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常說：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細想我的人生歷程，最不如意的莫過於背饃上學的艱難歲月。正是長身體和求學的年紀，卻偏偏遇上了無法逃避幾乎要命的飢餓歲月。
我的初小是在本村東頭的學校唸的。那時教室西邊的土牆上還畫有一副孫中山先生的黑白像，下面寫著“國父孫中山先生”，南邊牆上有一副標語：“人民公敵蔣介石”。應該是解放前和解放初留下來的。初小雖說正在困難時期，也常餓肚子，但畢竟在自己家裡吃飯，起碼能吃口熱的。1961年我初小畢業了，考上了八里外的下薛完小，那年我十二歲。當時的小學分為初小和完小。初小指一到四年級，大多在本村讀完。高小指五到六年級，高小也叫完小，就是完全小學，一到六年級全有。官底公社當時有官底、四縣廟和下薛三所完全小學。我所在的保王村被劃分到下薛學區，在這裡上學的還有廟王、下薛大隊和下邽公社的胡張、田市公社的浦家、牟家等大隊的孩子。下薛小學的高年級分為甲乙兩個班，我在甲班讀書。
那時高小就開始住校，每週日下午背上饃布袋，帶上三天的饃，和同學相跟一起去學校。晚上把課桌拼起來就是床鋪，鋪上你的被子，蓋上我的被子，光屁股擠在一起睡，早上再把桌子重新擺好。一九六一年是最艱難的時候，誰家都好不到哪兒去。那時農村有文化的人少，能上高小就已令人刮目相看了。孩子好不容易考上了，一家人就得忍飢挨餓先盡著孩子吃。許多同學餓得忍不住，往往星期二下午就把饃吃光了，星期三隻好喝點水忍著，餓到下午上完課已經是眼冒金星，才能搖搖晃晃趕到家裡吃飯。捱餓的滋味實在不好受，孩子們中間經常出現偷饃的情況。為了減少丟饃的事情發生，我們的班主任朱老師只好把學生的饃布袋放在自己辦公室。父親為此專門讓人用供銷社的包裝箱木板，給我訂了一個小木箱，用鎖子鎖上。有了木箱，我的饃是不會丟了，卻帶來了新問題。木箱板是松木的，氣味很大，因此我的饃有一股濃烈的難以下嚥的松樹味道。學校有老師灶，為老師們做飯，也為學生燒開水。同學們喝幾口開水，啃幾口冷饃就算一頓飯。說是饃，其實什麼做的都有。有的是玉米糝捏在一起的，算是好的。有的是野菜糰子，還有的是黑黑的乾紅苕藤碾成粉做的，苦澀無比，難以下嚥。父親認識學校炊事員閔師，有一回閔師見四下無人，偷偷從袖筒裡拿出半個饃給我。我趕緊拿到沒人處，連味道都沒嚐出來就吃完了。
學校西牆邊有個水井，上邊用玉米杆搭了個頂棚。有一天我到井邊玩，突然發現頂棚上的玉米杆上有一個鼓鼓的東西。我想法子爬上立柱剝去包皮，原來是一個小小的玉米棒，有一拃長，黃黃的玉米粒兒一行行整齊的排列著，遺憾的是一側有三分之一沒有顆粒。那一刻我像一個幹了壞事的小偷，心裡砰砰直跳，感覺自己臉都紅了，似乎是怕別人發現搶了去。我不敢耽擱，急匆匆慌忙塞進了褲兜，裝著若無其事地逃離了井臺。
至今我還清楚地記得，那天是星期六。下午上完課，聽南倪村一個同學說，他們村的幾十畝紅苕地剛剛被拖拉機翻過。昨夜恰好下了一場大雨，我想遺漏在地裡的紅苕，經雨沖洗後會露出來，正是撿拾的好機會。於是下午下課後，我忍著飢餓，多跑了四五里地彎到南倪村，想撿拾點紅苕，連同那個玉米棒一起，給母親一個驚喜！誰知道跑到南倪一看，早有人撿過了，滿地都是腳印。我艱難地在雨後鬆軟的泥地裡跑了兩個來回，只撿到兩個指頭粗的半截紅苕，我失望極了。回到家裡，就那一拃長的小玉米棒，仍然令母親兩眼放光。把玉米粒小心翼翼剝下來，充其量不過二兩重。母親把玉米粒切碎，再加上那兩段小紅苕，一家人算是喝了一頓稀湯。
那時候，許多同學因為背不起饃失學了，我們甲班二十多人中就有四五個。乙班有個姓宋的同學，是田市牟家人，眼上扣著個像草帽圈圈的近視鏡，說話聲音高高的，很活潑。那一年放假後他再也沒有來學校，後來聽說被餓死了。他的母親是個後媽，平日就對他不好。
“少年不知愁滋味”，愁容在少年臉上總會轉瞬變為笑靨。下薛小學上學的日子是艱難的，也是快樂的。沒有課外書讀，學校號召大家讀字典，開展查字典比賽。竟有同學幾乎把字典背過了，只要你說出一個字，他會馬上說出在字典的多少頁，第幾個字。
1963年三月，毛主席號召“向雷鋒同志學習”。當年秋天，我們班五六個同學唱著“學習雷鋒好榜樣”考上了下邽中學，小升初錄取率超不過百分之三十。國家規定高中生可以轉戶口，吃供應糧，初中生還得從家裡背饃。從保王到下邽這段路又跑了三年。沿途有十幾個學生，只有我們村和新店村共兩個同學有自行車，其他人都是靠“十一號汽車”（兩條腿）跑路。那時誰家有輛自行車，哪怕是破舊的，也比今日的小汽車神氣多了。
下邽中學有蒲城原仁公社的學生，他們因為土地多，人口少，生活比渭南要好些。原任的同學不管咋說總有饃背，渭南的同學大多以紅苕為主。學校用大籠給同學們蒸紅苕，為了方便辨認彼此，有的同學用網兜裝，大部分同學用小刀在紅苕上刻字做記號。進入冬季，紅苕只能藏在紅苕窖裡，大量紅苕出現黑斑。剜去黑斑後，周圍的地方不久還會變黑，有強烈的苦味。我們隊上有一戶有兩個中學生，哥哥在六五級、弟弟在六七級。每逢星期三、日下午，母親便提出一大籠被剜去黑斑的、坑坑窪窪的紅苕，總是讓哥哥先裝。稍微好點的哥哥挑走了，剩給弟弟的全被剜得沒了形。直到成年後，說起此事弟弟仍有些憤憤不平。
我日常帶往學校的菜，就是一包乾辣椒麵拌鹽，灑在饃裡邊就是一頓飯。那時呂家有我們班一個同學，他每次去學校都帶一罐頭瓶鹹菜，我沒少蹭他的鹹蘿蔔吃。
到了1965年，整個國家經濟狀況有了大的改觀，為改善學生嚴峻的健康狀況，學校號召學生上灶，上不起全灶就上半灶。全灶就是饃飯全由灶上提供，半灶顧名思義就是隻管飯，不管饃，相對花錢少一些。學生從家裡拿來玉米糝，灶上負責熬成稀粥，起碼大家能吃上一碗熱飯。後來每餐七八個人圍在一起，還可吃上兩口沒有油水的菜。
一九六六年我初中畢業了，文化革命卻開始了，我們被迫失學了，人生美好的學校生活從此永遠結束，背饃上學的日子也隨之劃上了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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