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蜗牛走高速

非常高兴回答你的问题

北宋时期的文人墨客，尤其是在仁宗，英宗，神宗时期可谓是群星璀璨，他们之中大多数不是朋友便是政见不合的敌人。

而其中先后登上政治权利中心的王安石和司马光在初入仕的时候，其实也是一对好朋友，不光是他们在仁宗时期，欧阳修是苏轼的师友，而苏轼有和王安石，司马光结识，而司马光有和包拯结识，欧阳修的学生又是曾巩。

这张图左边的是欧阳修 中间是司马光，右边的是苏轼。他们当时都是好友，同时后两位也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

因北宋中后时期官僚体系贪污成风，军队花费巨大，国家亏空严重，宋英宗之子宋神宗赵顼，决定效法先秦时期的法家，变法来求富国强兵之术，一场变革即将展开。

这时候本是好友的王安石和司马光，却产生了分歧，王安石认为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开源，要进行大刀阔斧的变革，就与富弼，曾布等人上书陈明变法之利害。

而司马光认为现在最终要的是节流，国家国家根本经不起变法，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减少开支，来充盈国库，至此司马光与王安石开始因不同的问题屡屡在朝堂争吵，两人之间的间隙也越来越大，

最终王安石因有皇帝的支持，被受以相位，司马光，苏轼等人也先后离开了京城，去到了地方任职，也是在这段时间他编撰了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这时候王安石开始变法，随着变法的愈演愈烈，韩琦，苏辙等人也开始反对变法。

最后在保守党以及大地主官僚阻碍下，宋神宗两次变法均已失败告终，王安石因变法失败，爱子又逝世，随即退隐在金陵。

随后不久宋神宗英年早逝，年幼宋哲宗即位，太后代管朝政，司马光与苏轼等人先后回到京城，司马光接管了相位。他和王安石也几乎没有在相见过。

他俩虽然目标相同，但是想法确实不同的，最后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所帮助，很荣幸回答你的问题。

嘴痕

导语

王安石与司马光两个人，曾经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如果说到交情，这两个人的确可以说是“道相同”，但他们两个在面对变法一事上，道是绝对不相同的。政治斗争原本如此，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政治理念不同，不相为谋实属正常。

分析

• 王安石之道
  

王安石是变法的推动者，变法强国是王安石一生所求，他的道就是变法

1、为了变法王安石提出“三不”，即“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在这个被梁启超先生视作千古第一人的心中，只要能富国强兵，所有摆在他面前的阻碍都不必畏惧，无论是祖宗之法，还是悠悠众口。

2、“三不”是王安石说给宋神宗的，其目的就是增加宋神宗变法之决心。“三不”提出之后王安石还向宋神宗递上了《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来说变法的势在必行。并且重新给三经释义，通过对“圣人之书”的重新解读，让人们去接受变法。

3、在朝堂上，王安石与“台谏”官员达成合作关系，凡是不支持变法的人，都依次的成为了王安石的敌人。打压保守派，提拔激进派，王安石在为变法拉起一支队伍：

凡是攻击变法者，王安石一律不管交情，全部打到。因为吕惠卿、曾布都支持变法，所以王安石对他们信任有加，委以重任。

4、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做完了，说服了君主，制造了舆论，打压了敌人，提拔了亲信，王安石开始变法了。为了富国强兵，王安石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改变国家的现状：

①富国是变法的核心：王安石变法的很多政策都是围绕着富国为核心来进行的，不管是青苗法，还是募役法，众多的新法中都透着一个字“钱”。毕竟，宋朝从太宗时期就出现了入不敷出的现象，如果不想办法来搞钱，不要说富国了，就连大臣们的高额工资恐怕也要支付不起了。

②强兵而谋旧土：宋朝的对外作战怎么说也不光彩，契丹占据的燕云十六州夺不下来，西夏还经常的骚扰边境。虽然说庆历和议后，西夏变成了名义上的小弟，但人家实际上根本不听宋朝的话，还抢占了宋朝的很多领土。再要是不强兵，那宋朝只能继续被人蚕食。因此，王安石提出了保甲法、将兵法，一系列的强兵之道。

③取士变革，新朝要有新气象：宋朝的冗官现象非常严重，这个朝代对文化人重视到了可以“世袭”的程度。只要官职达到一定品级，家中就有不用科考，也能入仕的名额。而且，变法的人才基础薄弱，王安石没有一个足够强大的团队与他一起变法。所以，王安石改变科举制度，唯才是举，要改变朝堂的现状。

• 司马光之道
  

面对王安石的变法，作为昔日的好友，他成了王安石变法路上的绊脚石。

1、司马光并非一味的全盘否定变法，早期的时候他也曾维护过王安石。可就在王安石推出青苗法后，司马光坚定的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他不支持这种以商谋利的新法，在他看来，这种做法影响了朝廷的威严，与商人逐利是他所不屑的。

