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部隊醫院大院住了40多年，父親是一位從醫60多年的老軍醫，直到92歲去世前一年還義務出診看病。武漢新冠疫情發生後，這所醫院派出了醫療隊參加武漢抗疫，看到出發的隊伍，我忽然想起了41年前父親搶救一名急症病人的往事：
事情發生在1979年春節前，當年的徵兵季。某日凌晨四點多，急促的敲門聲把我們一家驚醒，是醫院的急診值班醫生，他說北京某部隊一位在衡水某縣徵兵的指導員突發疾病已經休克，向我院求救，院領導決定請您立即出診。病患就是命令，父親二話不說就很快出發了。到了當天晚上7點多，父親才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到家裡，眼裡帶著血絲，但堅毅的神情裡帶著笑容。我也不顧父親沒有休息，追問道：“病人怎麼樣了？人救過來了嗎？”父親喝了口水，細細給我講了整個出診過程中發生的事情。
父親隨醫院救護車走了四個多小時才趕到了病患住院的縣醫院。病人是一位30歲出頭的年輕軍官，臉色鐵青，半昏迷狀態，血壓60／30mmHg，呼吸急促。當時的縣級醫院幾乎沒有一樣像樣的醫療設備，父親憑藉幾十年豐富的經驗，揉摸了病人的腹部，進行了簡單的望診就基本判定這是一個典型的急腹症病患，應該是急性腸梗阻，必須馬上進行手術。可是當地連一個達到無菌要求的手術室都沒有，根本無法進行開腹手術。怎麼辦？父親說，急腹症病人隨時都有生命危險，早一分鐘手術就有生的希望，晚一分鐘就有生命危險。
在當地徵兵的首長心急如焚，打電話直接向北京某部彙報，請求用軍用直升機運送病人到大城市的醫院，北京很快就答覆可以派直升機過來。但有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病人送到哪個城市？哪家醫院？部隊首長堅決要求直飛北京，送解放軍總醫院。父親沒有馬上表態，他知道部隊首長急切的心情，掰著手指算起了時間：“飛機飛過來大約2個多小時，飛回北京又要2個多小時，而到北京只能降落在距離醫院60多公里的某軍用機場，從軍用機場開車到醫院又需要1個多小時，如果再算上到醫院的準備時間，最少需要6個小時，可是病人是耽誤不起6個小時呀，6個小時病人很大概率到不了醫院就病亡了！”然後，父親把自己的想法說了出來：“我建議病人直接送到我們醫院！”他接著說：“飛機從這裡起飛，大約半個小時就能到我們所在地的某軍用機場，而軍用機場離我們醫院只有半小時的路程，我通知醫院做好術前一切準備，病人一到就能手術，至少能節省3個半小時時間。”部隊首長開始還是堅持要送北京，因為他對北京以外的醫院，包括部隊醫院的醫療水平拿不準。大家僵持了一會兒，部隊首長說了一句話：“您是專家，還是您拍板！”父親思忖片刻，堅定地說：“向北京報告，直接送我們醫院，出了問題我負全責！”部隊首長聽後不再堅持自己的意見。
下午1點多，一架“直五”軍用直升機停在了離病人所在醫院不遠的一塊空曠的麥田裡，病人被迅速送往了我父親就職醫院的所在地。大約半個小時後就到了軍用機場，醫院的救護車早已等候在機場，馬上轉運到醫院進行手術。父親隨飛機下午三點左右就進了手術室，參與了搶救。手術進行了四個小時，成功挽回了這位年輕部隊幹部的生命。
我問父親，你對病情的判斷準確嗎？他說，非常準，就是急性腸梗阻。由於當地醫療水平所限，開始時誤診為急性腸胃炎耽誤了一些時間造成了病情加重，他的小腸已經壞死了兩米五，全部切除了。我一聽，嚇了一跳，腸子切除這麼多人還能活嗎？父親給我普及到，人的腸道總長有五米多，小腸切除一半對生活沒有大影響，只是消化功能差一些，靠自我調節飲食就行了，一點都不影響生活質量。後來的實踐證明，父親的判斷又對了。若干年後，這位姓劉的指導員轉業到地方，當上了山東某市保險公司的總經理，還多次到過我家，我也見過。人很精神，有股子軍人氣質，看不出腸子少了兩米多。
這件事當時在部隊系統和我們當地轟動一時，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解放軍報做過報道。我除了對父親更加崇拜外，更切身感受到醫務人員的責任和擔當。這些天看到電視裡戰疫情報道，印象最深的就是許許多多醫務人員都在說，我們是和病毒搶時間，時間就是病人的生命。我也對當年仔細計算救治病人過程需要的時間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就意味著一條條鮮活的生命！這不僅是一個醫務工作者醫術和責任心的體現，更是“醫者仁心” 大愛的體現。醫院要“以病人為中心”的理念不是一句口號，它是每個醫務工作者融入到行醫整個過程中的偉大踐行者。
這張照片是1984年我父親參加支援湖北紅安革命老區醫療隊出發前夕與軍委和北京軍區領導的合影（局部）。第二排右二是我父親，前排左起為：時任北京軍區司令員兼政委的秦基偉上將、軍委副主席楊尚昆同志、解放軍總參謀長遲浩田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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