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開始興起一些風潮，在歷史中放大義和團的愚昧和迷信，嘲笑農民的“請神上身”、“刀槍不入”等，指責這場行動是農民發起的錯誤起義。所謂對錯，要看你站在什麼角度上。站在歷史，站在新中國，站在中國人民的角度上，義和團是有其正確性的，清廷也無疑是站在了歷史和人民的對立面上。如果你站在清廷和帝國主義者的角度，那自然又不同了。
要評價義和團運動，就必須先搞清楚起因是什麼。自鴉片戰爭以來，對外的一次次失敗，極大損害了中國各階級的民族自尊心。而後簽訂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等一次次擴大外國傳教士在中國的權力和地位。外國傳教士在內地的滲透，在中國的胡作非為，必然招致各階層對於外來宗教的恐懼和敵視。其導致的結果就是宗教矛盾頻發。
同治元年（1862年），江西巡撫沈葆禎為教案事曾派員到民間密訪，問起民眾為什麼要與教士拼命，民眾回答說：他們要奪我們本地公建的育嬰堂，又要我們賠他許多銀子，且叫從教的人來佔我們的鋪面田地，又說有兵船來扶制我們。我們讓他一步，他總是進一步，以後總不能安生，如何不與他拼命？
對外來宗教的敵意只是一方面，更為關鍵的是經濟上的問題。
鴉片戰爭以來，外國進口商品瘋狂湧入內地，嚴重損害民族經濟。外國棉布價格僅為中國土布的三分之一，直接導致國內紡織業的崩潰。手工業者在外國競爭下毫無抵抗力，家庭失業破產成為了社會常態。與此同時，外國鐵路摧毀了傳統運輸體系。大運河和多條陸路都在鐵路面前不堪一擊，與此相關的無數船伕、車伕、商人都被迫失業。另一方面，畸形的貿易體系給清政府帶來了巨大赤字。1899年，中國的貿易赤字為6900萬兩，政府預算赤字為1200萬兩。為平衡赤字，清廷增加稅率，並向各省要求捐款。這一措施導致底層人民遭受更多的盤剝，民生日艱。1898年的黃河決堤，1900年的華北大旱等天災更是加重了人民生活上的困苦。正是這種經濟蕭條、極度貧困，政府無能、對外敵意的氛圍中，百姓無以為生，看不到未來，看不到希望，激發恨意不斷的聚集擴散。這種極端情緒需要一個出口，民眾自然而然的把憎恨加在了外國之上，義和團運動就成為了無法避免的行為。
很多人常說中國人奴性重，這是十分錯誤愚蠢的看法。中國人向來善於忍受，愛好和平，如果可以誰又願打打殺殺呢？但當他人威脅到自己的生活時，他們就一定會像先輩那樣揭竿而起，頑強鬥爭。“既然活不下去，那就反TM的”，底層人民只能選擇這種暴烈的方式來爭取活下去的權利。
教員說：造反有理。清廷的不作為，帝國主義的壓迫，經濟的極度貧困，人民就是在活不下去了這麼一個大條件下，才選擇了義和團運動。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壓迫，就必然會產生這麼一場極度排外的起義。不是人民選的，是人民被迫。
你當然可以說這場運動中充斥著混亂暴力和愚昧迷信，但這也是那時候底層人民所唯一能做的。政府的不作為，逼迫他們用自己的方式來拯救自己。他們像一群無頭蒼蠅，拼命的找活命的路。這場運動雖然在清廷和帝國主義的雙重打擊下以失敗告終，但他所帶來的正面影響卻是巨大的。義和團運動極大的打擊了清王朝的統治，加速了他的毀滅，激發了底層民眾的愛國熱情，更讓很多人看到了清政權的腐朽和懦弱，武力革命越來越得到認可和支持。更為關鍵的，義和團運動揭示了兩個重要線索：中國農民聚集起來後力量巨大，但他們需要正確的領導。這兩點沉寂在歲月長河中，直到幾十年後才被毛教員所挖掘出來。毛教員以此制定的農村路線真正讓中國革命涅槃重生，最後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建立了新中國。
總的來說，義和團運動是人民被迫選擇的一場動機正確、方法錯誤的愛國運動。即使過程中充滿了缺點，卻依然無法掩蓋它對於歷史進程的推動。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就這樣被義和團的鬥爭推動著螺旋上升，一步步走向終結。它是反帝反封建這個歷史偉大使命的一點星火，卻足以照亮後世的方向。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也因此從整個中國歷史上來看，義和團運動才會被肯定和讚揚，站在後世苛責他們是毫無道理的。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請牢記這句寫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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