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很多人来说，神谕是封建时代愚昧的象征，但是对于那些科技尚未发展的年代，人们的困惑全部由神谕解答。
神谕，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当时古埃及普通人民群众精神灵魂的寄托，是对世界的解答，是那个时代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神谕也受到了许许多多的挑战，官方的介入以及社会的推动，使得神谕的地位不断下降。
一、神谕对于古埃及民众来说是人与神沟通的渠道，人们的精神世界依靠神谕逐渐变得丰富，当希腊进入古埃及之后，神谕成为权贵的象征
在科技不够发达时，人们在遇到自然现象或某种无法用当时知识储备可以解释的问题时，往往会上升到神话层面。
在古代埃及就有这样一种现象的产生和出现，在遇到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时，在遇到当时的社会无法理解的现象时，人们往往认定有神的存在，向神虔诚的提出自己的问题，神对于这些问题给出的具体分析以及对问题的回答，被当时的人们称之为“神谕”。
是神对于人民问题的回答，是对这片勤劳勇敢的土地上生活的人民的厚爱。神谕就是人民与神沟通的渠道，神通过这种方式来对人间的事情任务给出判断与选择，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给出神谕来赋予事情的合理性。
到了罗马的统治时期，神谕在古埃及各个地方蓬勃发展开来，甚至国王做出的许多决策都取决于神谕，神的地位在古埃及逐渐提高，成为了当时古埃及政治上的一块时代烙印。
在官方政治管理方面，神谕的地位也达到了空前强盛的程度，整个古埃及王国从上到下对神充满了敬畏之情，也对神谕的指示十分信赖，在处理大事上，一定要请求神谕才敢继续做下去。
当时古埃及对神的空前崇拜，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的政治做出了贡献。神在节假日的庆典上参与游行，在很大的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当时的社会稳定，也使人民感受到了神的保佑。
这一在节假日中的现身的游行，在很多方面看来都是神与当时古埃及普通的人民群众的互动，巩固了当时神在政治上的重要地位。这一场景的出现也巩固了神的物化形象，使人民群众的心灵寄托有着具体的形象，而不是虚无缥缈的形象。
在托勒密时期，人民群众寻求神谕的方法和形式都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曾经法老埃及时候的传统有所保留，但逐渐的人们就不满足曾经的神谕形式，也不仅仅是要神谕对世俗问题进行解答。人们的精神世界逐渐丰富，要求也在进阶。
于是在托勒密的时期，有一种全新的神谕问题问世，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这种神谕问题的格式就是将自己想要问的问题写在两张纸上，并且同时也要做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
而神则通过这个问题两种完全不同的回答做出对其中一个的选择，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态度和观点。这种神谕回答问题的方式在当时叫做“是非式”，这种格式虽然在新王国时期就已经渐渐出现，显露雏形，展示出初期的大致情况，但是发展的并不好，在很多方面的准备都不充足。
一直到希腊进入古埃及之后，神谕也渐渐演变成了希腊文，而这一活动也逐渐成为了社会中拥有较高地位和权力的人的特有活动。
二、神谕在政治上变成解决政策合理性的一种方式，随着人们对神谕的崇拜性提高，国王的地位受到了威胁，神谕的官方地位逐渐走向衰弱
神谕发展到新国王时期，国王对于神谕的重要性十分看重。通过举办很多仪式来增加自己手握王权这个问题的合理性，同样也用神谕来证明自己决策的争取性。
在当时很多的神庙当中的浮雕还有铭文中都可以很好的看到这一点。这也从侧面表明了神谕对于政治上的辅助作用，以及人民对于神谕的依赖与信服的情感。
在当时新国王时期的一本世俗体的纸草文献中有过这样的记载：
“一位叫提亚泰奈色的妇女向女神 ‘伊西斯，阿皮斯之母’询问一位男性是否因为神的愤怒或力量而受到折磨，阿泰夫纳赫特则询问‘奥西里斯一阿皮斯’，伟大的‘神’和‘女神’出售一头健壮的驴和它的母亲的时机是否适当。”
在埃及发展的后期，神谕更是与整个王朝的政治制度、政策颁布与实行有着极为重要的联系，这在整个埃及历史上都是闻所未闻的场景。
可是在历史记载中，托勒密时期和罗马时期这两个时期中，除了国王对于神谕获得的场景没有任何体现和记载，就连当时的王室成员向神请教以及得到神谕回复的情景也少之又少。
