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后:从善良贤惠到心狠手辣,是汉初君臣博弈下的形势所迫

导言:

在中国历史上,吕雉是一位争议很大的女性,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她人设的变化,由当初的贤妻良母,转变为后来的绝世悍妇。刘邦临终之际,既没有召见太子,也没有安排辅政大臣。而是在与吕后的交谈中做了身后的人事安排。这不单体现出二人在政治合作上的亲密无间,也体现出刘邦将权力交付吕后的意图。吕后在这里承担的角色,既是接班人,又是托孤重臣。

历代评价吕后,多突出其私欲膨胀,夸张吕氏对刘氏的威胁方面。但如果从汉初政治背景来看,实际上吕后是在贯彻刘邦遗志,倾力营建“刘吕联盟”以制衡军功集团。但是野心勃勃的刘齐集团最终抛弃了吕氏家族,反而与军功集团联手而将其铲除,吕后的种种努力在其逝世之后破产。但结盟策略的确在刘邦与吕后在世期间起到过重要作用,也为此后文帝和景帝时期的政治斗争提供了经验教训。

吕后:从善良贤惠到心狠手辣,是汉初君臣博弈下的形势所迫

汉初“诛吕安刘”的政治事变

自刘邦成为汉王始,虽然处于争天下的用人之际,但君臣矛盾就已经集中呈现,尤其是对韩信、彭越和英布等独当一面的“方面军司令”更是如此。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为了加强皇权,随即展开了铲除异姓诸侯王的活动。在此过程中,吕后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杀韩信,除彭越,吕后都是直接凶手。刘邦亲征期间,吕后与萧何留守关中,镇抚后方,解除其后顾之忧。

“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其兄周吕侯吕泽,建成侯吕释之也都是开国元勋,吕泽更是独当一面,部属众多,实力不容小觑。刘邦在世期间,刘吕联盟以夫妻密切合作的形式呈现。

公元前195年,刘邦去世,刘盈即位,但吕后长期主导朝政,更在前188年刘盈去世后临朝称制八年,前后掌权15年之久。吕后称制期间,吕氏集团势力大为扩张,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各势力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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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后去世后,周勃、陈平等军功贵族随即联合齐国集团的刘襄、刘章和刘兴居兄弟等人里应外合,借口诸吕图谋叛变而将其铲除。随后,多方博弈之下,齐国势力被边缘化,军功集团坐大并主导局面,决定迎立“仁孝宽厚”,母家“谨良”的代王刘恒为帝,即为文帝。刘恒在入主未央的当晚即发布诏书,对政变性质做了定调,宣称:“间者诸吕用事擅权,谋为大逆,欲以危刘氏宗庙,赖将相列侯宗室大臣诛之,皆伏其辜。”

诸吕因“叛乱”而遭诛杀,陈平、周勃和刘章等人的行为则获得正式认可与表彰,成为清除阴谋集团,匡扶刘汉天下的大功臣。自此以后,吕氏集团长期得不到公正的评价,吕后更成为女主乱政的代表人物。

汉初‘诛吕安刘’政治事变,实际上是一场由功臣阴谋集团和齐刘分裂势力合谋发动、事后又完全歪曲其真相的血腥政变。吕后分封是为了“安刘”,诸吕也未曾据兵擅权,更未曾谋乱危刘,诸吕不过是阴谋政治的无辜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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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在位时期的政治态势

汉初君臣矛盾的主要表现在于皇帝为代表的刘姓宗室联合吕氏外戚打压钳制异姓军功集团。异姓军功集团主要包括两大阵营,一是异姓诸王,二是异姓列侯,尤其是具有代表性的军功集团。刘邦在问鼎天下之后,随即展开对异姓军功集团的有步骤清洗,至其去世,异姓诸王的威胁被彻底消除,异姓列侯的打击工作则刚刚拉开帷幕。此项任务留待吕后执行,吕后虽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未能彻底消除,身后更是遭异姓军功集团的猛烈反扑,致使诸吕覆灭,此事留待文景之时才彻底解决。

刘邦在自身实力远逊于项羽的情形下逆袭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反项统一战线的成功,以裂土分封为诱饵,激赏诸将为其卖命。但其间一旦封赏不到位,也立马就会出现“放鸽子”和“撂挑子”的情形。加之刘邦与绝大多数部下同为“编户民”的身份,毫无神圣性可言。

