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縣是最小的行政單位，但是它卻是唯一做具體事務的行政單位。作為一個外派到這裡的讀書人，如何管理好這一片區域呢？所以知縣都需要書吏、衙役、長隨、師爺等輔助人員，通常這些人員不在編制內的，也就是“臨時工”。
縣衙主要職能是司法和稅收，知縣依靠自己聘用的“臨時工”來維持一個基本的管理工作。他們通過稅收來解決地方財政問題，由於對地方業務不熟悉，這些“臨時工”雖然歸屬於知縣，但是知縣也不得不依靠他們。
清朝的地方政府結構
在中國古代，主政思想是“皇權不下縣”，也就是說縣以下沒有行政單位。如果百姓觸犯到王法，幾乎都會在小小縣衙當中去解決，所以如果要了解地方政治最好的方式就是去了解縣衙。
在清朝中國有23個省，省級以下是府和直隸州、直隸廳，也就是今天的地級市，再往下就是州縣了。如果是縣級別的州，也叫散州，也就是縣級市，這裡的縣官職位會高一點，是六品，一般的縣官都是七品，影視作品當中的九品芝麻官，通常是指那些縣裡的“臨時工”，縣裡實際上是沒有這個編制的。
清朝時期，全國有大概有1500多個縣，我們今天大概是2800多個縣，每個縣管理半徑要比今天大。縣是最小的行政單位，省裡的各級官員，差不多都可以管轄知縣。除了巡撫，知州這樣的直接領導，還有分巡道、分守道、鹽茶道這樣其他系統的官員，另外直屬中央的河道以及漕運等，也可以管知縣。所以說，知縣是整個大清朝的末梢神經。
所以知縣在清朝中的地位既特殊又重要，毫不誇張地說，在大清朝只有縣官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行政官，因為只有他們負責實際業務，和老百姓直接打交道。他們的上司，從總督到知府，其實都是隻負責發號施令，或者請示彙報，做一些文案方面的工作。
所以一個地方管理的好不好，並不是在總督巡撫，而是在知縣這裡。清朝的知縣有兩種任職途徑，一個是通過科舉上來的，相當於公務員考試。還有一種是花錢捐的，就像《讓子彈飛》中，花錢買的。也不是說花了錢就一定能夠買到一個縣官，民國時期，捐官的比例比較高，在清朝所捐官員的比例不超過30%，即使財政最困難的，道光、光緒朝，捐官也沒有超過20%。
清朝官員當中，還是以進士、舉人為主，佔比在70%以上，而且漢人佔比在93%以上，滿洲旗人佔比不超過3%。在清朝有個不成文的規定：“漢不掌兵，滿不點員”。也就是說漢人不能掌管兵權，滿人也不用來打理行政。這裡除了滿人數量少以外，還有他們不懂風俗，不瞭解民情，無法勝任知縣這個職務。
其實科舉的這些舉人，他們也沒有實際的管理經驗。他們之前讀的都是《四書五經》，不但不涉及任何經濟學常識，甚至司法條例都不會涉及，哪像現在公務員考試，主考就是《申論》。
而且在清朝，從有經驗的書吏、衙役、長隨、師爺這些幕僚當中提拔為知縣的非常少。並且清朝還有個規定，任何地方官都不能在本省任職，至少離家500裡，同時本族親屬也不能同地任職。很明顯這是防止地方官員“抱團”，形成一股勢力。這種分而治之雖然減少地方做大的可能，但是也讓來地方的知縣“兩眼一抹黑”，什麼也不瞭解。
清朝早期，這些知縣是沒有工資的，直至雍正年間，才給這些知縣發工資，稱之為養廉銀，一年是600兩，多則2000兩。而一個知縣的開支是沒有公用私用這一說的，知縣除了要養活自己一家之外，還要負責辦公經費，以及接待上級官員的費用等。
按照清朝官場規則，知縣還要定期向上級“上貢”，有些知府非常過分，直接會從養廉銀當中直接扣除。另外這些知縣還要時刻遭受到“分管領導”的勒索，一年的花費也不在少數。可能你覺得這是清朝官員的腐敗，拿曾國藩來說，他一生都非常清廉。衣食住行的花費，再加上日常支出、補貼老家的父母還有買書，曾國藩在30歲進京這一年，工資收入是將近130兩，支出卻高達605兩，做官一年，竟然虧損了475兩。如果沒有額外補貼，這群官員是活不下去的。
除此之外，由於知縣對地方不熟悉，他還要僱傭幕僚團隊。一個好的師爺，年薪需要上千兩，比朝廷發的養廉銀都要高。知縣是清朝最末梢的神經，職權到了這裡不再切割，沒有任何分岔了。看上去大權獨攬是好事，同時也意味著，所有的事情你要負全責，出了事情，找不到任何的“臨時工”頂包。縣衙裡的這些縣丞、主簿、負責教育的學正等，他們既沒有權，也沒有責，在清朝是沒有職位的。
所以在清朝，賦稅、債務、水利、戶籍、婚姻、田租、土地、差役、鬥毆、偷竊都會由知縣負責。而且清朝有還有一系列應對知縣管理失職的懲處辦法，比如《吏部處分則例》規定：尋常命案限六個月，盜案等限四個月，田土戶婚案限二十天，逾限，例有處罰。輕則罰俸祿，重則會革職，流放。
