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31省份推出了40万亿的基建投资计划，推出新一轮大规模基建的呼声也在高涨。“新基建”被高层点名。3月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强调，要选好投资项目，加强用地、用能、资金等政策配套，加快推进国家规划已明确的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大公共卫生服务、应急物资保障领域投入，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要注重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
新一轮大规模的基建潮要来了吗？
中国社科院世经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张斌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政府再进行新一轮大规模的基建投资的概率不大。不过，近年来中国经济、尤其是今年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需要通过一定的基建投资来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
对于近期呼声很高的工业互联网、5G网络、大数据等领域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张斌认为，很多新基建具有商业价值，市场本身正在进行投资，政府没有必要再出钱投资。“基建投资的核心应该是投向大都市圈基建，加强都市圈基建和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再加上对土地财政的调整，把郊区的房价大幅度压下来。”
除了基建投资方向，基建投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资金来源问题。张斌认为，“四万亿投资”暴露出来的基建投资融资渠道的问题至今未解决。“应该通过发国债的方式解决基建投资的资金来源，避免走过去刺激方案中地方政府找商业金融机构借钱投资的老路。”
疫情冲击之下，中小企业处境艰难。政府通过一定的基建投资可以带动上下游一系列的需求和投资，间接起到帮助中小企业的作用。“但这个过程要花费一些时间，要采取更直接的措施帮助在疫情中受到严重损失的中小企业。建议中央政府尽快发行1.5万亿规模的国债作为专项资金，救助中小企业。”张斌说。
“政府再进行新一轮大规模的基建投资的概率不大”
新京报：近期全国31个省份推出的40万亿的投资计划。你如何看待这些现象？
张斌：这里面可能存在一部分的误读。这些投资计划部分是以前已经做好的规划，很多投资计划也并非是今年一年要进行的投资，可能是一个很长时间段的投资规划项目——而这些规划项目还需要国家有关部门审批之后才能进行，国家未必全部给予审批通过。
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下行，疫情冲击无疑给中国经济带来更大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庞大的投资计划引起了市场和公众的热议。但我认为，政府再进行新一轮大规模的基建投资的概率不大。一是在过去多年的舆论环境下，社会各界对大规模刺激政策高度警惕，大规模刺激政策争议很大；二是政府多年来坚持的是去杠杆和供给侧改革政策，这背后的观念有很强的惯性；三是现在对地方政府举债有了更严格的限制，中央政府也缺少足够规模的融资安排支持，基建资金来源还没有理顺。
“当前政府债务扩张和基建投资的压力更迫切”
新京报：基建投资还有多大的空间，能否可以扛起稳增长的大旗？
张斌：近年中国经济、尤其是今年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需要通过政府债务扩张和基建投资来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
总需求的增长需要信贷扩张支持，没有信贷扩张就没有购买力，没有需求增长。企业部门曾经是信贷增长的主要支撑，随着经济结构转型发生，需要大量资金的资本密集型企业从投资高峰期进入运营成熟期，企业信贷需求大幅下降。不包括地方融资平台的企业新增信贷在全部新增信贷中的占比从过去超过50%降到不足20%。居民部门以住房抵押贷款为主体的贷款近年来一直有20%以上的增速，是支撑全社会信贷增长的新的重要力量，但这还远不足以把社会新增信贷保持在合理水平上。
