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唐代稅制改革是在均田制破壞後，政府制定的一種由稅 "丁口" 向稅 "資產" 過渡的改革。通過改革，唐朝政府加大貨幣稅收的力度，並最終以"兩稅法"的稅制形式，加大了農民產業調整的力度，促使農民家庭的經營模式向多樣化發展。與此同時，改革之後的唐代農民家庭結構也產生了變化，農村勞動力開始成為社會流動的財富，開啟了農村生產的新局面。
一、唐朝的稅制改革
唐初，徵收賦稅實行租庸調製。租庸調以人丁為依據，所謂"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
安史之亂以後，國家失去有效地控制戶口及田畝籍帳的能力，土地兼併更是劇烈，加以軍費急需，各地軍政長官都可以任意用各種名目攤派，無須獲得中央批准，於是雜稅林立，中央不能檢查諸使，諸使不能檢查諸州，賦稅制度非常混亂。 階級矛盾十分尖銳，江南地區出現袁晁、方清、陳莊等人的武裝起義，苦於賦斂的人民紛紛參加。
楊炎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宰相楊炎建議頒行"兩稅法"。兩稅法是以原有的地稅和戶稅為主，統一各項稅收而制定的新稅法。由於分夏、秋兩季徵收，所以稱為"兩稅法"。中央根據財政支出定出的總稅額，各地依照中央分配的數目向當地人戶徵收;主戶和客戶，都編入現居州縣的戶籍，依照丁壯和財產的多少定出戶等;兩稅分夏秋兩次徵收，夏稅限六月納畢，秋稅十一月納畢;"租庸調"和一切雜捐、雜稅全部取消，但丁額不廢;兩稅依戶等納錢，依田畝納米粟，田畝稅以大曆十四年的墾田數為準，均平徵收。沒有固定住處的商人，所在州縣依照其收入徵收三十分之一的稅。凡鰥寡孤獨不濟者，可以免稅。
租庸調製適應了唐初戶口銳減、荒地較多的現實需要，極大的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了唐代繁盛局面的出現，但是農民對土地只是擁有部分產權，儘管"丁男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八十畝諸永業田皆傳子孫，不在收授之限，"永業田農民擁有產權，但是永業田只是農民分得的田畝中的一小部分。
唐朝初期，人少地多，農民有大量的可耕之地。但隨著人口增長和官僚、貴族隊伍的擴大，農民土地的產權開始受到侵奪。安史之亂前，農村的土地兼併狀況己經非常嚴重，安史之亂又造成了農村勞動力的大量減員，同時還要負擔遠遠高於租庸調所規定的賦役量。農民生活困苦，被迫大量逃亡， 嚴重影響了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因此，實施兩稅法是一種必然。
唐朝實行兩稅法後，解決了稅基和稅負的矛盾關係。在實施兩稅法的當年，國家財政收入就達到了3000餘萬貫，達到了增加政府收入和減輕農民負擔的目的。兩稅法統一了稅目和簡化了徵管手續，將過去的徵科色目和租庸調一起併入兩稅，使稅目簡單化，也降低了徵稅成本。
兩稅法放寬了對農民的人身控制，以資產為納稅標準，活躍了農村經濟，使農村經濟呈現出多樣化的趨勢，農民的經濟生活方式也發生了很大變化。農村中大量商品性農業的出現、商品交換的發展及大量農民從事手工業及商業活動，這都是兩稅法實行後，唐代農村經濟生活中出現的新變化。
二、兩稅法改革對農民生產經營的影響
兩稅法改變了對農民徵收固定的租、調模式，貨幣成為稅收的主要方式;政府徵發徭役也以和僱為主, 對農民人身控制鬆弛了。"變徵役以招募之名, 換科配以和市之名。"相對鬆弛的人身控制有利於農民走出家門，從事商業活動，追求貨幣經濟 。
唐代農民
唐代統治者也認識到商業和手工業在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唐德宗就認為 "通商惠人，國之令典",稅收改革後，那些寬鬆的政策為農民從事多樣化經營提供了保障。農民為了完成國家賦稅和養家餬口，也可以從事多種經營，部分失去土地的農民走上了棄農從商之路，或者出賣勞動力維持生計。
由於兩稅法改變了以人丁作為標準的稅收政策，政府徵發徭役也以和僱為主, 對農民人身控制鬆弛了，農民從土地上解放了出來，同時以"稅錢"和"稅物"作為徵稅對象，使得農民為完成稅收，要出賣商品來完成用錢繳納的部分，促使農村經濟出現了多樣化的變化，農民的生活也受到影響，產生了一些改變。
這種改變的第一個方面體現在農民除了糧食生產和買賣外，可以同時從事商品性蔬菜、花卉、水果等農副產品的生產，並以此獲利。當時的長安、洛陽、揚州等城市就出現了一些專門以種花為業的花農，湖廣、江浙一帶也產生了不少以種蓮藕為生的農民。《太平廣記》就記載了湖北某地一名崔姓農民，"原家貧乏，種藕五十畝，每歲大獲其利"的事蹟。江南地區也產生了許多專業漁民或者半漁半農的農民家庭，他們"涸湖池取魚，獲龜猶倍多，悉剜其肉截龜板，至江陵鬻之，厚得金帛"。這些農民都是靠著不同的副業去賺錢貼補家用，籌集稅款，他們的收入來源不再僅侷限於糧食生產。
