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了解王安石吗？
是推动熙宁变法的王荆公？
是囚首丧面谈诗书的临川先生？
还是“佛菩萨也劝他不转”的“拗相公”？
历史上对王安石的评价向来褒贬不一，今天，我们且看“拗相公”的性格养成史。
庆历五年（1045年）三月，名臣韩琦以资政殿学士知扬州。韩琦到任后，对幕下一名年轻人的做派有些看不过去。此人早晨来到官府时常常蓬头垢面，不加梳洗，且面带倦色，令人生疑。韩琦料想这个后生恐怕是夜夜流连于歌楼舞馆的酒色之徒，便在一日闲谈时对其说道：“君少年，无废书，不可自弃。”年轻人当时并未作答。离开府衙后，他与人说道：“韩公非知我者。”这个年轻人便是王安石。
“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匿”
王安石在庆历二年（1042年）进士及第，被委派为签书淮南东路节度判官公事，也就是扬州知州的幕僚。韩琦到任扬州，是在王安石任职的第三年。此时的王安石依然保持着求学时代的勤勉，经常通宵达旦苦读。这就是王安石常常不及梳洗就匆匆忙忙赶到县衙的原因，也难怪会引起韩琦的误会。这样一段小插曲记载在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中。
数年以后，韩琦终于明白自己当年误解了王安石，并希望能将这样一位优秀的年轻人收入自己的阵营。而王安石的“衣垢不浣，面垢不洗”的邋遢做派居然也成了一段时期内人们仰慕的理由。只有苏轼之父苏洵曾对此提出异议，还特意做《辨奸论》（也有人认为是后世托名伪造）批评道：“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匿。”他认为，似王安石这般举止太过不近人情，恐怕不是发自本心，有矫饰做作之嫌。
对于此后王安石与韩琦之间的关系，史料中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按《宋史》中的说法，王安石当政之后，两人频频因为政见上的分歧而陷入针锋相对的境地。两人在朝中势同水火。以致后来，王安石在与冯京讨论欧阳修（欧阳修是韩琦的坚定支持者）的去留时，竟然说出“修附丽韩琦，以琦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安用”这样的狠话来。
而魏泰的《东轩笔录》中却说，尽管韩、王二人政见常常相左，但王安石“每评近代宰相”，一定会说：“韩公德量才智，心期高远，诸公皆莫及也。”韩琦去世时，王安石为他题挽词二首，其中有言：“心期自与众人殊，骨相智非浅丈夫。 ”另有一句，追及到了扬州时的旧事，情感尤为真挚，“幕府少年今白发，伤心无路送灵輀（载运灵柩的车）”。这两种说法虽然矛盾，但也未必能辨出个一真一伪来。
王安石的一生，原本就是极富矛盾，也极具变幻性的一生。大概，当昔日的率性少年渐渐被岁月磨打成垂暮的老翁，即便从前心头有种种不平之意，也都烟消云散了吧。
▲故宫南熏殿藏《历代圣贤名人像册》王安石像
从“经术”到“世务”
宋神宗在初次与王安石对谈之后曾经感慨：“不熟悉你的人啊，还会以为你是个只懂经术，不懂世务的学究呢！”不知宋神宗是从何得来这一印象，从王安石之后的政见来看，这个判断简直是错得离谱了。王安石恐怕比同朝的绝大多数士人更务实，更善谈“世务”。不过，凡事总有因果，这样一个误见也并非空穴来风。少年时代的王安石，倒真有几分只通于经术的样子。
按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中的说法，王安石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他出生时，父亲恰任临江军判官。王安石出生在临江军治所清江县内。《清江县古迹志》载，清江县人为纪念王安石在此地的出生，特将其出生之处取名“维崧”堂，大概是取《诗经·大雅·崧高》篇中“崧高维岳，峻极于天”的意象。
王安石的一生，的确称得上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大人物。而他的父亲王益，则是北宋时代常见的那一种本分、爱民的地方官。他一生笃行儒家的孝悌仁义之道，用“恩信”治理百姓，曾“历岁不笞一人”。在王安石童年的回忆里，父亲对家里的孩子十分慈爱，孩子犯了错误也是宽宏训诫，从不打骂。
