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县是最小的行政单位，但是它却是唯一做具体事务的行政单位。作为一个外派到这里的读书人，如何管理好这一片区域呢？所以知县都需要书吏、衙役、长随、师爷等辅助人员，通常这些人员不在编制内的，也就是“临时工”。
县衙主要职能是司法和税收，知县依靠自己聘用的“临时工”来维持一个基本的管理工作。他们通过税收来解决地方财政问题，由于对地方业务不熟悉，这些“临时工”虽然归属于知县，但是知县也不得不依靠他们。
清朝的地方政府结构
在中国古代，主政思想是“皇权不下县”，也就是说县以下没有行政单位。如果百姓触犯到王法，几乎都会在小小县衙当中去解决，所以如果要了解地方政治最好的方式就是去了解县衙。
在清朝中国有23个省，省级以下是府和直隶州、直隶厅，也就是今天的地级市，再往下就是州县了。如果是县级别的州，也叫散州，也就是县级市，这里的县官职位会高一点，是六品，一般的县官都是七品，影视作品当中的九品芝麻官，通常是指那些县里的“临时工”，县里实际上是没有这个编制的。
清朝时期，全国有大概有1500多个县，我们今天大概是2800多个县，每个县管理半径要比今天大。县是最小的行政单位，省里的各级官员，差不多都可以管辖知县。除了巡抚，知州这样的直接领导，还有分巡道、分守道、盐茶道这样其他系统的官员，另外直属中央的河道以及漕运等，也可以管知县。所以说，知县是整个大清朝的末梢神经。
所以知县在清朝中的地位既特殊又重要，毫不夸张地说，在大清朝只有县官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行政官，因为只有他们负责实际业务，和老百姓直接打交道。他们的上司，从总督到知府，其实都是只负责发号施令，或者请示汇报，做一些文案方面的工作。
所以一个地方管理的好不好，并不是在总督巡抚，而是在知县这里。清朝的知县有两种任职途径，一个是通过科举上来的，相当于公务员考试。还有一种是花钱捐的，就像《让子弹飞》中，花钱买的。也不是说花了钱就一定能够买到一个县官，民国时期，捐官的比例比较高，在清朝所捐官员的比例不超过30%，即使财政最困难的，道光、光绪朝，捐官也没有超过20%。
清朝官员当中，还是以进士、举人为主，占比在70%以上，而且汉人占比在93%以上，满洲旗人占比不超过3%。在清朝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汉不掌兵，满不点员”。也就是说汉人不能掌管兵权，满人也不用来打理行政。这里除了满人数量少以外，还有他们不懂风俗，不了解民情，无法胜任知县这个职务。
其实科举的这些举人，他们也没有实际的管理经验。他们之前读的都是《四书五经》，不但不涉及任何经济学常识，甚至司法条例都不会涉及，哪像现在公务员考试，主考就是《申论》。
而且在清朝，从有经验的书吏、衙役、长随、师爷这些幕僚当中提拔为知县的非常少。并且清朝还有个规定，任何地方官都不能在本省任职，至少离家500里，同时本族亲属也不能同地任职。很明显这是防止地方官员“抱团”，形成一股势力。这种分而治之虽然减少地方做大的可能，但是也让来地方的知县“两眼一抹黑”，什么也不了解。
清朝早期，这些知县是没有工资的，直至雍正年间，才给这些知县发工资，称之为养廉银，一年是600两，多则2000两。而一个知县的开支是没有公用私用这一说的，知县除了要养活自己一家之外，还要负责办公经费，以及接待上级官员的费用等。
按照清朝官场规则，知县还要定期向上级“上贡”，有些知府非常过分，直接会从养廉银当中直接扣除。另外这些知县还要时刻遭受到“分管领导”的勒索，一年的花费也不在少数。可能你觉得这是清朝官员的腐败，拿曾国藩来说，他一生都非常清廉。衣食住行的花费，再加上日常支出、补贴老家的父母还有买书，曾国藩在30岁进京这一年，工资收入是将近130两，支出却高达605两，做官一年，竟然亏损了475两。如果没有额外补贴，这群官员是活不下去的。
除此之外，由于知县对地方不熟悉，他还要雇佣幕僚团队。一个好的师爷，年薪需要上千两，比朝廷发的养廉银都要高。知县是清朝最末梢的神经，职权到了这里不再切割，没有任何分岔了。看上去大权独揽是好事，同时也意味着，所有的事情你要负全责，出了事情，找不到任何的“临时工”顶包。县衙里的这些县丞、主簿、负责教育的学正等，他们既没有权，也没有责，在清朝是没有职位的。
所以在清朝，赋税、债务、水利、户籍、婚姻、田租、土地、差役、斗殴、偷窃都会由知县负责。而且清朝有还有一系列应对知县管理失职的惩处办法，比如《吏部处分则例》规定：寻常命案限六个月，盗案等限四个月，田土户婚案限二十天，逾限，例有处罚。轻则罚俸禄，重则会革职，流放。
