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一地雞毛壓垮的知識分子

被一地雞毛壓垮的知識分子


小林夫婦從“精英”降格為“平民”,集中凸顯了一個生存環境的客觀問題。但是在作者筆下所描寫的生存環境,到底又是一種什麼樣的文化背景呢?細讀《一地雞毛》我們可以發現,小林夫婦不再“理想”而趨於“現實”,他們拋棄“崇高”而走向“庸俗”,導致他們這種思想“質變”的根本原因,就是傳統文化中“權力”意志的巨大能量。在《一地雞毛》的敘事當中,潛在著一種“知識”與“權力”的對話模式:小林夫婦作為知識分子的象徵符號,他們處在權力社會的邊緣地帶;雖然具有“知識”,但卻並不擁有“權力”;所以他們就必須受制於“權力”,成為“權力”治下的臣僕順民。作者如此去設計“知識”與“權力”搏弈的故事情節,實際上是深刻地表現了作者本人的人文情懷與憂患意識:“傳統”並沒有因“現代”而衰退消失,相反卻藉助於“現代”而依舊張揚!


1.1

知識分子與現實

被一地雞毛壓垮的知識分子


看到老婆坐在床上“發呆”的樣子,小林突然意識到了“調動工作”,明顯要比“餿豆腐事件還複雜”。“我們都無權無勢,兩眼一抹黑,哪個單位會要你?”


這是作者在文本當中,第一次提出“知識”與“權力”的二元對立。小林老婆上班很遠,每天都要坐四個多小時的公交汽車;“無權無勢”便不能換個近點的工作單位,它所涉及的核心命題就是社會“權力”。具有“知識”卻不擁有“權力”的小林夫婦,他們為了自身生存利益而只能去向“權力”意志低頭屈服;向領導去“送禮”以解決老婆的工作調動,便是“知識”在“權力”面前蒼白無力的最好佐證。在是否“送禮”的問題上,小林老婆明顯要比小林的思想更為“俗化”:“現在在社會上辦事,光動嘴皮子如何行?我考慮,咱得給他上供,現在蒼蠅沒有不見血的。你不出血,他能給你來真的?還是得出血。”小林老婆早已有過成功從“俗”的社會經驗,“上次你入黨,給女老喬送了什麼?那時咱家裡困難,孩子吃奶都沒有錢,我不照樣讓你送了?”作者讓知識女性早於知識男性率先入“俗”,這固然與女性自身所承擔的家庭角色不無關係;而中國社會“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結構,其實正是傳統文化農民意識的集中反映。由於“家”在中國文化模式中,是作者本人對於“權力”文化深刻反思的關注重心——“權力”作為傳統“俗”文化的基本性質,它不是褒獎“高雅”而是鼓勵“入俗”也就構成了“知識”價值必然失效的環境背景!因此小林只好聽命於老婆大人的“權力”指令,從屈服於家庭“權力”延伸到屈服於社會“權力”,從商場裡買了一箱大減價的“可口可樂”,硬著頭皮去到人事處長家中行賄“送禮”——“我這裡還缺少幾筒飲料?扛回去自己喝吧!”“送禮”失敗使小林終因人格受辱而情緒發怒:“操他媽的,送禮人家都不要!”咋一看上去小林夫婦的確有點太不諳於人情世故了,像調動工作這樣天大的事情一箱“可口可樂”當然不行!但作者本人的主觀意圖似乎並非在說小林夫婦“俗”得不夠,僅就他們二人每月那少得可憐的一、兩百元工資而言,一家三口再加上僱傭保姆的費用支出,能夠拿出幾十塊錢去“送禮”已經實屬不易了。這一細節恰恰說明了“知識”的“貶值”與“權力”的“升值”。


孩子“入托”是“知識”與“權力”的第二次較量:小林夫婦抱著這“世上就沒有好人了”的僥倖心理,找到了附近條件優越的機關幼兒園園長,那位五十多歲的老太太“人倒挺和藹”,但卻提出了一個讓他們幫忙搞到基建指標的先決條件——“權力”與“權力”之間進行利益交換!“小林一聽就洩了氣,自己連自己都顧不上,哪能幫人家搞什麼基建指標?”

1.2

知識分子與無奈

被一地雞毛壓垮的知識分子


在孩子“入托”問題上,我們發現《一地雞毛》還有一大創作特點,就是形象化地揭示了中國傳統的“權力”文化,在現實生活中仍舊存在的兩種現象:“權錢交易”與“權力泛化”!小林夫婦因為手中沒有掌握“權力”而孩子不能“入托”,可是對門鄰居“印度女人”同樣手中也沒有“權力”孩子卻照樣能夠“入托”,這其中最大的奧秘就在於“印度女人”那個出入神秘的富有丈夫。“印度女人”的丈夫具體從事什麼職業文本並未清晰交代,但是我們從他整天騎著摩托車到處奔走的情景來看,他應該是屬於經營私人經濟的個體商販。“印度女人”的丈夫不費吹灰之力便搞到了兩個“入托”名額,後來由於他姐姐的孩子“不去”了,所以他才慷慨大方地“讓”給了小林夫婦。雖然小林夫婦後來意識到這種“恩賜”的代價無比“沉重”,是讓自己的孩子去給“印度女人”的孩子當“陪讀”,兩口子之間還為此事感到心中窩火滿腹委屈;不過這一細節所要反映的社會問題,除了知識精英自身價值的失落之外,另外還攙雜有更為厚重的象徵意義:並不掌握“權力”的“印度女人”的丈夫,他之所以能夠一下子就拿到兩個十分緊俏的“入托”名額,在小林看來原因其實非常簡單,無非就是“人家家裡富,家裡擺設好”,說穿了就是“錢”這東西在起作用!“錢權交易”正是在作者漫不經意的敘事當中,被赤裸裸地呈現於廣大讀者的視覺面前。


