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此劇能讓公眾正視美國情報機關"

時光網訊 很難相信,在2011年播出第一季,獲得了金球獎和艾美獎的《國土安全》,如今就要完結了。2016年,Showtime宣佈再續訂兩季的時候,該劇的執行製片人就開始以第八季作為最終季(第八季於2月9日開播),去架構人物弧線。

這部諜戰驚悚劇集由霍華德·高登和艾裡克斯·甘薩擔任編劇,改編自以色列電視劇《戰俘》,故事聚焦在卡莉.馬西森(克萊爾·丹妮斯 飾)身上,她是美國中情局的特工,患有雙向障礙。

她發現自己捲入了一場危險的,且可能造成嚴重後果的秘密行動當中,最終她迴歸了普通百姓的生活——跟她那位嚴苛的上司索爾·貝倫森(曼迪·帕廷金 飾)一起。

克萊爾·丹妮斯

最近在洛杉磯,時光網記者有機會採訪到了丹妮斯和帕廷金兩位,聽他們介紹了這部劇的最終季,以及與對方合作的感受,還有一直以來他們的收穫等等。採訪的精華內容如下:

Mtime:看《國土安全》最終季的前四集時,我覺得卡莉比前兩季看起來冷靜了許多。她似乎接受了有效的治療,狀態更穩定了。你也有這種感覺嗎?還是說這一季後面會有什麼驚喜要帶給觀眾?

克萊爾·丹妮斯:是的,我覺得她可能穩定下來了。她接受了正確的治療,但我認為她過早地停止了恢復期,然後她幾乎是立刻就發現了或者說是見到了葉甫根尼·格羅莫夫(她曾被他抓過),這太容易讓她不穩定了。我覺得那次相遇和對抗讓她腎上腺素飆升,使得她想要重新成為特工,並且掌握控制權。

如果她能抵抗得了他,那我覺得還有一戰的希望。所以我認為,她表面上在故作鎮定偽裝自己,但同時內裡還有一個垮掉的自己,以及(藏不住的)脆弱。這是一場為了她自己的生存而進行的戰鬥,我覺得這一季她進入了一種女戰士的狀態。

Mtime:關於這一點,卡莉的頭腦既是她最鋒利的武器,也是她最大的敵人——她發現自己很難再相信自己的記憶了。在扮演卡莉的這八年裡,你對自己的頭腦有什麼瞭解嗎?

克萊爾·丹妮斯:哦,天吶。沒有,真的。在過去這一季中的表演很有意思。她說的話一直不太可靠,這回更是表現得淋漓盡致。而且我自己的頭腦真的太可怕了。嗯,我只是有點吃驚,這個狀態還挺難演的。《國土安全》裡沒有任何事是隨隨便便的,我們每個人都全身心投入進去了,幾乎是細胞級的投入。(大笑)

我要說,我被大家的,也包括我自己的耐力驚到了,真的。我覺得頭腦是個很有意思的東西。我認為頭腦的可塑性、我們的感知能力,以及我們如何汲取經驗,這些都是很有意義的東西。而卡莉的情況總是在變化,這很嚇人的,真的。

Mtime:《國土安全》一直與現實中的政治有著緊密關聯,但現在,相較於在美國以及世界其他地區發生的事而言,劇中的情況似乎有些樂觀了,與實際不符。你們在諸多方面都在以高成本的方式追求著和平——不論是個人還是政治層面。這部劇是有意要給大家留下一個帶有希望意味的結局嗎?如果是這樣的話,這對你來說重要嗎?

