方大型盛典的举办之地，自然责无旁贷。

大雄宝殿前广场

光孝寺内最重要的建筑物是坐落在 1.4 米高石台基上的大雄宝殿，始建于东晋隆安年间。清顺治年间对大雄宝殿进行重修并扩建后，如今大雄宝殿的建筑面积达 876.93 平方米，其规模为岭南地区之最，其殿前的院落面积也达 2600 平方米，可容纳大量的人流在此聚会。

因此，各种典仪举行的具体地点，可合理推测在寺内的大雄宝殿及殿前的院落广场。

中国自古以来有把佛教寺院纳入官方祭祀系统、在寺内执行官方礼制的传统。自宋而清，各地都有指定的寺庙作为举行官仪之所，并且不同的祭祀功能会选择不同的寺院承接。在广州，光孝寺是仅有的获朝廷敕封的官寺，历代都是官方最高级别的礼仪之地。这种官方象征的地位，赋予了光孝寺宗教功能以外的政治功能。

那么，在光孝寺曾举行过哪些重要的政治活动呢？

在明清政权交替之际，清兵占领广州城比清军入关建立清朝晚了整整六年之久。在这期间，广州成为支持南明政权的抵抗义军的根据地。光孝寺是受明代皇帝敕封的寺院，从明代开始就承担了官方最高礼仪之所的角色，顺理成章地，明末清初一些公开的抗清复明活动，都选择在这具有明朝廷精神象征的寺院中举行。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攻陷京师，崇祯帝殉社稷，“明末广东三忠”之一的陈子壮率缙绅千余人，在广州光孝寺成服哭临。所谓哭临，即帝后死丧，臣民集众举行哀悼仪式，到宫殿门外或灵堂哭祭；而成服，是指丧礼时人们按照与死者关系的亲疏穿上不同的丧服。可以想象当时一千余人在光孝寺大殿前广场上披麻戴孝，痛哭祭奠崇祯帝，悲愤悼国，群情激昂的场景。

在这个过程中，对光孝寺这个活动地点的选择，不仅是由于其场地开阔，更重要的是因为光孝寺本身所代表的精神涵义。光孝寺作为当时民众抗清复明的精神力量象征，激励了此后广州城上下乃至整个岭南地区，进行长达数十年的艰苦卓绝的抗清斗争。

由于寺院所代表的正义和正统的精神内涵，虽然在明末清初光孝寺作为抗清复明的精神象征，但

清康熙四十四年广州府花县官员施允中所撰《重修鹫岭古寺碑》中叙述道：“于岭南省会则有光孝寺，大鉴瘗yì发之铁塔犹存。然则建都立国，必先选一佛地，为祝圣保庶之所大系也！夫如是，夫何怪乎花邑之有鹫岭寺者哉……一旦来守是邦，时振教化应必瞻想圣容，虽去万余里，不能骏奔趋走相随，完鹫之行亦得于鹫岭寺之晨钟暮鼓。稍抒微诚，其在斯欤！”。

言下之意，一个重要的城市，必然会选取一所佛教寺院，在施行教化的同时，一方面祝厘颂圣，遥遥向朝廷表达忠心；另一方面，祈祷国泰民安。

明天启二年（1622）王安舜所撰《光孝禅寺革除花卉供应碑记》中记载，在明代每有大节日，文武官员均到此集会祝厘颂圣，所有费用均由寺出，连官场摆设的花木，亦要由光孝寺供应。后幸因京中有人向代理广州府说情，才免去光孝寺为一府两县供应花卉的繁重差役。此碑在《光孝寺志》中录有全文。由此可见，在明代光孝寺已经是广州城内的官方祝厘颂圣典仪的场所。光孝寺的这种官方地位，一直延续到清代。

从光孝寺中发生的各种政治活动表明，寺院在城市中是一个带有精神象征涵义的场域。这种精神象征涵义在政权更替之时和统治稳定期间，分别具有不同的内容和表现。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光孝寺历经千年仍享有如此鼎盛的香火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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