與此同時,“權力泛化”則更是作者深刻憂慮的社會現象。“孩子突然出了毛病”,這毛病原來是出在阿姨身上:“他們太大意了”,元旦節“所有家長”都給阿姨們送了“禮”,只有小林夫婦因“大意”而給“忘”了,“於是跡象就出現在孩子身上”。沒有送“禮”孩子便受到歧視與冷落,這是一個看似荒謬但卻真實的生活現象,結果害得小林頂風冒雪跑遍了整個北京城,才以“高價”為阿姨買了冬天涮羊肉所需要的禮物“碳火”——“第二天,女兒就恢復了常態”。教書育人的神聖教師,早已習慣於將自己所承擔的啟蒙職責,自然地轉換成營私舞弊的“權力”工具;而“權力”意志的全民化傾向,又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生動地展示了傳統文化的歷史弊端。迷戀“權力”而使“權力泛化”,就連已經變“俗”並且飽嘗了沒有“權力”之苦的小林夫婦,最終也難以逃脫“權力”魅力的巨大誘惑:查水錶的瘸腿老頭,揹著一個沉重的“大揹包”,懇求小林幫忙把他們家鄉的一個文件,能夠早點給批覆下來。“大揹包”裡裝得是眼下時興的“微波爐”,小林先是大吃了“一驚”,後來得知文件就在自己的辦公室裡,所以他們夫婦二人便欣然地將“禮物”收下,並心安理得毫無愧色地想著:“人家幾千幾萬地倒騰,不照樣做著大官!一個微波爐算什麼!”從受制於“權力”到學會運用“權力”,小林夫婦思想與人格上的“質變”過程,這不僅令我們對讀書人的走向“墮落”深感痛心,同時更使我們清晰地看到了他們從崇尚“知識”到崇尚“權力”的心靈軌跡——在世俗文化的“權力意志”面前,“知識”只不過是塊“文明”的“遮羞布”而已!

1.3

知識分子精神世界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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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人小林夫婦終於從工作調動與孩子入托事件當中,懂得了“權”與“錢”的重要意義和生存價值,所以他們不再相信“知識就是力量”這句人生格言,而是逐漸轉向了對知識與理想的徹底否定。“你還寫詩嗎?”“狗屁!那是年輕時不懂事!詩是什麼,詩是搔首弄姿混扯淡!如果現在還寫詩,不得餓死?”這是小林偶遇大學同學“小李白”時的一段對話。“‘小李白’很有天才,又勤奮,”大學讀書期間“平均一天寫一首詩,詩在一些報刊還發表過,豪放灑脫,上下幾千年,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都不在話下”。“小李白”畢業後同樣也被分配在了國家機關工作,可後來他卻看破紅塵辭職下海賣起了“安徽板鴨”。同學相聚親切之餘卻又往事不堪回首,“小李白”早已不再是什麼文質彬彬詩人氣質,他家境殷實腰纏萬貫結過三次婚並有了三個孩子。“看,還說寫詩,寫姥姥!我可看透了,不要異想天開,不要總想著要出人頭地,就在人堆裡混,什麼都不想,最舒服”!“小李白”雖然是口無遮攔滿嘴髒話罵語連篇,但卻以自身經驗為小林結結實實地上了人生一課:


我知道你是愛那個面子!你還是天真幼稚,現在普天下誰還要面子?要面子一股子窮酸,不要面子榮華富貴。就你小林清高?看你的穿戴精神,也改不掉的窮酸模樣。你下班來替我收賬,幫我十天,我每天給你二十塊錢!

1.4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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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李白”對“理想”與“信仰”的全然放棄,固然體現著知識精英對自我價值的重新認識;而小林經過一番思想鬥爭真的去賣了“板鴨”,則極大地強化了知識精英群體失落的內心痛苦。“小李白”的一席話在“愛面子”的小林心中掀起了陣陣波瀾,沒曾想“二十塊錢”的收入誘惑卻首先得到了老婆小李的全力支持:“管他呢!講面子不是窮了這麼多年?你又不找老婆,我不怕你丟面子,你還怕什麼?”於是乎小林鼓起勇氣“穿上白圍裙”,每天下班“就坐在板鴨車後邊賣鴨子收款。”讀書人小林加入到了市場“攤販”的人群中間,“一開始還真有些不好意思,”“可幹了兩天,每天能捏兩張人民幣,眼睛,臉就敢抬了,碰到熟人也不怕了。”作者是這樣去描寫小林賣“板鴨”時的複雜心態:“就像當娼妓,頭一次接客總是害怕,害羞,時間一長,態度就大方,接誰都一樣。”我們不應忽視此處作者對於“窮”與“娼妓”這兩個意象的使用意義:“窮”既是指知識精英在實際生活中的經濟窘迫,也是指知識精英在生存環境中的精神狀態;而“娼妓”則與文革中“臭老九”的蔑視稱謂緊密相連,它強烈暗示著知識精英在現實社會中所處的尷尬地位。



被一地雞毛壓垮的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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