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31省份推出了40萬億的基建投資計劃，推出新一輪大規模基建的呼聲也在高漲。“新基建”被高層點名。3月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強調，要選好投資項目，加強用地、用能、資金等政策配套，加快推進國家規劃已明確的重大工程和基礎設施建設。要加大公共衛生服務、應急物資保障領域投入，加快5G網絡、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進度。要注重調動民間投資積極性。
新一輪大規模的基建潮要來了嗎？
中國社科院世經所全球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高級研究員張斌在接受新京報採訪時表示，政府再進行新一輪大規模的基建投資的概率不大。不過，近年來中國經濟、尤其是今年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需要通過一定的基建投資來維持經濟的穩定增長。
對於近期呼聲很高的工業互聯網、5G網絡、大數據等領域的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張斌認為，很多新基建具有商業價值，市場本身正在進行投資，政府沒有必要再出錢投資。“基建投資的核心應該是投向大都市圈基建，加強都市圈基建和公共服務配套設施，再加上對土地財政的調整，把郊區的房價大幅度壓下來。”
除了基建投資方向，基建投資另一個關鍵問題是資金來源問題。張斌認為，“四萬億投資”暴露出來的基建投資融資渠道的問題至今未解決。“應該通過發國債的方式解決基建投資的資金來源，避免走過去刺激方案中地方政府找商業金融機構借錢投資的老路。”
疫情衝擊之下，中小企業處境艱難。政府通過一定的基建投資可以帶動上下游一系列的需求和投資，間接起到幫助中小企業的作用。“但這個過程要花費一些時間，要採取更直接的措施幫助在疫情中受到嚴重損失的中小企業。建議中央政府儘快發行1.5萬億規模的國債作為專項資金，救助中小企業。”張斌說。
“政府再進行新一輪大規模的基建投資的概率不大”
新京報：近期全國31個省份推出的40萬億的投資計劃。你如何看待這些現象？
張斌：這裡面可能存在一部分的誤讀。這些投資計劃部分是以前已經做好的規劃，很多投資計劃也並非是今年一年要進行的投資，可能是一個很長時間段的投資規劃項目——而這些規劃項目還需要國家有關部門審批之後才能進行，國家未必全部給予審批通過。
近年來中國經濟持續下行，疫情衝擊無疑給中國經濟帶來更大壓力。在這樣的背景下，龐大的投資計劃引起了市場和公眾的熱議。但我認為，政府再進行新一輪大規模的基建投資的概率不大。一是在過去多年的輿論環境下，社會各界對大規模刺激政策高度警惕，大規模刺激政策爭議很大；二是政府多年來堅持的是去槓桿和供給側改革政策，這背後的觀念有很強的慣性；三是現在對地方政府舉債有了更嚴格的限制，中央政府也缺少足夠規模的融資安排支持，基建資金來源還沒有理順。
“當前政府債務擴張和基建投資的壓力更迫切”
新京報：基建投資還有多大的空間，能否可以扛起穩增長的大旗？
張斌：近年中國經濟、尤其是今年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需要通過政府債務擴張和基建投資來維持經濟的穩定增長。
總需求的增長需要信貸擴張支持，沒有信貸擴張就沒有購買力，沒有需求增長。企業部門曾經是信貸增長的主要支撐，隨著經濟結構轉型發生，需要大量資金的資本密集型企業從投資高峰期進入運營成熟期，企業信貸需求大幅下降。不包括地方融資平臺的企業新增信貸在全部新增信貸中的佔比從過去超過50%降到不足20%。居民部門以住房抵押貸款為主體的貸款近年來一直有20%以上的增速，是支撐全社會信貸增長的新的重要力量，但這還遠不足以把社會新增信貸保持在合理水平上。
政府以及政府支持的地方融資平臺廣義信貸，這其中包括了在金融機構的各種形式貸款和發債，在全社會廣義新增信貸中的佔比達到了50%，是當前全社會廣義信貸增長最重要的支撐，也是全社會購買力增長和需求增長最重要的支撐。如果這部分信貸大幅滑坡，就像我們在2018年下半年以後看到的那樣，企業、居民和政府各個部門的收入和購買力會隨之大幅滑坡，經濟很快會面臨需求不足壓力。在市場自發的廣義信貸擴張放緩、市場內生的需求不足的形勢下，我們不得不依託於政府部門廣義信貸的合理擴張，投資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務和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從而維護宏觀經濟穩定。