政府以及政府支持的地方融资平台广义信贷，这其中包括了在金融机构的各种形式贷款和发债，在全社会广义新增信贷中的占比达到了50%，是当前全社会广义信贷增长最重要的支撑，也是全社会购买力增长和需求增长最重要的支撑。如果这部分信贷大幅滑坡，就像我们在2018年下半年以后看到的那样，企业、居民和政府各个部门的收入和购买力会随之大幅滑坡，经济很快会面临需求不足压力。在市场自发的广义信贷扩张放缓、市场内生的需求不足的形势下，我们不得不依托于政府部门广义信贷的合理扩张，投资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从而维护宏观经济稳定。
政府广义信贷扩张有个前提，如果已经出现了通货膨胀的压力，政府广义信贷就不要扩张了，否则会造成经济过热，同时也会对其他部门带来挤出效应。在需求不足和通货收缩的经济环境下，企业不愿意投资，政府投资来回报率低但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基建项目，会带动上下游一系列的需求和投资，从而产生“挤入效应”或者正面的溢出效应——企业利润、居民收入、名义GDP都会出现回升，从而增加了全社会的购买力。
今年因为疫情的影响，总需求面临的压力更大。疫情带来的损失有些已经充分暴露，有些尚未充分暴露，需要重点关注短期内的信贷塌方风险。房地产销售大幅下降势必伴随着住房抵押贷款大幅下降，地方政府土地收入大幅下降势必影响到地方政府基建相关贷款。如果二者双双大幅下降，再加上企业贷款难有起色，全社会新增信贷可能面临塌方风险，这会严重打击全社会新增购买力和总需求，让经济面临负面恶性循环的风险。当前的经济形势下，政府债务扩张和基建投资的压力更迫切，这关系到居民和企业部门的现金流能否撑得下去。
“既然很多新基建市场能做 政府不必再出钱投资”
新京报：对于最近呼声很高的新基建，你如何看？
张斌：基建投资的关键问题是应该投向哪里？总结中国过去基建投资的经验和教训，政府投资应该投向公益类或者准公益类性质的基建项目，为公众提供公共产品或者服务，不要投向市场可以起作用的私人部门领域。
近期呼声很高的新基建——无论是工业互联网、5G网络、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这些领域的投资是能够盈利的，现在很多企业也正在投资这些新基建。既然市场能做，政府没有必要再出钱投资新基建。
新京报：在你看来，基建投资应该投哪里？
张斌：我们首先要考虑当前基础设施领域里面最大的短板是什么？比较中国与高收入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的经验，同时结合中国当下的问题，我认为基建领域最大的短板或者说最缺的基建，是与大都市圈相关的基建。
从全世界来看，大城市可以提供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更多的工作机会、更好的生活品质，人群朝着大城市集聚是大趋势。中国同样如此，越来越多的人、尤其年轻人希望进入大城市，留在大城市工作和生活，这个需求巨大，而且对个人和全社会来说都是好事。
但是我们的城市有一堵看不见的围墙——房价，作为城市围墙的房价过高使得很多人可以在城市工作，但无法安居。房价高并不是中心城区的房价高，而是郊区的房价过高。与国外一些大城市中心城区的房价相比较，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中心城区的房价并不算高。在高收入经济体，一般的中产阶层有能力在距离中心城区10公里-20公里以外的郊区购房，通勤时间大概三四十分钟。但在中国，大量人群希望进入大城市，哪怕是大城市的郊区，但郊区的房子房价过高，即便非常努力也难以安家。同时郊区有大量土地利用效率低下，有些土地干脆闲置着。
在人口大量流入的大城市，公共交通设施缺口很大，滞后于城市的发展和扩张。同时，很多软性公共服务的配套设施也存在很大缺口，比如城市的绿化设施、地下管道等。围绕都市圈建设，硬性建设和软性建设都需要大量的基建。这些基建建好后，可以立刻被利用，同时又可以带动一方经济的发展。
加强都市圈基建和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再加上对土地财政的调整，能够把郊区利用起来，把郊区的房价大幅度压下来。这样，能够把郊区利用起来，几亿人可以安心在城市生活和工作，也解决了当前中国社会和经济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因此，如果有新一轮的基建的话，新基建的核心应该是大都市圈基建。
都市圈的基建并不是泛指城镇化建设的基建，围绕都市圈做的基建投资要避免遍地开花。在人口流入多、经济发展不错、具有公益性质的基建项目和城市公共服务跟不上的地方，政府可以进行投资。但在人口流出、经济表现不好的地方，政府再投资大量基建就会重走老路，造成资源浪费。
“基建投资融资渠道方面的问题至今未解决”
新京报：有些人担忧基建投资会重走“4万亿计划”，如何避免重走老路？