如此看来，王安石终生难改的“拗相公”脾气，似乎与他的父亲关系不大。倒是他的母亲吴氏夫人，是一位颇有些与众不同的女性。据说，她“好学强记”，对事物的评判常有“人所不能及者”。在不安于“流俗”这一点上，王安石与母亲当属同类。
依照自述诗文中的说法，16岁之前的王安石过着风流自赏，吟花弄月的自在生活。所谓“少壮自负恃”，“与日争光辉”。16岁时，王安石随父亲一起到达六朝古都建康（今南京）。随着年龄渐长，此时的王安石终于开始安心治学。他给自己立下了宏伟志向，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成为像周的始祖“稷”与商的始祖“契”那样影响历史走向的大人物（王安石在后世的知名度倒是比这两位人物要高得多）。
这个阶段的王安石专心钻研儒家经典，渐渐成为一个通于“经术”的人。不过，即使是研读经典，王安石也总能说出些与别人不同的见解来。他最瞧不起的，便是董仲舒等一干胡乱注解经典的汉儒。尤其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之说，更被王安石认为是无稽之谈。这一观点后来发展为王安石“三不足”主张中的“天变不足畏”之说。（顺带提一句，王安石本人并没有承认过“三不足”的说法，这其实是反对派对其生平主张的总结。）王安石认为，读书人应该抛开汉儒的误导，大胆地去发现经文的“本意”。
另外，“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如果想通晓儒家经典的内涵，就不能只在儒家经典内部转圈子，而是要摒除门户之见，广读诸子百家的著作，乃至《素问》《本草》等实用之书，才能在学业上有真正的精进。对王安石的这一主张，苏轼大为赞赏，认为他在学术上“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斯新人”。王安石大胆出新的治学风格使得他很快在青年学子中出类拔萃。
庆历二年（1042年）的科举考试中，他更是一度被主考官选为第一名。只因答卷中的“孺子其朋”一语触犯了皇家的忌讳，他才不幸被降为第四名，与状元失之交臂。后来，王铚在《默记》中提到这件事，说：“荆公平生未尝略语曾考中状元，其气量高大，视科第为何等事而增重耶！”以“经术”名闻天下并非王安石治学的最高追求，他的理想，是要在“世务”领域有所作为。
拒绝调京工作
庆历七年（1047年），王安石改知鄞县，第一次登上了施展平生所学的舞台。鄞县地处宋代明州（今浙江宁波），是东南富庶之地。王安石到任的第一年，鄞县的农业还获得了大丰收。但居安思危的王安石在对县境进行广泛实地走访调查之后，还是发现了隐患：此地临海，无洪涝之忧，却有干旱之虞。钱氏吴越国统治这里时，曾专设营田卒吏，负责修建疏浚水利设施，蓄藏山谷之水。后来“营田”官被废止，吴越国时代遗留下来的水利工程也渐渐壅塞，山川之水得不到贮蓄，便直接入海。一旦遇到少雨的年份，必有大旱。这不是天灾，而是“人力不至”造成的祸患。
为此，王安石在庆历七年（1047年）十一月，遍走县内东西14个乡，督劝百姓趁农闲时节疏浚川渠，颇有成效。此后的三年，在王安石的带领下，鄞县百姓“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从这件小事上，我们能看到王安石身上未雨绸缪的忧患意识。正是这一品质，使得他能在同僚们皆满足于“本朝百年无事”时，保持清醒的头脑，发现国家上下的种种积弊，举起“变法”的旗帜。此外，王安石的实干精神和亲民作风，也在这件小事上有所体现。
王安石在鄞县任期内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庆历九年（1049年），也是王安石在此任上的最后一年，浙东转运司下公文令各县纳钱，用以“购人捕盐”，即悬赏鼓励百姓揭发贩私盐的不法行为。王安石认为此举是使安分守己的百姓出钱去奖赏“无赖告讦”之人，十分不妥，便上书转运司，希望上级能“追而改之”。此举既说明王安石关心百姓疾苦，也说明他胆识过人。
王安石在任期间，还曾大胆地突破常规，在春季青黄不接时，将县里的存粮借贷给贫困民户，令其秋后偿还，帮助这些人家躲过地方豪强的重利盘剥。此种做法后见于王安石新政中的“青苗法”。可以说，此时的王安石已经开始了对其执政主张的早期实践。
▲江西抚州王安石纪念馆塑像
知鄞县任满后，王安石被委任为舒州通判，继续他的地方官生涯。按照宋代对于在科举考试中成绩优异者的优待政策，王安石在外任职满一任后，就可以申请通过考试获得史馆、集贤院、秘书省等机构的“馆职”，调到中央工作。这是一条仕途升迁的捷径。
