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理查德·杰弗里斯（Richard Jefferies, 1848-1887）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描写英国南部自然风光和和乡村生活的重要作家。杰弗里斯出生于英国南部威尔特郡的一个农民家庭，农村生活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然而他又不是人们所说的那种纯粹的乡村作家。一方面他热衷于农村风情和农业问题, 另一方面他又以一个浪漫主义者的激情去探索知识和真理。尽管他晚年悲观失望, 但他依然相信人有能力达到更高的思想境界，去发现隐藏在自然背后的伟大真理。
尽管杰弗里斯大多作品以描写乡村生活和自然风光为主，但是也有一些作品是以伦敦为背景的，《暴风雪：一个槲寄生故事》（Snowed Up: A Mistletoe Story）就是其中之一。理查德·杰弗里斯的这篇小说以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市为背景，以日记体的形式，讲述了一个名叫伊迪的年轻女子，在一个暴风雪的日子里，屈从父命而与几个求婚者见面的经历。伦敦开始下雪了，起初人们并不以为然，甚至为之感到欣喜。然而，雪越下越大，以致信息、交通中断，人们不但失去了同外部的联系，而且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也成了问题。此时，人们感到恐慌不安。在这个时候，原先传统的社会等级秩序被打破，一种遵循达尔文进化论的自然秩序建立起来，原先男性中的最强者变成了最弱者而最弱者变成了最强者。然而无论在那种社会秩序下，无论男性之间的强弱如何发生变化，伊迪始终没能成为拥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强者，在小说中她始终以弱者的形象出现并被男性牢牢控制而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
尽管杰弗里斯被广泛认为是一个自然主义作家，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地将其作品全部贴上自然主义的标签，譬如在《暴风雪：一个槲寄生故事》这部作品中，我们就不能形而上地从自然主义角度进行批评解读，对此我们先从小说标题中出现的“槲寄生”这一意象说起。
一、槲寄生的象征含义
在西方，虽然槲寄生的外表并不起眼，却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这种文化背景赋予了槲寄生很强的象征含义。它不但象征生命，被称为“生命的金枝”，更象征着爱情。据英国学者弗雷泽在他的人类学名著《金枝》中考证，自“远古以来，槲寄生在欧洲就一直是迷信崇拜的对象”。西方人对槲寄生的信仰源自一则北欧神话：主神奥丁(Odin)和爱神弗丽佳(Frigg)之子——光明之神巴尔德尔（Baldur），被黑暗之神霍尔德尔（Holder）在火神洛基(Loki)指使下以槲寄生制成的飞镖射死之后，爱神弗丽佳悲痛欲绝，于是槲寄生便将死去的波尔德尔带回了人间。为了表达感激之情，弗丽佳承诺要亲吻每一个站在槲寄生下的人。
因此，对西方人来说，槲寄生既是生命的象征，更是爱情的催化剂。因此，在很多西方文学作品中，都能看到有关槲寄生的描写。例如，英国作家劳伦斯有一首用槲寄生象征爱情的诗歌《要求》，其中写到：海伦，你把颗颗恒星看成/在黑树上燃烧的槲寄生果/你一定把我当作亲吻之碗/将嘴插入其中，吮吸着我。
不过，在西方流传更广，影响更大的，却是一个与槲寄生有关的爱情悲剧故事。1822年，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塞缪尔·罗杰斯根据一则很早就开始在英格兰流传的“槲寄生新娘”的悲剧故事而创作了一部长篇叙事诗《意大利》，大获成功。其主要情节就是一个新娘在新婚之夜，因与丈夫玩捉迷藏而跑到一个装饰了槲寄生树枝的阁楼上，并躲在其间的一口带有弹簧锁的木箱中，最终窒息而死，其尸骨于五十多年后才重见天日。
另外，槲寄生是一种槲寄生科植物，通常寄生于乔木之上，而小说也有这很明显的寄生结构：作品的主体是作者假托伊迪之名而写成的一篇日记体小说，在小说的最后一部分，作者的声音才开始介入，发表了一番被后人贴上自然主义标签的议论。
因此，《暴风雪：一个槲寄生故事》这篇小说可以从题目入手，作如下解读：其一，这是一则爱情故事，而且是关于爱情的悲剧故事；其二，这是一则复调叙述的故事，作者本人的叙述和评论是依托于主人公伊迪的日记之上的。因此，这篇小说的主题，更适宜从伊迪的叙述文本中分析解读。但是目前批评界对作品的评论，大多是从自然主义角度进行解读，或者从马克思主义角度进行解读，或者从达尔文进化论角度进行解读，均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都没有触及作品的真正的本质内涵。尽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论调就像槲寄生一样，都是寄生在女性主义基础之上的。
笔者对作品的女性主义解读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伊迪在男性控制下的不自由，二是伊迪最终的女性意识的觉醒。
二、男性掌控下的不自由
在小说中的四位男性的力量强弱对比不断消长变化之际，身为唯一女性的伊迪始终处于弱者的地位，始终是男性之间的交易品。