唐代手工業分佈圖
第二個改變反映在農民直接參與商業貿易上。嚴重的土地兼併造成了大量的失地農民，這些失去土地的農民只得從事商業活動，刺激了城鄉商品經濟的發展。城市中到處店鋪林立，很多城市出現了夜市，使得農村集市城市化，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繁榮。
張籍有一首《賈客樂》，描寫商人 "年年逐利西復東，姓名不在縣籍中 。農夫稅多長辛苦, 棄業長為販賣翁"，說的就是農民放棄種地，轉而從商的過程。當時有很多失地農民來到城市，"市閭雜業者多於縣人十九，趨農桑業者十五" 。這些棄農經商的農民主要經營糧食、布帛、魚 、 茶、蔬菜、水果等小本經營的農副產品為主，雖然不見得能大富大貴，但大多能滿足溫飽，解決了生存問題。
第三個改變就是產生了大量的手工業者。這些由農民轉成的手工業者，主要集中在紡織業、製茶葉、礦業等行業。
據孫樵的《書何易於》記載，當時的四川地區出現了一批脫離糧食生產而專門從事茶葉生產的 "茶戶" 和 "園戶"，他們專門從事茶葉的商品生產為生，茶葉成為他們的 "衣食之源" 。在一些茶葉產區，對採茶和製茶的工人需求量很大，"每歲役工兩三萬人，累月方畢"。據一些專家考證，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提到的那位歌女的丈夫、"前月浮樑買茶去" 的茶商，就有可能是由農民轉化出來的小商人。
農民轉化的小商人
也有一部分擁有少量土地的農民，在完成耕作之餘，利用農閒時節進城打工，成為手工業者或者僱傭工人的。由於唐代城市裡對工人的需求量很大，出現了按日計工資的 "日傭人"和按月計工資的 "月傭人"。他們或者幫外地商人當搬運工，或者給人打雜，甚至一些女性農民還給人照料孩子、縫補漿曬，都能得到一分不錯的收入。
三、稅制改革對農民家庭結構以及社會的影響
兩稅法以資產為納稅對象，一方面使農民家庭經營方式向多樣化發展，同時也改變了傳統的男耕女織的小家庭生活模式，家庭成員之間的分工協作更加細緻。
唐朝前期，為了防止農民降低戶等，造成政府流失賦役，政府要求要求男子十五、女子十三以上必須嫁娶，嚴禁"子孫別財異居"。統治者希望社會保持大家庭的生活方式，不希望由大家庭分割成一個個的小家庭，從而擴大稅收面，提高收租和庸的難度。另外唐朝實行府兵制，要求服役者自備武器和衣糧，徵兵的原則是"財均者取強，力均者取富；財力又均，先取多丁"，所以產生過一些想逃避服兵役的農民與父母別籍異居，或者隱瞞戶口，以避徵兵的情況。
協同勞作的農民
統計資料表明，貞觀十三年，全國戶均口數只有4.31口。 這還是包括那些官僚、貴族、地主在內的統計數字，如果細化到每一個農戶家庭，數字應該更少。但是兩稅法實行後，全國每戶平均人口激增，到唐穆宗時，平均每戶人口達到了6.63人。
唐代稅制改革之後，改變了 "丁身為本" 的稅收原則，國家對人丁控制政策開始鬆弛，因此農民也不再隱瞞戶口，可以公開共居，使得家庭規模也擴大了。而擴大了的家庭又為農民能協從兼營手工業和商業提供了方便。因為農民經營模式的多樣化，很多經營模式需要較多的勞動力共同合作完成，農村出現了農民家庭人口由核心家庭向聯合家庭整合的過程。這種整合又剛好滿足了唐代中後期動盪的社會局面，使得農民家庭對災害的承受力大大提升，也使得農村的鰥寡孤獨者更容易得到照顧和贍養。
農民家庭規模的調整，促進了農業生產中專業戶的出現， 農民可以根據自己的特產和所處環境，選擇更加合適自己的生產經營模式。兩稅法實施後，一些地區的農村中出現了專門的"茶戶" 、 "園戶" 、 "漁戶" 、 "菜戶" 等專業戶，在一定程度上讓農民成為社會自由流動的資源，這一趨勢延續到宋代，產生了封建社會最為繁榮的商品經濟。從國家層面上看，出現了農業稅不再是國家唯一的根本性稅收，手工業稅和商業稅成為政府收入的一大補充，這一趨勢到宋代表現得特別明顯。
家庭手工業
農民家庭為了應付生計，提高家庭產出率而 "同居共財" ，這種聯合家庭到了宋代之後逐漸擴大為家族、宗族模式，為全社會進行儒家宗族思想和理學思想進行管理打下了基礎。
唐代兩稅法改革，促成了農民產業結構的調整，農民的生產經營向多樣化發展。 這一發展變化活躍了農村經濟，增加了農民收入，農村經濟從低谷中復甦和發展，並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農村中僱傭勞動及工商業活動的發展，給農民改變自身經濟地位提供了機會， 促進了唐代後期鄉村富戶階層的興起和農村租佃方式的盛行，並對此後的中國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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