政府廣義信貸擴張有個前提，如果已經出現了通貨膨脹的壓力，政府廣義信貸就不要擴張了，否則會造成經濟過熱，同時也會對其他部門帶來擠出效應。在需求不足和通貨收縮的經濟環境下，企業不願意投資，政府投資來回報率低但具有公共產品性質的基建項目，會帶動上下游一系列的需求和投資，從而產生“擠入效應”或者正面的溢出效應——企業利潤、居民收入、名義GDP都會出現回升，從而增加了全社會的購買力。
今年因為疫情的影響，總需求面臨的壓力更大。疫情帶來的損失有些已經充分暴露，有些尚未充分暴露，需要重點關注短期內的信貸塌方風險。房地產銷售大幅下降勢必伴隨著住房抵押貸款大幅下降，地方政府土地收入大幅下降勢必影響到地方政府基建相關貸款。如果二者雙雙大幅下降，再加上企業貸款難有起色，全社會新增信貸可能面臨塌方風險，這會嚴重打擊全社會新增購買力和總需求，讓經濟面臨負面惡性循環的風險。當前的經濟形勢下，政府債務擴張和基建投資的壓力更迫切，這關係到居民和企業部門的現金流能否撐得下去。
“既然很多新基建市場能做 政府不必再出錢投資”
新京報：對於最近呼聲很高的新基建，你如何看？
張斌：基建投資的關鍵問題是應該投向哪裡？總結中國過去基建投資的經驗和教訓，政府投資應該投向公益類或者準公益類性質的基建項目，為公眾提供公共產品或者服務，不要投向市場可以起作用的私人部門領域。
近期呼聲很高的新基建——無論是工業互聯網、5G網絡、物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這些領域的投資是能夠盈利的，現在很多企業也正在投資這些新基建。既然市場能做，政府沒有必要再出錢投資新基建。
新京報：在你看來，基建投資應該投哪裡？
張斌：我們首先要考慮當前基礎設施領域裡面最大的短板是什麼？比較中國與高收入經濟體類似發展階段的經驗，同時結合中國當下的問題，我認為基建領域最大的短板或者說最缺的基建，是與大都市圈相關的基建。
從全世界來看，大城市可以提供更高的資源配置效率，更多的工作機會、更好的生活品質，人群朝著大城市集聚是大趨勢。中國同樣如此，越來越多的人、尤其年輕人希望進入大城市，留在大城市工作和生活，這個需求巨大，而且對個人和全社會來說都是好事。
但是我們的城市有一堵看不見的圍牆——房價，作為城市圍牆的房價過高使得很多人可以在城市工作，但無法安居。房價高並不是中心城區的房價高，而是郊區的房價過高。與國外一些大城市中心城區的房價相比較，北上廣深四個一線城市中心城區的房價並不算高。在高收入經濟體，一般的中產階層有能力在距離中心城區10公里-20公里以外的郊區購房，通勤時間大概三四十分鐘。但在中國，大量人群希望進入大城市，哪怕是大城市的郊區，但郊區的房子房價過高，即便非常努力也難以安家。同時郊區有大量土地利用效率低下，有些土地乾脆閒置著。
在人口大量流入的大城市，公共交通設施缺口很大，滯後於城市的發展和擴張。同時，很多軟性公共服務的配套設施也存在很大缺口，比如城市的綠化設施、地下管道等。圍繞都市圈建設，硬性建設和軟性建設都需要大量的基建。這些基建建好後，可以立刻被利用，同時又可以帶動一方經濟的發展。
加強都市圈基建和公共服務配套設施，再加上對土地財政的調整，能夠把郊區利用起來，把郊區的房價大幅度壓下來。這樣，能夠把郊區利用起來，幾億人可以安心在城市生活和工作，也解決了當前中國社會和經濟中一個最大的問題。因此，如果有新一輪的基建的話，新基建的核心應該是大都市圈基建。
都市圈的基建並不是泛指城鎮化建設的基建，圍繞都市圈做的基建投資要避免遍地開花。在人口流入多、經濟發展不錯、具有公益性質的基建項目和城市公共服務跟不上的地方，政府可以進行投資。但在人口流出、經濟表現不好的地方，政府再投資大量基建就會重走老路，造成資源浪費。
“基建投資融資渠道方面的問題至今未解決”
新京報：有些人擔憂基建投資會重走“4萬億計劃”，如何避免重走老路？
張斌：現在有人用負面的評價來看待“四萬億投資計劃”，要客觀評價“四萬億投資”。如果沒有“四萬億投資計劃”的基建作為支撐，中國近十年的城市面貌不會是這個樣子，也不會有上億的農民進城生活。當然，“四萬億投資計劃”也帶來了很多的問題，那麼問題到底出在哪裡？這需要反思和梳理。