2、这一否定，他就开始了全盘否定，凡是变法的事他一概不支持。即便是宋神宗亲自跟他商量，希望他可以辅助王安石共同推进新法，他都拒绝了。

3、变法派的得势让司马光在朝堂上无立足之地。然而，随着宋神宗离世，变法失去了最大的支持者，司马光重新回到朝堂。之后的他，除了把新法全部推翻，还把变法派的人都踢出朝廷。比王安石之前做的更狠，更绝：

变法干将之一的章惇被一贬再贬，其他人也都是这种遭遇。

• 王安石、司马光两个人的关系变化
  

王安石、司马光两个人原本是相互欣赏的好友，慢慢的却转变为政敌，这期间都经历了什么

1、早期的王安石、司马光两个人因为志趣相投，都有一颗报国的热情，是无话不说的好友：安石与光素厚

2、在经历了一番宦海浮沉之后，两个人都身居高位。有了地位之后，自然要推出自己的政治主张。王安石开始进行变法。变法之初，司马光就对王安石加以过制止，曾三次写过《与王介甫书》对此加以劝阻，王安石也给了司马光回信。从这会开始，两个人就产生了嫌隙：

3、等到王安石推出青苗法后，司马光更是直接的站到了王安石的对立面。两个人政治上的矛盾公开化。

4、因为政治理念的问题，两个人站到了相互对立面。可是，政治斗争是你死我活的，王安石为了推出变法，而对司马光等保守派进行打击。而司马光在被王安石打压后，从此一心修书，不问政治。直到神宗去世，司马光才重新站到政治舞台上。此后的司马光，一直到死，都念念不忘推翻新法，打压激进派。

• 原本的至交好友，为什么会变成“敌人”
  

政治这个东西很神奇，他可以让兄弟反目，父子相残。那朋友为了政治而站到对立面，更是正常不过。

1、王安石与司马光之所以成为朋友，是建立在文采的相互欣赏，品行的相互尊重上。也就是说，在王安石变法之前，两个人不涉及到政治理念的碰撞。所以，可以维系着很好的友情。

2、在王安石变法之后，司马光曾经非常热情的写了三封信劝告王安石，对变法之事晓以利害。可王安石只给了司马光一封回信。这件看似简单的小事，在司马光看来，可能就是王安石对他的羞辱。文人都好面子，可是王安石恰恰是不愿意给人面子的人。一心忙着变法强国的王安石根本没时间理会司马光的热情。有时候，我在猜想，如果王安石能够好好的与司马光交谈一番，司马光的想法是否会发生一些改变。

3、两个人终极的道虽然相同，因为无论是谁，他们都是想要国家富强的。但是走的路却不同，王安石是要通过变法来富国强兵，而司马光则是传统文人的想法，希望要通过德行来进行教化。王安石变法固然有不妥之处，可司马光的想法根本不切实际。

4、两个人的性格上就是对立的。司马光的个性保守，从他一系列的主张来看，他是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莫说“利不百，不变法”了，以司马光的性格与理念，就是利过万，在他心里都很难接受变法。而王安石不同，这个人一向激进，仁宗的时候他就有过上书劝仁宗变法，可想而知，变法在王安石心中那就是一生的追求。

结语

最终，王安石的变法以失败而告终。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友谊也破裂了。虽然说，他们都是希望宋朝可以强大，但是个性与政治理念的不同，让他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站到了彼此的对立面。不知道相互成为敌人后的两个人，是否也怀念过曾经无话不说，共议国事的岁月。

再言春秋

以我之见 北宋时期王安石和司马光不合，究其原因就是政见不同，王安石属于改革派，司马光属于守旧派，这种利益关系注定两人了彼此攻伐。

王安石 公元1021年～公元1086年，临川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改革家，曾先后两次为相，后因守旧派反对，罢相，守旧派上台后，新法皆废，忧郁而终。

王安石 公元1019年～公元1086年，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守旧派人，由于反对王安石变法离开朝堂十五年，支持编纂中国最大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下面进行分析

1.北宋立国之初 ，就实行文人治国，以文御武策略，因而武人地位低下，朝堂之上完全由传统士大夫做主，随着利益冲突，朝堂之上形成两股势力，一是改革派，二是守旧派，因而两派之间有着不可调停的矛盾

2.王安石是改革派，而司马光是守旧派，两派政绩见不同，因而其两人注定不和

总结 结合上述可知，王安石与司马光道不同，不相谋

景粼玖序

王安石是改革派，一直想致力于改革北宋的政治，但是司马光一直都是守旧派，而且两个人本身在朝廷上都是对立的，王石本人太固执己见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司马光作为老臣，本身已经不愿意在朝廷上受王安石的调遣，所以选择退隐写资治通鉴，所以两者本身在意见上或是在政治上的看法是完全对立的，但是两个人的争执也只是君子之争吧！

伊人吾梦

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人物，一个写了一本流传千古的史书《资治通鉴》，一个是强硬的改革家，那么一个写书的文人和一个改革家怎么会搅在一起，司马光和王安石究竟有什么恩怨，导致司马光在执政之后把王安石的所有变法内容都废除了？其实王安石变法的性质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朝廷以行政手段插手经济。王安石认为，社会已经混乱无序了，朝廷必须要出手，全面插手经济运行。