君臣地位实为既成事实的认可与各取所需的利益交换。这从刘邦与诸臣达成的盟约誓词也可看出。第一,刘汉承诺保障功臣集团的既得利益并惠及子孙;第二,汉朝江山只能姓刘,限制功臣集团范围,未有重大军功者不得跻身。“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这是一种再明白不过的利益互换。刘邦与军功集团的关系,主要就体现在势与利。刘邦自然对此惴惴不安,更要对势倾利穷后的危险局面早做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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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刘邦长期遏制和打压能力和实力最为强劲的韩信,甚至使用无赖手段两次“夺其军”;韩信平齐之后,刘邦不得不封其为齐王,但在灭项之后,立刻借口韩信为楚人,而将其调离齐国。

第二,自前202年称帝始,刘邦在随后的七年中亲帅大军,经连年艰苦征伐,先后铲除或废黜燕王臧荼、楚王韩信、颍川侯利幾、韩王信、代相国阳夏侯陈豨、赵王张敖、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与燕王卢绾,与此同时大封刘氏子弟为王,借此巩固皇权。

第三,论功行封之际,刘邦属意文臣萧何功第一,这是以文制武,刻意打压军队将领的一种手段。奋战五年,打出了汉家天下,论功行赏自然应该以军功为主要依据。军功最为卓著的将帅已经封王,余皆推曹参为第一。刘邦却执意违背诸将意愿,坚持以萧何为第一,用意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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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将列侯中威望和军功最高的曹参远调至齐国为相,辅助刘肥,既是看重其在平定齐国时所树立的威慑力,也有着考验和防范的打算。曹参在天下大定之前就已经官至汉右丞相,军功显赫,但曹参长期追随韩信,所获军功也多与韩信有关。刘邦把曹参外放到了齐国,虽为相国,实为左迁。当然,刘邦在物质上给予了一定的弥补,曹参所获封户最多,达到万六百户,超过功封第一的萧何。

第五,利用白马之盟与诸侯达成协定,以期维护各自利益。

刘邦自称帝始,从未停止征伐的脚步,自己也死于征伐英布战争中的箭伤。即便如此,他的政治布局也并未完成。虽然完成了对异姓诸王的清除,但对异姓列侯的防范与削弱工作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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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后临朝称制

刘邦在世的时候,凭借战争年代累积的威势,诸将自然不会轻举妄动,但如果只剩下仁弱的刘盈与吕后呢?刘盈虽是嫡长子身份,但终究缺乏历练,从未带兵驭将,更兼性情仁弱;吕后虽狠辣干练,终为女流之辈,多有不便。因此才有了刘邦病重期间的政治交代:

前195年三月,诏曰:“吾立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与天下之豪士贤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辑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为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亲,或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赋敛,女子公主。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赐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长安,受小第室。入蜀汉定三秦者,皆世世复。吾于天下贤士功臣,可谓亡负矣。其有不义背天子擅起兵者,与天下共伐诛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这封诏书实为“白马之盟”的重申,反复强调自己对建功立业之人不薄,切不可背信弃义,动摇汉家天下。刘邦去世后,刘盈即位为帝,吕雉开始独掌大权。然而,列侯的地位与威胁在这个时候也迅速凸显开来,尤其是萧何、曹参、周勃、樊哙等宿将元勋,位高而权重,他们对于朝政的影响力不可低估。

在双方的初次交锋中,吕后摄于军功集团的巨大实力,尤其是在军队控制方面的优势而未敢轻举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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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盈在即位初期便因目睹戚夫人惨状而受到极大刺激,再也无心政事,吕后开始乾纲独断,但在刘盈在位的七年期间,吕后按兵不动,依刘邦临终安排没有进行大的人事变动。一方面依仗元老重臣实现朝政的平稳过渡,二来积极强化自身实力。待到刘盈病逝,双方再次剑拔弩张,展开较量。

前188年,刘盈忧郁病逝,发丧期间,只见吕雉干哭,不见落泪。张良之子张辟强担任侍中,对丞相陈平说:“太后只有孝惠帝一个儿子,如今死了,却只见她干哭而不悲伤,你知道是什么原因?”陈平反问:“是什么原因?”张辟强说:“皇帝没有年纪较大的儿子,太后害怕你们这班老臣。您现在应请求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军,统领南北二军,并且让吕家的人都入宫,在朝廷执掌大权,这样吕后才会心安,你们才能有幸免于祸患。”陈平就按照张辟强的计策去做,吕氏的权势便从此开始。吕雉立太子刘恭为帝,自己临朝称制,行使皇帝职权,成为中国太后专政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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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交锋,吕后占据了上峰。其后八年,吕后着意营建刘吕联盟,防范和压制军功贵族集团,架空王陵,迫使周勃、陈平刻意回避,行韬晦之策。吕后深知此举会引起军功集团的不满,遂着力加强对军队的控制以备不测。她封宗室中的两刘章与刘兴居为朱虚侯、东牟侯,令二人宿卫长安。临终之前,吕后将双方的矛盾摆在桌面,警告吕禄、吕产:“今吕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为变。必据兵卫宫,慎毋送丧,毋为人所制。”但刘章与刘兴居的反水将以上布局完全打破。