而王安石似乎对地方官职任格外偏爱，为此多次放弃申请“馆职”的机会。甚至，在舒州通判任内，对于朝廷的两次主动征召，他也以“家贫口众，难住京师”为由加以拒绝。这大概是因为他十分珍惜在地方上可以自由挥洒平生所学，造福一方百姓的机会。
有趣的是，王安石的多次辞让反而让中央政府对他格外欣赏和重视。皇祐五年（1053年），中央免试直接任命他为“集贤校理”，经其极力辞谢，又在半年后任命其为“群牧判官”。这一任命可气坏了馆阁中一个叫沈康的人。此人觊觎此职位良久，却是“屡求”而不得。听到资历还不如自己的王安石居然获得此职，沈康不禁恼羞成怒。气急败坏之下，他竟然找到负责此事的陈执中，请求“改易”。面对沈康的无理要求，陈执中斥责道：“王安石辞让召试，故朝廷优与差遣，岂复屑屑计资任也。朝廷设馆阁以待天下之才，未尝以爵位相先，而乃争夺如此，学士之颜，视王君宜厚矣。”经此一事，王安石的声誉在朝中更盛。这虽然不是他有意为之，却的的确确为其在日后的主政打下了基础。
嘉祐二年（1057年），王安石在先后摆脱“群牧判官”和“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等京城中的无聊职任后，终于又一次回到了他所钟爱的地方官任上。这一次，他的目的地是常州。这是他第一次做州郡一级的长官。也就是在这里，王安石遭遇了他施政中的第一次挫折。
“拗相公”的萌芽
与鄞县的情形相仿，在常州任内，王安石也试图通过营建基础设施为百姓造长远之福。这一回，王安石打算在常州开凿一条运河。但这一主张并未得到浙西转运使的认可，这就意味着王安石无法得到来自外部的人力、物力支持，只能靠征调州内的民夫来完成。
开运河自古便是耗费巨大的工程，单靠一州的财力更是难以为继。此时，常州下属宜兴县的地方官曾规劝王安石“役大而亟，民有不胜”，不妨从长计议。可以“令诸县岁第一役”，即让每个县轮流承担，每年只做一小部分，“虽缓必成”。但王安石并未听取这一意见。（他担心的可能是工程进度过缓，便不能在自己任期内完成，而后继者可能会半途而废。为此，他上任后曾多次上书朝廷要求增加其在常州的任期。）结果，工程开工后不幸遭逢“大霖雨”，最终“民多苦之，多自经死，役竟罢”。
运河工程的无果而终使王安石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今劳人费财于前，而利不遂于后，此安石所以悔恨无穷也。”但在字里行间，我们还可以看到，王安石虽是悔恨遗憾，却认为罪责并不全在自己身上，也要怪转运司“赋功本狭”和老天爷“淫雨不止”。一意孤行，不思悔改，我们似已能从这位年轻的知州身上，看到他日那位赫赫有名的“拗相公”影子。
不过，王安石为自己的辩驳其实也颇有几分道理：“方今万事，所以难成而易坏，常以诸贤无意耳。”放眼北宋官场，锐意进取者少，而因循守成之辈是大多数。这些人在任只求无过，并不求有功于后世。在这样的环境里，负有济世理想的王安石是寂寞无助的。这种无助感让他一天天对同僚失去了信心，越来越不指望能在朝中找到支持自己主张的伙伴。他由此而变得一意孤行，在他人眼中更是“拗”得无可救药。
与“流俗”决裂
大概与运河工程的失败有关，王安石的常州职任仅仅维持了10个月便宣告结束。嘉祐三年（1058年），朝廷任命新提点江南东路刑狱沈康知常州，而让王安石任提点江南东路刑狱。（与王安石交换职位的竟然是上文那个因为王安石任“群牧判官”而愤愤不平的沈康，不知是巧合，还是背后另有隐情。）“提点刑狱”的职责，是巡回于各州县之间，考察州县官吏是否廉洁奉公，有无失职或枉法。
王安石这段时期的经历，在史料中提及甚少。好在他的文集中有一封书信可资参考。这是一篇他为自己申辩的文字，我们可依稀感觉到，在写下这封信时，王安石正受到来自各方面的非难。信的开头，王安石说，在此任上，他对于官员犯错处罚原则是：“得吏之大罪有所不治，而治其小罪。”于是，有人指责他是“好伺人小过以为明”。
对此，王安石解释说，他这样做的原因是：“方今之理势未可以致刑，致刑则刑重矣，而所治者少；不致刑则刑轻矣，而治者多。”若纠办大罪，则势必要动用重刑，而严刑峻法又不能滥用，故而这种方法只能惩办少数人。而王安石的用意在“正风俗”，他希望每位官吏能受到震慑与惩戒。故而，他专门找那些人人都可能会犯，但却对官场有极不良影响的小错来处理，以最小的代价达到教育目的。到头来，真正受到处罚的也只有五人，“轻者罚金，重者才绌一官”。
