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很多人來說，神諭是封建時代愚昧的象徵，但是對於那些科技尚未發展的年代，人們的困惑全部由神諭解答。

但是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和發展，神諭也受到了許許多多的挑戰，官方的介入以及社會的推動，使得神諭的地位不斷下降。

一、神諭對於古埃及民眾來說是人與神溝通的渠道，人們的精神世界依靠神諭逐漸變得豐富，當希臘進入古埃及之後，神諭成為權貴的象徵

在科技不夠發達時，人們在遇到自然現象或某種無法用當時知識儲備可以解釋的問題時，往往會上升到神話層面。

在古代埃及就有這樣一種現象的產生和出現，在遇到自己無法解決的問題時，在遇到當時的社會無法理解的現象時，人們往往認定有神的存在，向神虔誠的提出自己的問題，神對於這些問題給出的具體分析以及對問題的回答，被當時的人們稱之為“神諭”。

是神對於人民問題的回答，是對這片勤勞勇敢的土地上生活的人民的厚愛。神諭就是人民與神溝通的渠道，神通過這種方式來對人間的事情任務給出判斷與選擇，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給出神諭來賦予事情的合理性。

到了羅馬的統治時期，神諭在古埃及各個地方蓬勃發展開來，甚至國王做出的許多決策都取決於神諭，神的地位在古埃及逐漸提高，成為了當時古埃及政治上的一塊時代烙印。

在官方政治管理方面，神諭的地位也達到了空前強盛的程度，整個古埃及王國從上到下對神充滿了敬畏之情，也對神諭的指示十分信賴，在處理大事上，一定要請求神諭才敢繼續做下去。

當時古埃及對神的空前崇拜，在一定程度上為當時的政治做出了貢獻。神在節假日的慶典上參與遊行，在很大的一定程度上維護了當時的社會穩定，也使人民感受到了神的保佑。

這一在節假日中的現身的遊行，在很多方面看來都是神與當時古埃及普通的人民群眾的互動，鞏固了當時神在政治上的重要地位。這一場景的出現也鞏固了神的物化形象，使人民群眾的心靈寄託有著具體的形象，而不是虛無縹緲的形象。

在托勒密時期，人民群眾尋求神諭的方法和形式都在很大程度上是對曾經法老埃及時候的傳統有所保留，但逐漸的人們就不滿足曾經的神諭形式，也不僅僅是要神諭對世俗問題進行解答。人們的精神世界逐漸豐富，要求也在進階。

於是在托勒密的時期，有一種全新的神諭問題問世，得到了大家的認可。這種神諭問題的格式就是將自己想要問的問題寫在兩張紙上，並且同時也要做出兩種截然不同的選擇。

而神則通過這個問題兩種完全不同的回答做出對其中一個的選擇，以此來表達自己的態度和觀點。這種神諭回答問題的方式在當時叫做“是非式”，這種格式雖然在新王國時期就已經漸漸出現，顯露雛形，展示出初期的大致情況，但是發展的並不好，在很多方面的準備都不充足。

一直到希臘進入古埃及之後，神諭也漸漸演變成了希臘文，而這一活動也逐漸成為了社會中擁有較高地位和權力的人的特有活動。

二、神諭在政治上變成解決政策合理性的一種方式，隨著人們對神諭的崇拜性提高，國王的地位受到了威脅，神諭的官方地位逐漸走向衰弱

神諭發展到新國王時期，國王對於神諭的重要性十分看重。通過舉辦很多儀式來增加自己手握王權這個問題的合理性，同樣也用神諭來證明自己決策的爭取性。

在當時很多的神廟當中的浮雕還有銘文中都可以很好的看到這一點。這也從側面表明了神諭對於政治上的輔助作用，以及人民對於神諭的依賴與信服的情感。

在當時新國王時期的一本世俗體的紙草文獻中有過這樣的記載：

“一位叫提亞泰奈色的婦女向女神 ‘伊西斯，阿皮斯之母’詢問一位男性是否因為神的憤怒或力量而受到折磨，阿泰夫納赫特則詢問‘奧西里斯一阿皮斯’，偉大的‘神’和‘女神’出售一頭健壯的驢和它的母親的時機是否適當。”

