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28日，國際體育仲裁法庭（CAS）公佈了“世界反興奮劑機構（WADA）訴孫楊和國際泳聯案聽證會”的裁決書。
孫楊被禁賽八年，即日起生效，不服判決可上訴。
一開始聽到孫楊先生在這件早已過去近兩年的事件裡再次中招，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樣是震驚以及滿臉黑線的。
為啥這件事突然就被“翻案”了？因為前後兩次負責仲裁的機構並不一樣。
2018年9月在孫楊住所進行的反興奮劑測試並未完成。
最開始此事由國際泳聯興奮劑檢查小組（FINA DP）處理，該小組支持孫楊方的主張，認為世界反興奮劑機構（WADA）所採用的檢測和調查標準未得到遵守，因此樣本採集無效，孫楊沒有違反反興奮劑規則。
而這一次是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直接向體育仲裁法院（CAS）提起訴訟，主張為：孫楊主動拒絕接受樣本採集，應當接受2~8年禁賽處罰。
化繁為簡地看，整個案件最核心的衝突就在於：孫楊是否有權以檢測人員資質不合規的理由，拒絕接受其檢查。
首先，關於檢測人員資質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到孫楊在微博上貼出的“檢測人員自白書”。
它告知了公眾：檢測人員中確實有一人無相關資質。
（為保護相關人員隱私，我手動打碼了名字）
港真，按照我自己的看法，如果有人連從業資格都沒有就來查我，我有戒心是正常的。
就好比警察出警不能帶著隔壁跳廣場舞的大媽，醫生給人手術不能讓他同鄉的放羊老漢遞剪子。
但是，這只是咱們國內群眾的普遍觀點。
放到國際仲裁上，尤其是我們沒法參與制定規則的仲裁上，能管用嗎？
根據ISTI《國際檢測與調查標準》5.3.3條，採樣人員須持有采樣機構提供的官方文件，例如檢測機構的授權書，以證明（採樣人員）具備從運動員採取樣本的授權，主檢官還需持有標明其名字、相片和有效日期的補充身份證明（例如採樣機構提供的身份證件、駕駛證、健康卡、護照或類似的有效證件）
WADA方認為，根據本條，“採樣人員”作為一個整體，出具檢測機構向採樣機構發出的一份授權文件即可。
授權文件可以是格式文件，無需標明採樣人員和被採樣運動員的名字，並且本條並未對血檢官和尿檢官做出額外要求！
也就是說，在WADA的主張裡，上面那位不符合資質的建築工人尿檢官，參與對孫楊的尿檢也是不違反規定的。
畢竟只要主檢官出具相關證件就可以了，其他人只需要一份非記名的官方授權文件！
（真的足夠專業？）
而孫楊方也做出了反擊：根據另一份文件《ISTI血樣採集指南》，採樣人員”中每一位成員均需出具授權文件。
根據《ISTI血樣採集指南》 第2.5條 “採樣人員中的每一位個體需受培訓並被授權以實施其各自分配的職能”
現在看起來雙方各執一詞，堅持自己對規則的理解是對的，然而，WADA方使出了一手絕活。
他們請出了參與編纂ISTI的工作人員，即WADA標準統一處副處長Stuart Kemp作為專家證人出庭作證，證明孫楊方所依據的《ISTI血樣採集指南》屬於“最佳實踐“的建議，而非與ISTI具備同等效力的強制規定！
並且證明了當晚參加採集的人員，符合ISTI的強制規定。（建築工老哥來尿檢是合理合法的）
這就好比一道語文閱讀題，你和別人都認為自己答案是對的，正當激辯正酣的時候人家一招手把作者叫來了還讓他扇了你一巴掌：“文章是老子寫的，老子不比你清楚？”
當孫楊律師詢問Stuart Kemp尿檢官是否也應該和主檢官一樣出具一系列資質證明時，這位專家表示強烈不同意，再次強調孫楊一方引用的文件是“建議性質”而非“強制性質”。
事情到了這一步，孫楊方提出的“檢測人員資質不合規定故拒檢”這一主張已經搖搖欲墜，你說這案子還咋打？
和規則制定者辯論規則，你讓孫楊拿頭去贏？
我堅決反對國內某些鍵盤俠造謠生事中傷孫楊的行為。
因為到現在為止，孫楊被禁賽的原因是拒檢，而非服用違禁藥品。
沒有任何證據能證明孫楊服藥！
沒有任何證據能證明孫楊服藥！
沒有任何證據能證明孫楊服藥！
（重要的話說三遍）
孫楊這次輸得慘嗎？很慘。
如果接下來上訴失敗的話，他的運動員生涯基本結束，我們再也沒法在東京奧運會上為他吶喊助威了。
那他輸得冤枉嗎？其實在我看來，是有一些冤枉的。
冤就冤在沒吃透別人定下的規則，關鍵時刻被擺了一道，陷入極大的被動。
但是，和制定規則的人講規則，本來就是飛蛾撲火的一件事。
這次事件帶給我們的教訓應當不僅僅是“如何理解、吃透規則以防措手不及”，而是：有朝一日是否我們也可以強大到參與規則的制定和解釋，不必處處受制於外人，在別人的遊戲裡聽之任之？
這就是另一個很深遠的話題了，吾輩自強，可不僅僅是一句口號而已。
最後希望孫楊的上訴能夠帶來轉機。
畢竟，他是一位優秀的游泳運動員，對我國體育事業的發展和國際影響力的提高都做出了巨大貢獻。
我依然期待著能在東京奧運會上看到他拼搏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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