这种情况的出现十分引人深思，到底是因为什么，神谕才会从王室国王的政治生活中消失，究其原因，和当地的宗教政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神谕可以成为巩固政治王权的工具，但是由于民间的大量依赖，生活上拿不定主意的问题全部都会指望神谕给出一个方向。
人民对于神谕的过于敬畏就导致了国王地位的下降，人民认为自己的生活全靠神谕指引，而国王的作用却远没有神谕的力量大。
因此托勒密时期的国王和王室认为自己的地位被神谕所威胁，统治权力也有所动荡，因此，他们首先摆脱了神谕对于整个社会的控制，希望以此来使得古埃及普通人民群众把目光重新放在国王和王室的身上，以此来获得对于权力的巩固。
由于这样的政治思想，神谕在政治上曾经获得的官方地位也日渐没落，与此同时，的夯实的罗马埃及重新修建的法律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借鉴和延续托勒密时期律法上的两个特点。
这两个特点是神谕丢失官方地位的重要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对专业化的延续，由于法律条文的逐渐专业，人们对神谕的观念也在与时俱进的改变着，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法律条文世俗性的延续，这也是神谕不再占据官方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这样随着当地经济政治的发展，以及统治者思想的转变，神谕的地位一落千丈，虽然说这个改变是人为造成的，但是纵观历史长河，不难发现这其实也是历史潮流的自然推进，以及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三、神谕在官方地位逐渐下降之时，朝着“世俗化”和“民主化”方向的发展，但是作为神崇拜的寄托，神谕仍被民众深信不疑的相信着
在托勒密时期，由于王室对于神谕的认识的改变，认为神谕在民间的力量过大，极有可能产生“妖言惑众”的局面，对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权力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因此，之前举办了很久的节假日庆典的神的游行出街这样的一个传统节目，官方减少了对这个传统活动资金支持的减少，游行逐渐的由于资金短缺等各种各样的问题而无法举办。民众对于神谕的求取的形式也在默不作声的、潜移默化的发生着改变。
由于王室减少了神谕的官方地位，因此在这方面的支出也在逐渐减少。除了对节假日神的游行出街的支出的削弱，还减少了很多神庙的经济支持。
甚至之前一些原属于神庙的事务也转交到王室手中，王室对于其中的较大多数都进行了专属王室的垄断。神庙的收入大大减少，自然难以支撑下去，这就要求神庙对于神谕需要进行一定的收费，以此来使得神庙继续支持下去。
在当时的历史文献中，有这样一个片段令人寻味，一位母亲在写给其子的一封信中说：
“不要以为我忽视了你。每十天我都会就关于你的事求神谕。当我发现好运不会关照你时，便不会写信给你。”
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片段，表明了神谕与普通人民群众的生活紧密相连，牵涉到每一个人的生活的点点滴滴，是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由于官方对于神像出行游街的财富支持的减少，游行也因为资金短缺而渐渐无法举办，正因为这样的社会景象，人们对于神谕求取的地点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在绝大数神庙的后方，就有一大块区域专门是留给人们求取神谕的，对于普通的人民群众来说，这个地方就是距离神、自己能够到达的最近的地方。
因此这个地方对于那些无法进入神庙内部，但又对神谕深信不疑、虔诚的普通群众来说，这个地方就是最为神圣的地方。
因为整个社会的各个原因，人们求取神谕的地点发生了改变，方式也和曾经不大一样，由于神谕后期由专人代为读出，人们也不再直接接触神谕。问题解决的权威性，也全部凭借着读出神谕专人的文化水平。由此，神谕也渐渐向着“世俗化”和“民主化”的方向发展。
结语：国王王室对于神谕的影响非常之大，神谕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认为是辅佐政治的工具。但是在当时那个科技尚未发展的时代，神谕是安慰普通人民群众生活的一种良好方式，是人民群众的精神支柱。
参考历史文献：
《古代埃及的神谕审判》
《古埃及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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