虽然在所管辖的区域内，他们拥有着独揽的权力，但是他们在官场序列当中，却是最底层的，他们时刻处在上级层层监控之下，不能做重大决策。如果一般的民事案件，知县这里就可以直接处理。但是如果是刑事案件，还要在知府那里复审。
清朝知县的这种处境是清朝官场多年积累的结果。清朝统治的疆域1300多万平方公里，用1500多个知县来管理，确实是“粗枝大叶”。但是这么大一个疆域，南北差异非常大，如果行政法典制定的过于详细，不同地区实施起来就非常麻烦。而且清朝的惩罚时常是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混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明明是在行政上失责，却还要承担刑事责任，比如税没有收上来，就要挨板子。
所以清朝官员为了自保，时常躲在规章制度下，不敢多迈出一步。比如在孔飞力《叫魂》中，记载了江西巡抚吴绍诗和乾隆斗智斗勇的过程，吴绍诗明明知道“叫魂”这个妖术是无中生有，但是又不能驳斥皇帝，于是就让整个江西布下天罗地网，但是不抓任何人。
清朝的这套官僚体系制度，既是对这些官员的一种限制，也是对他们的一种保护，只要你按照这套标准制度操作，就算皇帝都拿你没办法。所以在清朝官场当中，通常有一套自己的规则，那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最后很多政策实际上流于形式。
知县的核心任务
知县作为县里的行政首脑，不但负责本地治安、教育、盐政、还要负责宗教、祭祀等思想教化的工作。清朝时常爆发蝗灾，本地知县还要带领乡邻，去祭祀“蝗神”刘猛。
其实知县的核心任务就三条，一是要维护地方的治安，虽然是一个文官，但是如果地方发生叛乱，或者土匪出没的时候，知县还要守卫城池。另外两个职责是收税和司法，在《儒林外史》当中，认为县衙的主要职责是“算盘声”和“板子声”，“算盘”是税收，“板子”就是司法。
由于清朝衙门里人少，事多，因此一般都遵循“民不告，官不究”，也就是说一般的民事案件会找族长、里正或者乡绅来调解，调解不成才会告到县衙。通常为了减小司法成本，有理没理都会各自打四十大板，然后再问缘由。
而且清朝民间的各类案件，都要先上报到县衙。知县作为基层的法官，只能判罚一些民事纠纷，如果涉及到徒刑以上的案件，都要申报到府一级，死刑则需要由总督、巡抚来重审。
所以基层司法要把证据链做实，这就需要师爷等在现场勘察验尸、口供等重要证据收集。这就是县官为何要重金雇佣师爷的原因，因为他对业务不懂，更不熟悉法律条文。
师爷是行政专家，大致可分为“刑名”师爷，“钱谷”师爷，也就是负责司法的师爷，负责税收的师爷。他们没有正式的官职，但是却是知县的主要依靠。
在清朝，只有极少数知县能够胜任这些具体工作，大多数知县都需要退堂后，请师爷代办，甚至很多地方，师爷会参与审理。所以好的师爷能给知县省很多事情，李鸿章曾经有句经典的话：“天下最好做的事，就是当官”。
但是在县衙里，每个人都需要向知县汇报，因为知县是这里的唯一负责人，手下的这些人员也没有清晰的职责界限，可能负责司法的师爷，也兼职税收。虽然师爷没有职责的划分，但是有亲疏远近，这会导致如果是“肥差”，就会抢着去，如果是“苦差”就都会躲着。
比如税收，就是肥差，都会抢着去做。知县常规的税收包括土地税以及人头税，康熙朝施行“摊丁入亩”，也就是不再收人头税，而是按照土地收税，知县主要职责就是统计田产，然后收取赋税。
清朝没有地税之说，也就是所收的税都归朝廷所有，那么每年衙门的开支如何支付？清朝针对土地税征收有一项“火耗”，征收的税赋是一些碎银子，需要重新铸造成为“纹银”，也就是标准银锭。此时会有一定的损耗，这就是火耗的由来。
虽然知道火耗是地方上的克扣，但是也禁止不了，后来只好默认了。火耗的比例不一定，低的20%，高的30%，当然这个钱，知县不可能独吞，除了办公耗材，还要付给师爷等差役人员的工钱。
同时为了加强知县增收税赋的积极性，比如在漕粮里增加附加费。只要知县能征收上来朝廷要的漕粮税额和归知县所有的附加费，剩下的都不问。于是，朝廷法定1担粮食的税负，到纳粮农户那里就变成了2.5担。当然如果征收不上来，知县还要找人垫付，否则会挨板子。
结束语
清朝的知县，虽然是最小的行政单位，但是在行政序列里，他其实是唯一的行政人员，在处理具体事务的时候，他们也面临着诸多难题，比如不熟悉本地情况，没有从政经验，没有朝廷拨款等。
于是清朝的知县们便从税收当中想尽各种办法，来维持这个基层系统的正常运转。同时采用宗族自治的方式，减少行政事务，依靠这些“临时工”，知县完成了日常事务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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