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京剧四大须生之首，我演的一出戏引发了文化大革命。我是谁？
我叫马连良，1901年2月28日出生于北京，祖籍陕西扶风，回族人。受喜爱京剧的父亲的影响，我9岁进入北京著名的京剧科班学校——“富连成”学习。
我初学武小生，再学老旦、丑生和小生。14岁起，我开始改学老生。当时我有吐字不清的毛病，就整天对着一个粗瓷坛子，大段大段地练习念白，终于改正过来。
1917年3月（16岁），我从“富连成”毕业，到福州搭班演出。但很快就发现自己能力远远不够，又逢嗓子“倒仓”期，不久我就重返“富连成”深造，用了三年时间精心钻研谭派。
1921年底（20岁），我挂上“正宗谭派老生”的招牌，开始了走南闯北的演艺生涯。此后几年间，我先后搭过荀慧生、尚小云、朱琴心的班社，渐渐小有名气，也有了不少铁杆戏迷。
后来我又整理、新排了大量剧目，在腔调、身段、动作等方面，突破了谭派风格，扮相飘逸潇洒、唱腔饱满圆润、念白铿锵有力，受到观众的热烈追捧。
（马连良在甘露寺中饰演乔玄）
1930年（29岁），我正式组班“扶风社”，自己当老板，自己当主演。当时许多著名演员都和我合作演出，如花脸郝寿臣，袁世海；老旦龚云甫，李多奎；小花脸肖长华，马富禄；开口跳王长林，茹富蕙；小生叶盛兰等等。
扶风社兵强马壮，我和张君秋、刘连荣（后为袁世海）、叶盛兰、马富禄被誉为扶风社“五虎上将”。我们的演出阵容，可称得上空前绝后。我们的经典戏码有《借东风》、《甘露寺》、《清风亭》、《四进士》、《失空斩》等。戏班所到之处，深受广大观众欢迎，我被尊为京剧四大须生之首，马派艺术创始人。
1937年（36岁），全面抗日爆发，北京成了沦陷区。我们戏班改编演出了《串龙珠》，是具有反抗异族的一场戏。结果仅演两场，即遭禁演。我们只好移师天津租界演出，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1942年10月（41岁），我应邀前往沈阳，为一所学校筹款义演。当时恰逢满洲国建国十周年，日本人给戏班强行加上“华北政务会演艺使节团”的头衔，才肯放行。不料，却引来诸多麻烦。
（马连良和溥仪合影）
1945年（44岁），抗战胜利后，我因去东北演出，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起诉。官司打了一年多，虽然最后查无实据，但我被勒索搞得负债累累。后来，我南下上海连续演出4个月，才把亏空堵上。
1948年秋，国共内战正酣，我只好南下香港。但香港观众对京剧不太接受，演出效果很不好，我又欠下了一屁股债。
1949年（48岁），新中国成立后，时局稳定下来。我收到女儿来信，说周恩来欢迎我回国。随后，又收到梅兰芳来信，不但欢迎我回国，还垫付我在香港的欠款，让我非常感动。
1951年，我离开香港抵达广州，然后马不停蹄的赶赴各地巡回演出。
（马连良舞台照）
1952年7月（51岁），我受周恩来的邀请参加庆祝建党31周年联欢会，他安慰我说：“你不要把去伪满演出的事放在心上，你是演员，靠唱戏养家糊口，没有政治目的。”这番话让我吃了定心丸，决心重整旗鼓，在北京正式组建了“马连良剧团”。
此后，我率剧团在青岛演出，赴朝鲜慰问志愿军，参加了鞍山三大工程建成典礼等等。虽然非常辛苦，但我心情舒畅，干劲十足。
（马连良饰演海瑞）
1959年（58岁），响应毛泽东“学习海瑞敢说真话，为民请命”的号召，我请北京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担任编剧，排演了《海瑞罢官》。该剧公演后，毛泽东大为赞赏，说：“海瑞是个好人，你演得很传神，剧本也编的好”，还热情地邀请我到中南海吃饭。
1966年（65岁），情况突然逆转，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宣告“文化大革命”正式爆发。《海瑞罢官》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还安上了“为彭德怀鸣冤叫屈”的罪名。这真是太令人意外了。
（马连良和夫人）
我立刻成为了第一批被打倒的对象，大字报象潮水一般汹涌而来。我被抄家关进牛棚，和老舍、萧军等人一起被批斗。我们被剃成阴阳头，脑袋上淋着墨汁，围跪在大火四周，拳打脚踢，个个头破血流。很快，老舍受不了侮辱，自杀而死。
1966年12月16日，我因意外摔倒，在北京阜外医院不治而亡，时年65岁。1979年，文革结束后，我才得以平反。
（万象历史·人物传记写作营的第611篇作品，营员“剑指苍穹”的第3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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