雖然在所管轄的區域內，他們擁有著獨攬的權力，但是他們在官場序列當中，卻是最底層的，他們時刻處在上級層層監控之下，不能做重大決策。如果一般的民事案件，知縣這裡就可以直接處理。但是如果是刑事案件，還要在知府那裡複審。
清朝知縣的這種處境是清朝官場多年積累的結果。清朝統治的疆域1300多萬平方公里，用1500多個知縣來管理，確實是“粗枝大葉”。但是這麼大一個疆域，南北差異非常大，如果行政法典制定的過於詳細，不同地區實施起來就非常麻煩。而且清朝的懲罰時常是行政處罰和刑事處罰混在一起的，也就是說明明是在行政上失責，卻還要承擔刑事責任，比如稅沒有收上來，就要挨板子。
所以清朝官員為了自保，時常躲在規章制度下，不敢多邁出一步。比如在孔飛力《叫魂》中，記載了江西巡撫吳紹詩和乾隆鬥智鬥勇的過程，吳紹詩明明知道“叫魂”這個妖術是無中生有，但是又不能駁斥皇帝，於是就讓整個江西佈下天羅地網，但是不抓任何人。
清朝的這套官僚體系制度，既是對這些官員的一種限制，也是對他們的一種保護，只要你按照這套標準制度操作，就算皇帝都拿你沒辦法。所以在清朝官場當中，通常有一套自己的規則，那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最後很多政策實際上流於形式。
知縣的核心任務
知縣作為縣裡的行政首腦，不但負責本地治安、教育、鹽政、還要負責宗教、祭祀等思想教化的工作。清朝時常爆發蝗災，本地知縣還要帶領鄉鄰，去祭祀“蝗神”劉猛。
其實知縣的核心任務就三條，一是要維護地方的治安，雖然是一個文官，但是如果地方發生叛亂，或者土匪出沒的時候，知縣還要守衛城池。另外兩個職責是收稅和司法，在《儒林外史》當中，認為縣衙的主要職責是“算盤聲”和“板子聲”，“算盤”是稅收，“板子”就是司法。
由於清朝衙門裡人少，事多，因此一般都遵循“民不告，官不究”，也就是說一般的民事案件會找族長、里正或者鄉紳來調解，調解不成才會告到縣衙。通常為了減小司法成本，有理沒理都會各自打四十大板，然後再問緣由。
而且清朝民間的各類案件，都要先上報到縣衙。知縣作為基層的法官，只能判罰一些民事糾紛，如果涉及到徒刑以上的案件，都要申報到府一級，死刑則需要由總督、巡撫來重審。
所以基層司法要把證據鏈做實，這就需要師爺等在現場勘察驗屍、口供等重要證據收集。這就是縣官為何要重金僱傭師爺的原因，因為他對業務不懂，更不熟悉法律條文。
師爺是行政專家，大致可分為“刑名”師爺，“錢穀”師爺，也就是負責司法的師爺，負責稅收的師爺。他們沒有正式的官職，但是卻是知縣的主要依靠。
在清朝，只有極少數知縣能夠勝任這些具體工作，大多數知縣都需要退堂後，請師爺代辦，甚至很多地方，師爺會參與審理。所以好的師爺能給知縣省很多事情，李鴻章曾經有句經典的話：“天下最好做的事，就是當官”。
但是在縣衙裡，每個人都需要向知縣彙報，因為知縣是這裡的唯一負責人，手下的這些人員也沒有清晰的職責界限，可能負責司法的師爺，也兼職稅收。雖然師爺沒有職責的劃分，但是有親疏遠近，這會導致如果是“肥差”，就會搶著去，如果是“苦差”就都會躲著。
比如稅收，就是肥差，都會搶著去做。知縣常規的稅收包括土地稅以及人頭稅，康熙朝施行“攤丁入畝”，也就是不再收人頭稅，而是按照土地收稅，知縣主要職責就是統計田產，然後收取賦稅。
清朝沒有地稅之說，也就是所收的稅都歸朝廷所有，那麼每年衙門的開支如何支付？清朝針對土地稅徵收有一項“火耗”，徵收的稅賦是一些碎銀子，需要重新鑄造成為“紋銀”，也就是標準銀錠。此時會有一定的損耗，這就是火耗的由來。
雖然知道火耗是地方上的剋扣，但是也禁止不了，後來只好默認了。火耗的比例不一定，低的20%，高的30%，當然這個錢，知縣不可能獨吞，除了辦公耗材，還要付給師爺等差役人員的工錢。
同時為了加強知縣增收稅賦的積極性，比如在漕糧裡增加附加費。只要知縣能徵收上來朝廷要的漕糧稅額和歸知縣所有的附加費，剩下的都不問。於是，朝廷法定1擔糧食的稅負，到納糧農戶那裡就變成了2.5擔。當然如果徵收不上來，知縣還要找人墊付，否則會挨板子。
結束語
清朝的知縣，雖然是最小的行政單位，但是在行政序列裡，他其實是唯一的行政人員，在處理具體事務的時候，他們也面臨著諸多難題，比如不熟悉本地情況，沒有從政經驗，沒有朝廷撥款等。
於是清朝的知縣們便從稅收當中想盡各種辦法，來維持這個基層系統的正常運轉。同時採用宗族自治的方式，減少行政事務，依靠這些“臨時工”，知縣完成了日常事務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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