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及司馬遷，想必大多數讀者首先想到的便會是他的著作《史記》。正是因為《史記》在歷史上的聞名，因此世人大多將司馬遷視為一個史學家，但實際上，司馬遷並不僅僅是一個記錄歷史的史學家，他在許多方面都有著自己的思想，並且將這些思想融合在了自己的寫作裡。
本文希望向讀者介紹的，便是司馬遷的經濟思想。在《史記》中，司馬遷專列了《平準書》以及《貨殖列傳》兩傳來專門記錄經濟方面的內容。其中《平準書》記述的是西漢初年至漢武帝時期的國家財政、經濟狀況和制度、政策的變化與沿革，《貨殖列傳》記述的則是當時全國各地的物產、風俗及經濟狀況，為春秋時期至西漢時期的富商作傳，總結他們經營管理的經驗。
在這兩部傳記中，司馬遷還在其中提出了一系列經濟觀念，並且這些經濟觀點是十分獨特的，甚至可以說是領先於當時代的。因此，本文希望通過簡單的介紹，能夠讓讀者瞭解到司馬遷作為一個史學家的另外一面，也就是他獨到且系統的經濟學說。
《史記》作者司馬遷
司馬遷的社會經濟思想
司馬遷的社會經濟思想中，最為基礎的是他對於人性的觀念。他在《貨殖列傳》的開篇，就提出了他對於人性問題的思考：
“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埶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
司馬遷提出，人類本身就有追求財富的本能，人類追求財富是自發的，他在《史記》中寫道：“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同時，人們也是普遍地羨慕富裕而擔心貧窮的：“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二十四史之首《史記》
司馬遷所提出的“人類具有追求財富的本能”實際上並非全新的觀點，先秦時代的許多思想家都曾經提出人具有求利的本能，但先秦的思想家們並沒有準確地定義何為“利”，這個“利”在他們看來，既可能是金錢的利益，也有可能是人在政治、社會等其他層面的收益。
而司馬遷則準確地將人所本能追求的“利”定義為經濟上的財富，人本能追求的是金錢而不是政治或其他方面的利益。除此之外，司馬遷還提出了所謂的“人慾動力說”，也就是將人類追求財富的本性視為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動力，將社會物質財富看作人類社會進步的必要條件。因此，司馬遷肯定人們追求財富的權利，甚至對安於貧困的人予以嚴厲的斥責，同時，政府不應該壓制人們追求財富，而應該順應人的這種本性。
《貨殖列傳》史料
但是，司馬遷同時提出，追求財富必須採取正當的手段，他提出：“求富有正道，奸富不可取”。司馬遷將人們追求財富的活動分為三種：“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
所謂“本富”，是指人們因發展農業生產而積累財富；
“末富”則指人們通過發展工商業而積累財富；
“奸富”則指人們採取各種非法手段來積累財富。
司馬遷認為，通過農業和工商業來積累財富都是可取的，但採取非法手段則是絕不可取的。而如果人們通過正當手段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則又會反過來促進社會道德發展，正如《史記》中所寫的：
“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
古代農業發展景象
在肯定了人們追求財富的正當性之後，司馬遷進一步提出國家管理社會經濟的準則，也就是所謂的“善因論”。司馬遷在《史記》中提出政府發展經濟應遵循的原則：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所謂的“善者因之”，就是指政府要充分調動社會中人們追求財富的積極性，以此來促進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國家應該放任百姓進行各種經濟活動，而不應該採取干預措施，這才是最好的經濟政策。而“利道之”，則是政府在某些方面對經濟活動採取引導，以此來鼓勵人們從事某些經濟活動，“教誨之”則指政府採取某些教化措施來誘導人們從事某類經濟活動，或者是採取勸誡的措施來讓人們不要從事某類經濟活動。
“整齊”則是指政府用行政手段干預人們的經濟活動，而最後的“與之爭”則是國家直接從事某些經濟活動來牟取利益。由此就可以看出，司馬遷認為，國家放任經濟的自由發展是最好的，這一思想與後來的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思想頗有一些相似之處，只是司馬遷生活的時代要比亞當·斯密早了許多，由此也可以看出，司馬遷的經濟思想確實是超出其時代的。
古代貿易經濟
司馬遷對經濟發展的思考
上文所講的司馬遷的社會經濟思想，是司馬遷對宏觀的社會經濟原則的一些思考，而司馬遷對經濟發展中的一些具體方面也有著自己的思想。
首先，司馬遷提出農業和工商業必須要同時發展，而不能單純地著重於農業的發展。司馬遷在《史記》中寫道：
“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平準書》史料
司馬遷提認為，由於每個地區的自然環境與歷史發展的不同，以及各地民眾生活習慣和喜好的不同，造成各地形成了不同的社會分工，有的地區著重農業的發展，有的地區則著重工商業的發展。而要更好地利用自然資源，更好地發展社會經濟，則需要各地人們根據不同地方的特點進行分工協作，司馬遷寫道：
“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又說：“‘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則山澤不闢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
司馬遷明確提出，只有同時大力發展農業和工商業，才能滿足人們的生活需要，農、工、商、虞這四個部門在經濟發展中是缺一不可、不能相互替代的，不能人為地對某一個部門進行壓制。
農、工、商、虞下的產物
其次，對於社會貧富不均的問題，司馬遷則認為，社會存在貧富分化是相當自然且合理的，他並不贊成國家對貧富分化進行干預。司馬遷提出，人與人之間之所以會出現貧富的分化，是因為人與人之間存在著才智和能力上的差異，正是因為人們在才智與能力上存在差異，自然便會產生貧富的差距，這種自然現象不需要通過人為的行為來進行限制。司馬遷在《史記》中寫道：
“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
最後，司馬遷提出，富家和富國是統一的。如果人們從事某種經濟活動能夠積累財富，那麼不僅對個人是有利的，對於國家和社會的發展也是有利的。個人創造了財富，則相當於國家社會的財富也得到了相應的增加，富國與富家之間並不是相互排斥的關係，而是相輔相成的關係，統治者不應為了積累國家的財富而採取限制個人積累財富的舉措。
司馬遷影視劇形象
結語
《史記》中的《平準書》和《貨殖列傳》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展示當時的經濟活動和貨幣史的著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除了這些著作本身的歷史意義之外，司馬遷的經濟思想在當時也是十分獨到的。通過上文的介紹，讀者們應該可以看出，司馬遷的許多經濟思想與後來的亞當·斯密等人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他們都
強調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性，都強調自由放任式的經濟的作用和重要性。但是，亞當·斯密的思想是在18世紀的英國提出的，當時英國的工商業已經得到了迅速發展，而司馬遷的思想則是在公元前2世紀的西漢提出的，並且盛行著“重農抑商”的思想。司馬遷能夠在這樣的時代和這樣的背景下提出這樣的經濟思想，可以說確實是十分先進的，而瞭解司馬遷先進的經濟思想，對於我們瞭解司馬遷本人也是極其重要的意義的。
閱讀更多 床頭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