曼迪·帕廷金

曼迪·帕廷金:對我來說非常重要。這是我八年間唯一跟艾裡克斯·甘薩,我們的總編劇爭取過的東西——我們不要做一部反應我們所生活的現實的,讓人坐立不安的驚悚劇,而是要把每個故事的結尾都做得充滿希望,樂觀積極,這樣我們看完之後才能有一種積極的感受,覺得這個世界可以變得更好,這裡不只有黑暗,不是充滿仇恨、粗鄙、恐怖和懼怕的,也不是每個人都會被“他者化”。

拍攝《國土安全》開啟了我與國際救援會的緣分,這個組織是由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發起的,他說過,“為他人而活的人生是有價值的人生。”我就是在那認識法拉·諾里的,一個十歲的阿富汗男孩,他曾經在半夜裡跟著家人一起翻越山峰。他說他唯一怕的人就是警察。

我採訪過他,就像你採訪我這樣。我問,“法拉,如果我們夠幸運的話,會有很多人能看見你與我之間的這場對話,那麼關於作為難民的經歷,以及你和你的家人因為世界上的爭端而付出的代價,你想讓人們知道些什麼呢?”他說,“善良——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善良一點,不是隻對我善良,而是對每一個地方的難民都善良點,因為他們需要大家的善意。”

我覺得這恰恰是索爾對人類的期望。他有兩種強烈的不分上下的特質,他知道該如何去聆聽,也會照顧他的學生,他認為她將來可以繼承自己對世界和平的追求。但他又是一個無情的人,為了實現自己的願望,讓世界成為一個更廣闊,更安全的地方,他可以做出極端的行為。

我有一個很親近的,比我聰明得多的朋友,曾經我問他有沒有某句話令他回味無窮,他說,“永遠不要簡化。”(大笑)我覺得這句話對我的人生來說是一條很諷刺的建議,在這個時候不要過度簡化。有些事是非常複雜的,人類的命運危在旦夕。這是一部電視劇,有人會說這只是個消遣,但恐怕對我來說遠不止於此。

Mtime:你說遠不止於此——指的是什麼呢?

曼迪·帕廷金:我跟情報界的頂尖人物一起生活了八年,這個行業的人調查別人,(他們的思想)始終處在各種事情的前沿,並且率先擔負起責任。他們都是愛國者,他們做的好事你從來不知道,因為都是機密,你只能聽聞一些壞事。

但這些人願意(為了工作)獻出生命,當我們去中情局或者戲裡的場景中有那面掛滿星星的牆(代表他們失去的同僚)時,那些代表的都是世界各地信仰人類自由、正義、尊嚴的人的生命。

這是要付出代價的。有很多大學裡的頂級教師,他們也處在情報界的頂端,他們最先告訴我,通過這部劇,他們會去告訴學生什麼是錯的,會告訴學生我們做錯了什麼,我們該為哪些事負責。所以,對於他們這樣的愛國主義,我產生了極大的喜愛與尊重。當我開始參與到難民工作中時,我知道在歐洲以及全世界範圍內,大家對於恐怖主義以及外來人口湧入的擔憂非常尖銳。

我有機會跟世界上最聰明的一些人學習關於審查程序和安全程序的碩士課程,他們明確告訴我,美國是審查的黃金標準。但這還不夠,他們還可以不斷改進。更重要的是,他們要與世界上每一個國家合作才能改善審查程序。

為了我們的安全,為了人類的生存,我們最終都應該成為一個國家。如果我們不去保護我們當中最脆弱的那些人,那我們自己也無法生存下去。我們不應該想要過那樣的生活。所以,能出演這樣一部反映社會現實的電視劇,對我而言是莫大的榮幸——有機會替那些無法在世界上發聲的人發聲,對我來說是一項重要的責任。

Mtime:克萊爾,當你剛開始拍這部劇的時候,大家對國土安全以及它的意義的認知和感受與現在有很大的不同。你在其中看到了怎樣的變化?你自己在拍這部劇的時候有沒有什麼變化呢?

克萊爾·丹妮斯:呃,我覺得自從唐納德·特朗普上任以來,情況有了巨大的變化,因為他對情報機關非常不信任,這是前所未有的。這不僅僅是不同尋常,而是有些令人震驚,他與情報機關的交流遠不像前幾任總統那樣緊密。

所以,能通過《國土安全》,以一種有利角度去觀察這種變化,真的很有意思。但我認為那個組織顯然也有一些問題。我的意思是,存在弱點和謬誤,他們犯錯的時候就被大肆宣揚,而他們的功績卻被忽視,或者他們永遠沒有得見天日的一天,因為這都是秘密行動,你懂吧?