首先是伊迪的父亲。他是一个典型的男权社会的父亲形象，而这种形象在当时的英国则相当普遍，因为在维多利亚时代，父母对子女拥有绝对的权威，尤其是父亲，更是一家之主，经常以剥夺财产继承权来要挟子女，使其服从自己的权威。因此子女的婚姻也往往受到来自父母，尤其是来自父亲的粗暴干涉。这就不难理解小说中的伊迪对父亲的唯命是从了。然而，伊迪的悲剧就在于，其父亲对其婚姻的干涉并不是基于对自己女儿未来幸福的考虑，而是基于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打算。伊迪的父亲企图通过与贵族或富商结亲，从而“成为大使”或者“偿还清家族债务”，以获取更高的政治或经济地位，总而言之，在父亲眼中，伊迪只是一件待价而沽的商品。父女之间的骨肉亲情，在冷冰冰的父权社会之下，毫无意义可言。但是，随着伊迪父亲在暴风雪中病倒，本来是所有男性中最有权力决定伊迪婚姻的他，却丧失了所有的权势，成为新秩序下的弱者。
其次就是比尔波顿伯爵，是个大贵族，具有很高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同他结亲的话，伊迪就成为他获得更高政治权力的阶梯。这个人个头矮小、面容憔悴、老态龙钟，对伊迪垂涎三尺。他本来拥有炙手可热的政治权势，然而也在暴风雪中病倒了，也丧失了所有的权势，成为新秩序下的另一个弱者。
再次就是特维格这样一个富商。他有“堆积如山”的金钱，有很强的经济实力。伊迪的父亲企图借助他和伊迪的婚姻来偿还家族债务，从而借助伊迪这样一棵摇钱树来摆脱经济上的困境，从而获得较高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尽管其貌不扬，身材短小，但是他对伊迪的爱慕之情则是真心实意的。在暴风雪到来之际，他同菲利普一起扮演了强者的角色。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为了伊迪，他毅然决然跳出窗外准备外出寻找食物，但是食物没找到，却跌落雪窖，困顿其中。命悬一线之际，再多的金钱也不能让其脱险，其财富也毫无意义可言。此时的他也成为了自然法则下的弱者。
最后就是菲利普，是一位英俊潇洒的年轻兵士，伊迪的意中人。因为政治、经济地位不高，所以遭到伊迪父亲的不屑，是所有人最没有权势的。但是暴风雪之下，先前的传统社会秩序被打破，一种达尔文进化论意义下的“自然社会”建立起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开始主导每个人物的命运，菲利普开始取代伊迪的父亲、比尔波顿伯爵以及富商斯瑞格而成为所有人中最有权势、最有能力的人，因为他体魄强健、孔武有力，在他身上，寄托了所有人的全部生存希望。斯瑞格被困雪窖之前，曾是他争夺伊迪的最为强劲的对手。为了能最终得到伊迪，他不惜拿伊迪的婚姻和斯瑞格的生命做交易，在未得到斯瑞格的肯定答复之前，他对被困雪窖的斯瑞格不但见死不救，甚至还有落井下石之举。此时的伊迪，再次成为男性之间交易的物品。
三、女性主义意识的觉醒
随着情节的发展，伊迪逐渐由一个喜欢“三百英镑的皮大衣”的物质虚荣心很强的年轻女子，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人身的不自由和人格的不独立。其转折点就在于当她看到自己被菲利普当成与斯瑞格之间的交易品之际的巨大失望。
随着暴风雪的到来，旧的社会秩序被新的社会秩序所取代。在此之际，我们不禁想，在男权社会秩序下，不能摆脱父亲的控制的伊迪，在这样一个全新的“自然社会”的秩序之下，是否有可能摆脱这种性别的羁绊，主宰自己的命运呢？答案是否定的。她再一次沦为了两个男人的交易品。而这两个男人之中，其中一个竟然是自己的梦中情人——菲利普！所以不难理解作品中伊迪看到菲利普对斯瑞格落井下石之举时的失望情绪了。在失望情绪的刺激下，伊迪开始顿悟了自己的身为女性的命运——恰如法国女性主义哲学家波伏娃所言：“女人不是生就的，而是后天塑造的。”女性始终是男人眼中的“第二性”，始终是他们手中的玩物，始终被他们控制，毫无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可言。
因为杰弗里斯不是典型的女性主义作家，所以他对伊迪的命运只能抱以同情，而不能为其指出一条救赎之道。但是，作品毕竟客观地揭示出了维多利亚时代男性对女性的控制和女性的不自由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他笔下的女主人公伊迪的不服从正是其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具体表现。
结论
在小说中的男权社会大背景下，伊迪始终处于男性的控制之下，被当做交易的对象而饱尝失去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不幸。但是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只意识到自身的命运的不幸，而没有上升到将所有女性的的命运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虑的思想层面，这也是作品的不足之处。然而，在作者生活和创作的那个年代，女性主义刚刚发轫于欧洲大陆不久，身为英伦三岛的一位男性作家的杰弗里斯，能赋予主人公这样的女性意识已经是相当难能可贵的了。
参考书目：
1. Richard Jefferies, Snow Up: Edie’s Avalanche, S. J. Looker, eds. [M].London: Constable Publishers, 1947.
2.陈英，《理查德·杰弗里斯的自然观》[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七期，149-155。
3. 赵光旭、张春，《是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观还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一个西方批评文本的透视》[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六期，6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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