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部队医院大院住了40多年，父亲是一位从医60多年的老军医，直到92岁去世前一年还义务出诊看病。武汉新冠疫情发生后，这所医院派出了医疗队参加武汉抗疫，看到出发的队伍，我忽然想起了41年前父亲抢救一名急症病人的往事：
事情发生在1979年春节前，当年的征兵季。某日凌晨四点多，急促的敲门声把我们一家惊醒，是医院的急诊值班医生，他说北京某部队一位在衡水某县征兵的指导员突发疾病已经休克，向我院求救，院领导决定请您立即出诊。病患就是命令，父亲二话不说就很快出发了。到了当天晚上7点多，父亲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里，眼里带着血丝，但坚毅的神情里带着笑容。我也不顾父亲没有休息，追问道：“病人怎么样了？人救过来了吗？”父亲喝了口水，细细给我讲了整个出诊过程中发生的事情。
父亲随医院救护车走了四个多小时才赶到了病患住院的县医院。病人是一位30岁出头的年轻军官，脸色铁青，半昏迷状态，血压60／30mmHg，呼吸急促。当时的县级医院几乎没有一样像样的医疗设备，父亲凭借几十年丰富的经验，揉摸了病人的腹部，进行了简单的望诊就基本判定这是一个典型的急腹症病患，应该是急性肠梗阻，必须马上进行手术。可是当地连一个达到无菌要求的手术室都没有，根本无法进行开腹手术。怎么办？父亲说，急腹症病人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早一分钟手术就有生的希望，晚一分钟就有生命危险。
在当地征兵的首长心急如焚，打电话直接向北京某部汇报，请求用军用直升机运送病人到大城市的医院，北京很快就答复可以派直升机过来。但有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病人送到哪个城市？哪家医院？部队首长坚决要求直飞北京，送解放军总医院。父亲没有马上表态，他知道部队首长急切的心情，掰着手指算起了时间：“飞机飞过来大约2个多小时，飞回北京又要2个多小时，而到北京只能降落在距离医院60多公里的某军用机场，从军用机场开车到医院又需要1个多小时，如果再算上到医院的准备时间，最少需要6个小时，可是病人是耽误不起6个小时呀，6个小时病人很大概率到不了医院就病亡了！”然后，父亲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我建议病人直接送到我们医院！”他接着说：“飞机从这里起飞，大约半个小时就能到我们所在地的某军用机场，而军用机场离我们医院只有半小时的路程，我通知医院做好术前一切准备，病人一到就能手术，至少能节省3个半小时时间。”部队首长开始还是坚持要送北京，因为他对北京以外的医院，包括部队医院的医疗水平拿不准。大家僵持了一会儿，部队首长说了一句话：“您是专家，还是您拍板！”父亲思忖片刻，坚定地说：“向北京报告，直接送我们医院，出了问题我负全责！”部队首长听后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
下午1点多，一架“直五”军用直升机停在了离病人所在医院不远的一块空旷的麦田里，病人被迅速送往了我父亲就职医院的所在地。大约半个小时后就到了军用机场，医院的救护车早已等候在机场，马上转运到医院进行手术。父亲随飞机下午三点左右就进了手术室，参与了抢救。手术进行了四个小时，成功挽回了这位年轻部队干部的生命。
我问父亲，你对病情的判断准确吗？他说，非常准，就是急性肠梗阻。由于当地医疗水平所限，开始时误诊为急性肠胃炎耽误了一些时间造成了病情加重，他的小肠已经坏死了两米五，全部切除了。我一听，吓了一跳，肠子切除这么多人还能活吗？父亲给我普及到，人的肠道总长有五米多，小肠切除一半对生活没有大影响，只是消化功能差一些，靠自我调节饮食就行了，一点都不影响生活质量。后来的实践证明，父亲的判断又对了。若干年后，这位姓刘的指导员转业到地方，当上了山东某市保险公司的总经理，还多次到过我家，我也见过。人很精神，有股子军人气质，看不出肠子少了两米多。
这件事当时在部队系统和我们当地轰动一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解放军报做过报道。我除了对父亲更加崇拜外，更切身感受到医务人员的责任和担当。这些天看到电视里战疫情报道，印象最深的就是许许多多医务人员都在说，我们是和病毒抢时间，时间就是病人的生命。我也对当年仔细计算救治病人过程需要的时间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就意味着一条条鲜活的生命！这不仅是一个医务工作者医术和责任心的体现，更是“医者仁心” 大爱的体现。医院要“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不是一句口号，它是每个医务工作者融入到行医整个过程中的伟大践行者。
这张照片是1984年我父亲参加支援湖北红安革命老区医疗队出发前夕与军委和北京军区领导的合影（局部）。第二排右二是我父亲，前排左起为：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秦基伟上将、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同志、解放军总参谋长迟浩田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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