此二人与长兄刘襄皆为野心勃勃之辈,刘襄已经继承齐国王位,若无意外或重大功勋,刘章与刘兴居很难崛起。二人贪图权势,图谋拥戴刘襄为天子,不惜出卖吕氏,而后却又被军功集团出卖,可谓竹篮打水一场空。三兄弟在政变期间的积极表现反而招致文帝刘恒的一系列打压,齐国终被肢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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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后对待刘氏的打压

作为刘邦的政治搭档与权力接班人,吕后不但基本执行了刘邦为了政治稳定而做的人事安排,而且在掌权期间继续贯彻刘邦削弱异姓军功贵族的国策,并依据形势的需要而做了调整补充。

齐王刘襄在起兵勤王之际,发檄文昭告诸王,历数吕氏“恶行”。檄文的核心内容就是声讨吕后对于刘氏的打压,所谓“听诸吕,擅废帝更立,又比杀三赵王,灭梁、赵、燕以王诸吕,分齐为四”。刘襄所言,虽然是事实,但过于片面而且包藏私心。吕后作为惠帝之母,身居中枢大权独揽,一方面有逞凶纵欲的行为,另一方面也在着力巩固惠帝一脉的地位。而前者是为了服务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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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政治人物,固然更多的要从权力运作的角度进行解析,但却不能忽视人性,尤其是对于更为感性的女性。女性掌权者集合妻子与母亲的角色,其所作所为的确有着不少鲜明的性别特色,这是我们不可忽视的。

刘盈虽然是刘邦的嫡长子,早在前205年时即被立为王太子(时年六岁),但地位一直不够稳固,在刘邦的晚年,刘盈的太子之位一直处于飘摇之中,多次险些被废黜,如果不是吕氏的苦心经营和诸位大臣的坚持,怕是早已易储。惠帝登基之后,在吕后看来,权势仍不够稳固,一来年幼二来良善,难以应对政治的阴暗与危险。这也是吕后多次为儿子清除隐患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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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先是极端残忍的将多次威胁他们地位与性命的戚夫人与刘如意母子彻底铲除。而后对年长且国力强大的齐王刘肥严加防范,刻意削弱。

(惠帝)二年,楚元王、齐悼惠王皆来朝。十月,孝惠与齐王燕饮太后前,孝惠以為齐王兄,置上坐,如家人之礼。

吕后眼见刘肥如此不顾君臣大礼,意图将其鸩杀。惊恐万分的刘肥急忙将城阳郡奉上作为吕后之女鲁元公主为汤沐邑。刘肥虽侥幸逃脱,但吕后并未停止对齐国的削弱,前186年,割济南郡为吕国以封高后之侄吕台。前180年,再割琅琊郡以封宗室营陵侯刘泽为琅琊王。至此,刘肥的六郡被割去三郡,且多为膏腴之地,一分为四。

吕后有针对性的一再分割齐国,显然不是个人恩怨,而是出于巩固皇权的需要。当时的齐国号称东方第一大国,在曹参的治理下较早恢复了国力,民殷国富。这在平定诸吕过程中,齐国刘襄、刘章、刘兴居兄弟三人的分量即可看出。这也当是齐国方面对于扳倒诸吕最为积极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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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后对刘姓宗室的扶植为身后的诸吕覆灭埋下了隐患

营陵侯刘泽为刘氏远支,汉书谓“高祖从祖昆弟也”。此人善战,因军功封侯。吕后对其多有拉拢,先是将外甥女嫁与他为妻,而后在吕产封王之时,也因齐人田生游说得以封琅琊王。吕后之所以封其为王,原因有三:一是刘泽有一定实力,“今营陵侯泽,诸刘长,为大将军”;二是因为有亲,“太后女弟吕嬃女亦为营陵侯妻”,第三点,也是最终目的在于“於诸吕王益固矣”。但刘泽却没有对巩固诸吕贡献分毫力量,反而协助反吕联盟进攻诸吕。