张斌：现在有人用负面的评价来看待“四万亿投资计划”，要客观评价“四万亿投资”。如果没有“四万亿投资计划”的基建作为支撑，中国近十年的城市面貌不会是这个样子，也不会有上亿的农民进城生活。当然，“四万亿投资计划”也带来了很多的问题，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这需要反思和梳理。
基建投资需要考虑两个问题：第一，投资哪些领域？汲取“四万亿投资”的教训，政府投资应该投向公益类或者准公益类性质的基建项目。实际上，这些年“铁公基”类的基建投资占比在持续下降，目前不到20%。现在政府大部分的投资投向了公共设施项目，这些项目的盈利性都比较差。
第二个问题，公共设施类的投资盈利性不强，市场参与意愿低，投资的钱从哪里来？从“四万亿投资”来看，当时只有1万多亿来自中央政府的预算，其他需要地方政府配套，地方政府也无法通过财政收入筹措到巨大的资金。如何解决巨大的资金缺口？一个办法是实行土地财政，这进一步推高了房价。另一个办法是地方政府通过组建投融资平台向商业银行借钱。更糟糕的是后来直接从银行也借不到钱了，地方政府不得不大量利用其他非银行融资渠道，这就导致影子银行规模的大幅扩张。
总之，以往大规模的基建投资为中国经济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恶果——高房价、高杠杆、上升的金融风险，这些都需要我们特别反思。迄今为止，“四万亿投资”暴露出来的基建投资融资渠道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进行基础设施投资需要大量的钱，我们要警惕重走过去刺激方案的老路。
“通过发国债解决基建投资的资金来源”
新京报：要避免重走过去刺激方案的老路，如何解决都市圈基建的资金问题？
张斌：为避免走老路，可以通过中央财政发国债的方式来解决基建需要的资金。如果当初4万亿投资计划通过中央财政发债的方式来解决资金来源问题，就不会出现后来影子银行大幅扩张和金融体系风险大幅上升，不会出现地方政府隐形债务急剧扩张，也不会过度依靠土地财政。既然是做公益和准公益类项目，就要政府出钱来做，不要拉上商业金融机构。拉上商业金融机构不仅是资金成本更高，这些贷款没有足够的现金流支持会给金融体系埋下炸弹，最后还是要政府买单。
财政需要扩大赤字率，我们不必拘泥于财政赤字3%的红线。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十年内，经济增速非常低甚至是停止增长，但他们的财政赤字率平均达到了7%左右。中国经济增速高于这些国家，债务利率低于名义GDP增长率，财政扩张风险完全可控。政府做事让商业金融机构出钱，风险更高，更不可控。此外，从韩国、中国台湾等经济体的经验看，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这些经济体的债务、杠杆都在上升。但基建投资是阶段性的投资，不会永远一直增长。当城镇化率达到80%以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就会大幅度下降，债务率也会慢慢收敛。
因此，我们的财政赤字率不必拘泥在3%的红线。如果不通过发国债方式来解决基金投资需要的资金缺口，还是走以往融资的老路，会积重难返。
“应尽快发行1.5万亿的特别国债救助中小企业”
新京报：当前通过基建投资稳增长是最迫切的事情吗？
张斌：当前的经济形势要求政府需要投资一定的基础设施，这会带动上下游一系列的需求和投资，企业利润、居民收入、名义GDP都会出现回升，间接起到帮助中小企业的作用，但这个过程要花费一些时间，远水可能解不了近渴。当下最迫切的事情是要中小企业活下去，要采取更直接的措施帮助在疫情中受到严重损失的中小企业。
针对中小企业的困境，有关部门出台了很多的政策，但未必足以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现在很多服务类的中小企业现金流枯竭，也没有收入，活不下去，可以考虑直接拿钱补贴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中小企业、或者给予企业相关费用的减免，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这笔钱从哪里来？不能靠企业和个人，从企业和个人拿钱会产生挤出效应，对本来就不足的总需求带来新的负担。政府应该尽快发行1.5万亿规模的特别国债，与企业和个人相比政府有责任也有能力承担这个负担。发行这笔国债也是一笔新增的全社会广义信贷，增加了全社会新增金融资产，增加了全社会购买力，对防止信贷塌方也有帮助。全国各地情况差异很大，在资金的运用上，地方政府应本着“救助弱者”和“救急”的原则，接受公众监督，把钱切切实实发到困难群体的手上。
新京报记者 侯润芳 编辑 陈莉 校对 危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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