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9 世紀中期至 11 世紀末期，武士階層開始在日本出現並逐漸發展起來，但此時的武士僅僅屬於私人武裝力量。這一時期衍生的所謂武士道的主要內容在於主從道德和行為習慣——這是一種武士家族內部發展起來的新道德，同時這是維繫早期武士道的重要思想支柱。
武士道：戰國時代的行為習慣和道德標準
這一時期的武士道處於萌芽階段，講究視死如歸和尚武情節。武士道存在的價值就在於為主人殺伐征戰、攻城略地。可以說，此時的武士道仍然更講究個人實力、仍然留存於戰爭生活習慣和行為方式層面，後世那種系統而又全面的武士道理論尚未能夠形成。
但在隨著原始神道與佛教禪宗以及淨土宗的傳入後，武士道逐漸開始走向系統理論，加重了本不該存在的生死無常文化的價值觀點，在宗教與文化的互相作用下，從一開始的一系列行為習慣和道德標準逐漸成為了日本民族精神文化的核心內容。
最先的武士道：戰國時代武士的道德標準和行為習慣
日本國土狹長，和中國隔海相望，它的大陸面積彷彿是折彎的弓箭：由北海道、九州島、四國以及本州四個大島組成，北方是俄羅斯，西部是中國大陸，幾個大島嶼的周圍還散落著沖繩等上百個大小不一的島嶼。如此個性化的地域特徵促使日本的文化獨具個性——不但具有開放性的特徵，還有極強的保守特徵。
日本地圖
對於日本來說，鄰國中國一直是一個強大而又熱情的鄰居，因此日本總是喜歡向中國進行學習先進文化和技術，而又因日本其特殊的地形以及海洋的保護促使日本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沒有發生什麼戰亂，此消彼長之下，很多在中國失傳的技術和文化反倒在日本生根發芽。從這點來看，日本這個國家就好像依附於大陸而生的國家。
但這樣的安穩時代終究還是結束了，奈良時代統治末期，朝廷與貴族勢力之間的矛盾空前激化，為了削弱權勢貴族和僧侶的力量，桓武天皇決定從平城京遷都到山城國的長岡，在那裡籌建新都，命名為平安京，希望藉此獲得平安、吉利、安寧與和平。
平安時代就此開始，這是日本古代的最後一個歷史時代，在平安時代中武士階層得到發展，到這個時代的後期，武士階層從貴族手中奪取了權力，後來建立了幕府。換句話說，武士階層其實自平安時期就開始發展壯大。
在應仁之亂後，由於日本室町幕府時代的封建領主間的內亂——守護大名之間發生爭鬥。應仁之亂遂開啟了日本戰國時代。戰亂後，幕府將軍、守護大名力量更加衰弱，日本歷史進入新興的戰國大名互相混戰的戰國時代。
武田信玄（1521年-1573年）所制《甲州法度之次第》第二十條，其開篇即寫道“天下戰國之上”。但酷愛中國兵法的武田信玄實際上是把中國的戰國名稱直接套用在日本，藉此形容日本的政治格局。
等到了日本的戰國時期，各位大名彼此征伐，在位各自領主利益得失不斷征伐實踐過程中，早在平安時期就發展壯大的武士們開始和領主們不斷衝突和調和過程中形成的一系列嶄新的行為習慣和道德標準。這些道德標準其實集中體現的都是自中國儒家傳過去的“忠義”、“仁愛”原則：
義大於一切，不得作任何不義的事；
對主公絕對服從，對長輩絕對服從；
不得劫掠婦孺，不得從背後攻擊對手；
此外，作為有一定社會階級的武士，在戰國時代需要注重很多行為習慣，這些行為習慣也是最早的“武士道”內容之一：武士出門之前，先會將脅差插在腰帶裡，然後用右手提著刀，走到門口的玄關處穿上鞋子以後，才再將刀插在腰帶裡。
浮世繪中的早期武士形象