基建投資需要考慮兩個問題：第一，投資哪些領域？汲取“四萬億投資”的教訓，政府投資應該投向公益類或者準公益類性質的基建項目。實際上，這些年“鐵公基”類的基建投資佔比在持續下降，目前不到20%。現在政府大部分的投資投向了公共設施項目，這些項目的盈利性都比較差。
第二個問題，公共設施類的投資盈利性不強，市場參與意願低，投資的錢從哪裡來？從“四萬億投資”來看，當時只有1萬多億來自中央政府的預算，其他需要地方政府配套，地方政府也無法通過財政收入籌措到巨大的資金。如何解決巨大的資金缺口？一個辦法是實行土地財政，這進一步推高了房價。另一個辦法是地方政府通過組建投融資平臺向商業銀行借錢。更糟糕的是後來直接從銀行也借不到錢了，地方政府不得不大量利用其他非銀行融資渠道，這就導致影子銀行規模的大幅擴張。
總之，以往大規模的基建投資為中國經濟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但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的惡果——高房價、高槓杆、上升的金融風險，這些都需要我們特別反思。迄今為止，“四萬億投資”暴露出來的基建投資融資渠道的問題還沒有解決。進行基礎設施投資需要大量的錢，我們要警惕重走過去刺激方案的老路。
“通過發國債解決基建投資的資金來源”
新京報：要避免重走過去刺激方案的老路，如何解決都市圈基建的資金問題？
張斌：為避免走老路，可以通過中央財政發國債的方式來解決基建需要的資金。如果當初4萬億投資計劃通過中央財政發債的方式來解決資金來源問題，就不會出現後來影子銀行大幅擴張和金融體系風險大幅上升，不會出現地方政府隱形債務急劇擴張，也不會過度依靠土地財政。既然是做公益和準公益類項目，就要政府出錢來做，不要拉上商業金融機構。拉上商業金融機構不僅是資金成本更高，這些貸款沒有足夠的現金流支持會給金融體系埋下炸彈，最後還是要政府買單。
財政需要擴大赤字率，我們不必拘泥於財政赤字3%的紅線。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在金融危機十年內，經濟增速非常低甚至是停止增長，但他們的財政赤字率平均達到了7%左右。中國經濟增速高於這些國家，債務利率低於名義GDP增長率，財政擴張風險完全可控。政府做事讓商業金融機構出錢，風險更高，更不可控。此外，從韓國、中國臺灣等經濟體的經驗看，在城鎮化推進過程中，這些經濟體的債務、槓桿都在上升。但基建投資是階段性的投資，不會永遠一直增長。當城鎮化率達到80%以後，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就會大幅度下降，債務率也會慢慢收斂。
因此，我們的財政赤字率不必拘泥在3%的紅線。如果不通過發國債方式來解決基金投資需要的資金缺口，還是走以往融資的老路，會積重難返。
“應儘快發行1.5萬億的特別國債救助中小企業”
新京報：當前通過基建投資穩增長是最迫切的事情嗎？
張斌：當前的經濟形勢要求政府需要投資一定的基礎設施，這會帶動上下游一系列的需求和投資，企業利潤、居民收入、名義GDP都會出現回升，間接起到幫助中小企業的作用，但這個過程要花費一些時間，遠水可能解不了近渴。當下最迫切的事情是要中小企業活下去，要採取更直接的措施幫助在疫情中受到嚴重損失的中小企業。
針對中小企業的困境，有關部門出臺了很多的政策，但未必足以幫助中小企業渡過難關。現在很多服務類的中小企業現金流枯竭，也沒有收入，活不下去，可以考慮直接拿錢補貼受疫情影響嚴重的中小企業、或者給予企業相關費用的減免，幫助企業渡過難關。
這筆錢從哪裡來？不能靠企業和個人，從企業和個人拿錢會產生擠出效應，對本來就不足的總需求帶來新的負擔。政府應該儘快發行1.5萬億規模的特別國債，與企業和個人相比政府有責任也有能力承擔這個負擔。發行這筆國債也是一筆新增的全社會廣義信貸，增加了全社會新增金融資產，增加了全社會購買力，對防止信貸塌方也有幫助。全國各地情況差異很大，在資金的運用上，地方政府應本著“救助弱者”和“救急”的原則，接受公眾監督，把錢切切實實發到困難群體的手上。
新京報記者 侯潤芳 編輯 陳莉 校對 危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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