王安石意图借此来彰显儒家所谓“君子之仕行其义”的传统。从这里能看出，后来被人指责好“刑名”之学的王安石，原本也是想要维护自己作为儒家“君子”形象的。他既要遵循自己的本心，正风纪，秉公执法，又绝不愿意让自己被说成擅杀之人。他也曾经在意他人对自己的风评。但是，当他发现自己的百般努力并未收到成效，风评舆论依旧是日趋对自己不利之后，他改变了对风评的态度，由退让转为针锋相对。
他说：“自江东日得毁于流俗之士，顾吾心未尝为之变，则吾之所存，固无以媚斯世而不能合乎流俗也。”自此之后，这种“流俗之言不足恤”的处事态度几乎成了“拗相公”王安石的“标签”。这个“标签”，使得他在日后不幸与很多昔日好友反目，几乎众叛亲离；但同时，也正是这个“标签”，使他摆脱了众口难调的士林的纠缠，能够在变革旧制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叶梦得《石林诗话》中提及一件小事，也发生在王安石任江东提刑期间。一次，王安石到饶州酒务督查，在厅堂上偶见一首小诗：“呢喃燕子语梁间，底事来惊梦里闲。说与旁人浑不解，杖藜携酒看芝山。”王安石向左右打听，得知此诗是一名叫作刘季孙的下层官吏所作。王安石于是破格提拔刘季孙为饶州州学教授。可见，王安石在提刑任上也不尽是治人之过，对于人才，他也能不拘一格地提拔奖励。
“万言书”
嘉祐三年（1058年）十月，王安石被委派为三司度支判官。自此，曾经自认为“金谷之事，平生所不习”的王安石不得不去跟“金谷”打交道，认真思考国家的财政问题。在此任内，王安石对自己入仕以来所目睹、亲历的种种行政弊端做了深入的思考和归纳，向仁宗皇帝献了一篇长达万言的《言事书》。这篇作品后来被看成王安石变法的最早期蓝本。不过《言事书》的内容重在改革吏治，优化人才的培养、选任、考核制度，与王安石变法的“足兵、足用”目的还是有很大出入的。
在《言事书》开头，王安石借要复古，使国政“合于先王之意”的名义，申明要“改易更革天下之事”的主张（“先王之政”也是后来王安石变法时常用的旗号）。随后，他提出，想要变法，必先有得力的人才。但“窃观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于此时者也”，其症结在对于人才的“陶冶”之道，即“教之、养之、取之、任之”之道不足。
接下来，王安石对这几点进行逐条的详细论述。从论述中不难看出，王安石得出这一认识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他的个人经历。例如，他认为，朝廷在授予职位时对人才的个人意愿不够尊重，这显然与他渴望地方官职位却每每被“奖励”到中央任官有关。另外，他认为官员在一个职任上的任期应该增长，这样才能使其安心为地方的发展考虑，而他在此之前就曾因为常州任期过短而饱受苦恼。
在这篇论述里，他第一次将矛头大胆地指向了宋代长期奉行的“祖宗之法”，抨击“重文轻武”的国策，还首次提出了“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主张，这后来成了王安石变法的核心理念。
上“万言书”后不久，王安石在闲暇时写下了后代流传甚广的名作《明妃曲》。作品的内容是追思汉元帝时和亲塞外的宫女“王昭君”。诗中一句“汉思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还为其在南宋时找来了不少的责难。“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含情欲语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 。”
诗文中的句子，总是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诗里的这位“明妃”实在与王安石有许多相似之处。一样的桀骜，一样的不安于流俗，一样知音难觅，一样注定失意的命运。大概正是因为王安石在个性上与昭君有些许相似之处，才能将昭君的千古遗恨描绘得淋漓尽致。这首作品既是悼昭君，也不经意间竟成了王安石的一生之谶。
几年后，王安石奉诏入对神宗，踏上了他变幻莫测，充满悲喜的执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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