刀佩帶在左腰，是為了方便以右手拔刀，而且刀佩帶左面，即使兩個武士在狹巷相遇，他們的刀鞘也不會互相碰觸——碰撞武士的刀鞘，會被視為不禮貌。這也是為什麼日本人行走都是靠左邊的重要淵源。如果武士到人家中探訪，要在玄關把刀解開，然後用右手提著，再進入屋內——如果用左手提刀進入屋戶則是在向戶主表示自己可以隨時用右手拔刀，這是一種極度不禮貌的表現。
虛幻空無主義的宗教與異常艱苦生活環境
日本的宗教比較複雜，除了有原始神道之外，另還有傳入日本後發生了較大的變化的佛教禪宗以及淨土宗，這些個宗教表面上與尋常宗教區別不大，但其包含的本質精神道義卻非常詭異——在視人間過往較為空幻，死生平常的大背景下，還增加了“若能空一念，一切接物惱，一切皆無怖”的大無畏哲學思辨。
遊戲之狼中的武士與破戒僧
這種偏向虛幻空無主義的宗教極其容易與本土武士道的勇猛精神相互結合，演變成“人生苦短，死亡易來，每日朝夕，念念悟死，則身為死神，武道自由”的怪異生死無常文化。忘卻一切，直觀出劍，殺人而勿置於心，甚至禪宗的心法居然會慢慢演變為武士道刀法的核心。
完全不需要遵守戒律的日本僧兵
山本常朝認為“何謂武士道？武士道即對死的覺悟……每日朝夕，念念悟死，則身為死神，武道自由...“心悟人空我空，技空劍空，且手空。心亦不住。此無我、心不動而身手足動之時，有十度則十度不爽。心略有掛礙其間，亦致錯也；無心則皆中也。雖雲無心，非一切無心唯平常心也”。
雖然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有很多相通之處，但這在中國則非常少見，相比較而言，中國儒家極為重視人間，講究“三不朽”，很難真正做到“一了百了”。而在日本，或許僅僅是切腹謝罪即宣告著人生已經完成，不在追究。但在中國，“死有餘辜”等詞語中，“死”通常與“生”的聯繫非常緊密。
僧侶、武士道視人間過往為空幻，視死生為平常，從而帶動整個社會同樣如此——從細緻勾勒情慾活動的《源氏物語》到詳細鋪陳武力事功的《平家物語》可以看出世事無常、生死如幻的氛圍非常強烈，與中國儒家傳統文化下的《三國演義》感嘆人生如戲、暗含樂觀的開場戲相互比較，簡直宛若兩種文化。
影視劇中的武士形象
或許也與亞洲大陸中國地理環境有關，日本多山島國異常艱苦生活環境的影響，死亡降臨時刻籠罩在日本人身上，突發性、襲擊性以及不可抗拒性（地震、颱風、海嘯等），使得日本人人生無常的觀念較之中國更加強烈，更加沉重，更加感傷，但又無可奈何。
總結
原始神道中的“大和魂”中包含著從不畏死的神秘精神，神道本身也包括生死相依，相互轉化。神無處不在，籠罩一切，且必須敬畏。與之相對應的則是人生苦短，死亡易來，意義何在？佛教禪宗以及淨土宗的傳入，更是分外加重了生死無常文化的價值。纏不思辯、厭離穢世、往生淨土以及虛幻空無主義理念非常盛行，“若能空一念，一切皆物惱，一切皆無怖”，更容易與本土武士道的勇猛精神相互結合。
本土的勇猛與宗教不畏死相互結合——蔑視死亡
況且，在日本歷史發展結構中，主幹部分並不是中國歷史上的那種憂國憂民，胸懷天下的文人士大夫，而是“一劍走天下”，忠誠於家主的勇猛武士，儒家文化卻總處於附屬地位，再加上神道基礎，佛教禪宗以及淨土宗支配社會民眾生死觀念的態度，導致了日本文化中認為生命如虛幻，佛家中一切皆空無的痕跡非常重，且蔑視死亡。
或許也正因為如此，日本文化同樣竭力把握珍惜生存時刻，“惜生崇死”的強烈性色調非常引入矚目。與中國大陸儒家文化的理性主義不同，日本文化中則更加感性的把握生死，瞭解生死和對待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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