刘章与刘兴居均为二代齐王刘襄的弟弟,坚毅果敢、野心勃勃。他们在诸吕覆灭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而这却与吕后生前的安排干系甚大,这显然是吕后不曾预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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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后)元年,以其兄子郦侯吕台为吕王,割齐之济南郡为吕王奉邑。明年,哀王弟章入宿卫于汉,高后封为朱虚侯,以吕禄女妻之。后四年,封章弟兴居为东牟侯,皆宿卫长安。

吕后不但安排二人宿卫京师,还将吕禄女儿嫁与刘章,足见吕后对他们的青睐与信任。即便刘章曾在燕饮之际锋芒毕露,但却并未遭到吕后的猜忌打压,更没有将其调离宿卫。这是吕后不曾图谋扶诸吕而代刘氏的重要表现,也是他着力营建刘吕联盟的证据。概言之,吕后原本希望刘章、刘兴居与吕禄、吕产同心戮力,牢牢掌控京城防卫,以备军功集团的蠢动。但刘氏兄弟“志向远大”,所谋划的竟然是拥戴新君,裂土封王。吕后甫去世,刘章即利用与吕氏的特殊关系和自己所处的有利地位,串联周勃、陈平等军功贵族攻击诸吕,并居中联络,与齐王刘襄里应外合,图谋夺取政权。

刘章与刘兴居是诸吕覆灭的关键因素。倘没有二人的居中策应,交通内外与冲锋陷阵,诸吕绝不可能顷刻间束手就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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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后分封诸吕实际上是形势所迫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东汉多女主临朝,不得不用其父兄子弟以寄腹心,于是权势太盛,不肖者辄纵恣不轨,其贤者亦为众忌所归,遂至覆辙相寻,国家俱敝,此国运使然也。”

韩非也曾反复强调,君主要想实现长治久安,必须“乘威严之势以困奸邪之臣”。君主之“势”是君臣关系的先决条件,“法”、“术”能否发挥效力,“势”是基础。吕后去世,意味着中枢的“势”出现垮塌,凭借“法”与“术”所安排的格局随即崩盘。

刘邦大封同姓子弟为王,目的是希望诸侯王成为皇室屏藩,拱卫皇权。吕后封子弟为王,一是为了自身安全,二是保障吕氏的权势与地位长久不衰,维持刘吕联姻的态势。二人总体目标并不冲突,这也是刘邦交待政事于吕后的最主要原因。吕后本可不必过早将诸吕推出,但形势迫使她不得不如此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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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帝早逝,是汉初政局的一大变数。惠帝在遭逢重大刺激之后,长期沉沦不理政事,但其地位无可撼动。他是刘邦的嫡长子,更是吕后最大的政治凭借。所以惠帝若在,吕后似无分封诸吕的必要,事实也是如此,分封诸吕全部发生在吕后称制之后。

赵翼曾从女性嫉妒心理出发来分析此事:“故孝惠时未尝王诸吕,王诸吕,乃在孝惠崩后。此则后之私心短见。盖嫉妒者,妇人之常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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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判断虽不无道理,但却低估了吕后的政治智商。单就吕后掌权期间所废除的三大“恶法”(挟书令、妖言令、三族罪)即可看出她的政治视野与谋略绝非等闲之辈。这是吕后为保障自身安危,弥补惠帝早逝所造成的巨大权力隐患而不得已为之。

为此,她一方面倚重宗室,一方面抬升诸吕权势。希冀以此制衡军功贵族集团的巨大力量。然而,宗室的背叛,继而与军功贵族集团的联合攻击彻底打破了吕后生前的政治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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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汉初军功集团实力强劲,对君权构成了威胁,这从平定诸吕,排齐迎代等一系列事件中不难看出。经吕后十余年经营,诸吕却仍在军功集团与刘齐的联手攻击下迅速溃败,继而建立首功的刘齐诸兄弟也在与军功集团的较量中败下阵来。这足以证明,军功集团虽遭多年压制,但对于朝政特别是军队的控制能力依旧十分强大。

为了防止权力下移,家天下体制下的君主自然从最亲近的人中寻找依托。吕后掌权时期,惠帝和少帝懦弱,急需培植势力以自保。外戚集团实际上是皇权附庸,本身就是皇权的一部分,它对于巩固和强化皇权有着重要作用,而不是削弱。即位之初,扶植和依仗外戚集团以巩固皇权也是汉朝政治的惯例。皇帝本人与专权外戚的争斗首先是皇族家庭内部争夺主导权的争斗,其次才是君臣矛盾。因此,皇帝与普通臣子的矛盾是第一位的,皇帝与外戚的矛盾是第二位的。认清了君主、外戚、大臣三者之间的关系,才能明白汉初错综复杂的三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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