在埃及發展的後期，神諭更是與整個王朝的政治制度、政策頒佈與實行有著極為重要的聯繫，這在整個埃及歷史上都是聞所未聞的場景。

可是在歷史記載中，托勒密時期和羅馬時期這兩個時期中，除了國王對於神諭獲得的場景沒有任何體現和記載，就連當時的王室成員向神請教以及得到神諭回覆的情景也少之又少。

這種情況的出現十分引人深思，到底是因為什麼，神諭才會從王室國王的政治生活中消失，究其原因，和當地的宗教政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神諭可以成為鞏固政治王權的工具，但是由於民間的大量依賴，生活上拿不定主意的問題全部都會指望神諭給出一個方向。

人民對於神諭的過於敬畏就導致了國王地位的下降，人民認為自己的生活全靠神諭指引，而國王的作用卻遠沒有神諭的力量大。

因此托勒密時期的國王和王室認為自己的地位被神諭所威脅，統治權力也有所動盪，因此，他們首先擺脫了神諭對於整個社會的控制，希望以此來使得古埃及普通人民群眾把目光重新放在國王和王室的身上，以此來獲得對於權力的鞏固。

由於這樣的政治思想，神諭在政治上曾經獲得的官方地位也日漸沒落，與此同時，的夯實的羅馬埃及重新修建的法律體系在很大程度上借鑑和延續托勒密時期律法上的兩個特點。

這兩個特點是神諭丟失官方地位的重要原因。第一個原因是對專業化的延續，由於法律條文的逐漸專業，人們對神諭的觀念也在與時俱進的改變著，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法律條文世俗性的延續，這也是神諭不再佔據官方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這樣隨著當地經濟政治的發展，以及統治者思想的轉變，神諭的地位一落千丈，雖然說這個改變是人為造成的，但是縱觀歷史長河，不難發現這其實也是歷史潮流的自然推進，以及時代發展的必然趨勢。

三、神諭在官方地位逐漸下降之時，朝著“世俗化”和“民主化”方向的發展，但是作為神崇拜的寄託，神諭仍被民眾深信不疑的相信著

在托勒密時期，由於王室對於神諭的認識的改變，認為神諭在民間的力量過大，極有可能產生“妖言惑眾”的局面，對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權力造成了極大的影響。

因此，之前舉辦了很久的節假日慶典的神的遊行出街這樣的一個傳統節目，官方減少了對這個傳統活動資金支持的減少，遊行逐漸的由於資金短缺等各種各樣的問題而無法舉辦。民眾對於神諭的求取的形式也在默不作聲的、潛移默化的發生著改變。

由於王室減少了神諭的官方地位，因此在這方面的支出也在逐漸減少。除了對節假日神的遊行出街的支出的削弱，還減少了很多神廟的經濟支持。

甚至之前一些原屬於神廟的事務也轉交到王室手中，王室對於其中的較大多數都進行了專屬王室的壟斷。神廟的收入大大減少，自然難以支撐下去，這就要求神廟對於神諭需要進行一定的收費，以此來使得神廟繼續支持下去。

在當時的歷史文獻中，有這樣一個片段令人尋味，一位母親在寫給其子的一封信中說：

“不要以為我忽視了你。每十天我都會就關於你的事求神諭。當我發現好運不會關照你時，便不會寫信給你。”

就是這樣一個小小的片段，表明了神諭與普通人民群眾的生活緊密相連，牽涉到每一個人的生活的點點滴滴，是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由於官方對於神像出行遊街的財富支持的減少，遊行也因為資金短缺而漸漸無法舉辦，正因為這樣的社會景象，人們對於神諭求取的地點也發生了很大的改變。

在絕大數神廟的後方，就有一大塊區域專門是留給人們求取神諭的，對於普通的人民群眾來說，這個地方就是距離神、自己能夠到達的最近的地方。

因此這個地方對於那些無法進入神廟內部，但又對神諭深信不疑、虔誠的普通群眾來說，這個地方就是最為神聖的地方。

因為整個社會的各個原因，人們求取神諭的地點發生了改變，方式也和曾經不大一樣，由於神諭後期由專人代為讀出，人們也不再直接接觸神諭。問題解決的權威性，也全部憑藉著讀出神諭專人的文化水平。由此，神諭也漸漸向著“世俗化”和“民主化”的方向發展。

結語：國王王室對於神諭的影響非常之大，神諭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認為是輔佐政治的工具。但是在當時那個科技尚未發展的時代，神諭是安慰普通人民群眾生活的一種良好方式，是人民群眾的精神支柱。

參考歷史文獻：

《古代埃及的神諭審判》

《古埃及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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