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业怪
1943年8月，蒋介石突然任命“委员长侍从室六组组长”唐纵为军统局帮办，这对戴笠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妙的信号。唐纵在军统的资格甚老 ，早在“复兴社特务处”初建时期，就是该处主任秘书，与处长戴笠、副处长郑介民是并驾齐驱的三元老。
（唐纵任警政署长期间）
抗日战争爆发后，戴笠逐渐在军统局已经一手遮天，而唐纵也已成为蒋介石身边的核心情报幕僚，基本是井水不犯河水，连挂名局长贺耀祖、主任秘书郑介民都不来军统局上班。现在唐纵突然经常光顾罗家湾局本部，监视和掣肘之意，已经非常明显。
蒋介石同时设立了特务工作年度汇报和月度汇报的制度，自己多半出席，而召集人和主持人就是唐纵，这样一方面提高了唐纵的地位，方便他限制军统权力，一方面也使军统的活动在内部处于基本透明状态，以免戴笠背着自己胡作非为，所有这些手段，戴笠都准确地感知到了，兀自叹息不止。
（戴笠）
狡猾的戴笠于是把军统内部日常事务交给“代理主任秘书”毛人凤去打理，由他来牵制和对付唐纵，自己开始积极进行外围实力扩充：第一，加强与美方合作，以便“挟洋自重”，“中美合作所”就是此间成立的。第二，加强与胡宗南、汤恩伯等军事实力派的政治结盟，巩固自己的地位。第三，全力策反和控制汪伪政府的军政要员，通过掌握大批伪军壮大军统实力。
他甚至有了把军统改组为“政党”的打算，所以蒋戴斗法的结果是，戴笠的势力反而更大了，因为他经营的领域唐纵根本插不上手。蒋介石终于发现，郑介民、唐纵已被架空，而中统也不是戴笠的对手，并且有被打垮的危险，有违他“力量平衡”的原则，更为可怕的还是身边可能存在的危险。
因为戴笠的势力已经无孔不入，连“侍从室特别警卫组”理论上都是军统的公开单位，在蒋介石身边的侍从和警卫人员当中，究竟有多少人是戴笠的内线甚至杀手，是蒋介石无法弄清也不敢想象的，而戴笠非但不自我削权反而壮大实力的举动，让蒋介石不得不采取了断然措施。
首先成立了由他自己领导，成员有钱大钧、胡宗南、宣铁吾、唐纵的“五人小组”，秘密监控戴笠和军统。同时指示陈诚、陈立夫等军政要员，在合适的时机提出“整顿和裁减”军统局的提案。抗战胜利后，军统刚刚在上海进行劫收，蒋介石一口气连续下达命令：钱大钧为上海市长、宣铁吾为上海警察局长。
军统特务们第一次发现，上海警察局的警察居然敢在接收“工作”中与他们发生冲突，甚至多次差点动武，这明显是背后有人撑腰。而在不久后召开的所谓“政协大会”上，二陈正式提出了改组军统局的建议案，在全国人民反对特务统治的浪潮中，提案得到广泛支持，蒋介石就坡下驴，宣布对军统局进行改制和裁减。
也就是说，戴笠还没死呢，军统局改制已经是板上钉钉，并且在蒋介石的主导下成为不可逆的工程。为此还专门成立了具体负责军统改制工作的“八人小组”，里面虽然也有戴笠的名字，但是陈立夫、唐纵等人赫然在内，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八人小组”会议多次要求戴笠回重庆正式讨论改组事宜，试图挣扎的戴笠推托不归。
他忙着在北平部置对抗，忙着在青岛会见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忙着去上海见胡蝶，总之借故拖延军统改制的时间。1946年3月14日，在各地奔波就是不肯回重庆的戴笠终于机毁人亡，至于死因众说纷纭，不过，他的死倒真的使军统改制进入了快车道，因为不再有较大的障碍。
戴笠死后，军统局由唐纵出任代理局长，改组为保密局后，由郑介民兼任局长。50000多人的原军统内外勤特务，被削减到不足6000，虽然换了招牌继续做坏事，但臭名昭著的特务组织“军统”至此寿终正寝。
（戴笠葬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