Mtime:曼迪,你已經做了很長時間的演員,並且做得很成功,你經常說演戲是持續的自我發現之旅。除了你前面提到的,在做角色研究的時候遇到的人以外,這部戲還教了你什麼?關於角色或者關於自我都可以。哪段日子給你留下的記憶最深刻?

曼迪·帕廷金:我可以舉一個例子,在出演《國土安全》的 這八年裡,有一件事讓我很感激自己能活到67歲,能學到這個道理。年輕的時候,作為一個演員,我的氣質跟我想要的氣質是不一樣的。我很幸運,活得夠長,可以成長。

在這八年裡,我有了怎樣的成長?我有向克萊爾·丹妮斯學習,剛開始拍這部劇的時候,我記得她是32歲,後來,我記不清了,大概是第三年或者第四年的時候,我們在拍一場戲,大使館爆炸了,所有人都死了,在那場戲裡,我在用希伯來語吟誦悼念禱文。那場戲是那一季12集的最後一場戲。

所有一切都在烘托那一刻,攝像機離她越來越近,所有機位都在拍她。在她身後是這間屋子的一扇玻璃平板窗。這是一場非常嚴肅,非常有難度,需要調動情緒的戲,作為演員,拍攝的美妙之處就在於這裡,如果你做到了,這場戲就屬於你,鏡頭拍的是你,只要你做得好,就誰都搶不走。

她在現場,表現得很好,但一輛卡車從後面經過了。她一點都沒有惱怒,她態度優雅地簡單說了句,“好,再來一遍。”

我們又拍了一遍,但有人手機響了。她真的態度很和善,沒有任何責怪的意思,問了句,“大家能再確認一下各自的手機嗎?”然後我們又拍了一遍。第三遍算是完成了,但不如第一遍的好。她從來沒鬧過情緒,也沒有一點喪氣的感覺,也不會對別人發火或責怪。我從來沒有見過那樣的優雅。

終於,在六十多歲的時候,我學會了該如何為人處世。(大笑)在這樣一個集體裡,大家都在努力做到最好,但狀況還是時有發生,那時候她跟我的孩子差不多年紀,卻教了我很多,每天我都能從她身上學到東西。我當時就想,“謝天謝地,讓我能活到這一天。”

Mtime:克萊爾,曼迪說他在拍攝《國土安全》的八年裡,學到的事情之一,也是他最感到自豪的事情之一,就是從你身上學會如何成為一個舉止得體的演員,去體諒身邊人的感受。如果讓你回想當初剛剛接拍這部劇的時候,你會給自己定下一個什麼樣的目標?這一路以來,你對自己又有了哪些瞭解呢?

克萊爾·丹妮斯:那些目標在八季的時間裡經歷了很多變化。在第一季的時候,我的目標就是努力弄清楚這個角色到底是怎樣的人,去定義她這個人,把她這個角色從無到有地建立起來。

一開始,這個任務還挺令人畏懼的,因為她太複雜了,我得去了解中情局,得去學習關於雙向障礙的知識,把這兩樣東西放進一個人身上可不容易。但當我適應了之後,要做的就是把她推向新的方向,去探究她的不同側面。我從來都不想太自滿,也不想形成貪圖方便的習慣。我希望她能保持新鮮感。

然後就是全球到處飛的挑戰了。前三季的時候,我們基本上是以北卡羅來納州為主進行拍攝的,有幾個月的拍攝是在以色列或者摩洛哥完成的。但第四季,我們在南非拍了半年,然後去柏林拍了半年,然後又去了摩洛哥。這本身就是一種挑戰,然後經過這麼久的拍攝,我幾乎是自動地變成製片人了。

(大笑)我發現這個角色給我帶來了巨大的回報,讓我感到開心,並且意識到這是我的真正喜歡做的事。比起只負責我自己的角色,能從更廣泛的層面影響這部劇的文化,為故事的呈現提供支持,從整體上參與敘事,這讓我很有滿足感,很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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