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上来说，陆勇和《我不是药神》的故事虽然激发了人们善良的本心，引导了人们对医疗公平的思考，国家也逐渐把抗癌药纳入了医保范围。
从这部电影的口碑来看，我们的观众，也开始有了更高的审美和情怀，开始思考社会公平和人生价值的问题。我们再也不会虚伪矫情地哭，再也不会麻木无聊地笑，不会被没有意义的个人小确幸所打动。中国的电影在成长，中国的观众在成长，中国的社会精神也在成长。
但我们还需要思考一件事——我们是不是应该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资本和自由市场？我们都知道，资本不是慈善家，企业是要赚钱的，研发是需要投入的！像医药、能源、粮食、安全，是不是应该完全交给市场和资本去自行发展？我们追求公平正义的方法，难道依旧靠盗版、山寨、走私印度药普渡众生吗？
印度的抗癌药如此便宜，多亏了他们唯一一位铁腕女总理：英迪拉·甘地。
她坚定不移的执行“药物强制许可制度”，实现全世界的病人都看得起病吃得起药。简单的说就是“我不承认专利，只要有效治疗的药物都能进行仿制”。这话说到底——其实就是不讲道理，我不承认你的专利，我要救人，所以我就必须山寨仿制。
我们能不能想一个更加公平、有效的方法，既能治病救人，又能鼓励企业的研发投入？或者，这些事情，就该让国家来统筹？既保护知识产权，又能让更多的人享受到科技创新的红利？
我并不是说资本有什么错，资本没有错，资本要是不逐利，那就是救世主了。
有错的是贫穷，贫穷让许多人失去了可以站着做人、合法合理解决问题的机会。然而这个世界的大部分逻辑，还是反问一句：“你穷你有理？”
按照这个逻辑，穷人将会越来越穷，越来越弱，越来越贫病交加，最终一病不起，彻底放弃，这个世界的法律，就会变成保护强者、保护智者、保护先发优势、保护既得利益群体的法律，而穷人，会病无所治，老无所依，生无可恋。
《赡养人类》中的那个“终产者世界”——就是这个世界的终极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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