政见不合朝廷插手经济有没有好处？当然有。比如当时朝廷不颁布《青苗法》，老百姓就只能借高利贷，受到有钱人的压榨。而朝廷插手之后，就缓解了这个问题；再比如当时的商人故意囤积居奇，导致物价上涨，老百姓被迫受压榨。而王安石改革，建立更多的国营物流公司、国营商场后，老百姓就不用再受这重压榨了。另外，王安石改革还有很多正面影响，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好，既然王安石的改革有这么多好处，司马光为什么还敢站出来反对呢？司马光的理由是这么说的：朝廷全面插手社会经济运行，肯定不是好事。即使是这些改革都是出于好心，但最终也会把事情办坏。用直白的话说就是——司马光认为王安石变法，只是说得好听，说什么“民不加赋”，都是在自欺欺人。王安石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换了个明目，变相盘剥老百姓。如此这样还不如直接加税来得爽快。实事求是地说，司马光的话，有道理。王安石变法期间，确实有很多法令失控，导致变法明明是办好事，但却搅乱了社会。而正是王安石的这个弱点，让司马光抓到了攻击他的把柄。

性格不合司马光的理政能力很一般，他在地方上的政绩很一般，在三司的作为也很一般。不过他的性格很直，再加上有人给他撑腰，这使得他虽然理政能力不行，但后来却通过扎实的学术水平和给朝廷提意见，变成一个出色的礼官和称职的谏臣。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缺乏政务能力，但又长时间担任谏臣，骂人骂爽了。这个人会变成什么模样？想必肯定就是时时都觉得自己是对的，自视甚高。对事物本末倒置，习惯了只骂人，只提意见，但不办事的官僚作风。前面说了，王安安变法是有问题的。一个有问题的变法，再加上一个习惯了提意见的职业喷子，司马光怎么可能不反对王安石？关于司马光缺乏从政经验的论断，这里简单说明一下。司马光从二十岁中进士开始，一直至五十三岁担任知长安京兆府。在这期间，他没有担任过主官。知县、知州、知府，一路监司主官，他都没有担任过。什么主管经验都没有，可想而知，他的从政水平能高到哪去？

回到朝中后，司马光历任官知谏院、翰林学士等清要之职，直至王安石开始变法。在这一段时间里，他也是以练嘴为主，缺乏办事经验。实事求是的说，以官僚的角度来看，司马光是不称职的。当时习惯性练嘴的官员也不止他一个，但像他这样完全没有施政作为的官员，还真难得找。就连苏轼在基层为官时都还留有著名的“苏堤”。司马光和这些嘴炮同志相比，真的也就只剩下“一身是嘴”了。有人给司马光鸣冤，说他不反对变法，而是反对王安石式的激进变法。这个观点我承认有道理。比如王安石下台滚蛋后，司马光修改了《免役法》，他在王安石的基础之上，把选择权交给了民众。通过司马光这么一改，上等户可以选择服役也可以选择交钱雇人服役，而下等户也可以不再需要缴纳免疫宽剩钱。对比王安石搂钱的政策，司马光版的法令是善政，尤其对于穷人而言。但我还是要说，司马光这些小修小补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北宋积贫积弱的问题。他往死了喷王安石，又拿不出更好的解决问题的系统性办法，积贫积弱的问题仍然存在，那么他喷的意义在哪里呢？这难道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抬杠而抬杠？

私人意见北宋开国，以北方为根本，逐步南下，灭掉南唐、后蜀、南汉等国，统一中原。这就导致了当时的北方人在某种程度上，垄断了朝政，不让南方人在朝内有话语权。南方人受打压，你觉得南方人会怎么样？不用想，当然是借各种机会翻盘了。事实上，通观王安石改革，主张改革的恰恰就是以南方人为主，而重因循的守旧派，也恰恰就是以北方人为主。王安石江西人，司马光是山西人，如果以淮河为界分南北，那王安石就是南方人，司马光就是北方人。他们各自的同盟伙伴，比如改革派的吕惠卿、章淳、蔡京是福建人，曾布是江西人。守旧派的韩琦、程颢、程颐是河南人。这就是很典型的南北之争了。

想想看，司马光作为北方人，他在目睹南方人通过变法获得话语权时，他能没私心吗？当然，反对改革的人里面，也有南方人。比如苏轼和欧阳修。不过他们与司马光这类旧党相比，反对改革的力度并不大。属于是游走于新旧党之间的理性中间派。换而言之，政治位置决定了司马光对王安石改革的立场。如果他不是北方人，而是南方人，或许他反对的立场就不会那么激烈了。由此可见，司马光之所以会发对王安石，其实掺杂了很多政治上以及个人对王安石的不满，因此也就不难怪在宋神宗和王安石相继去世以后，当司马光执政后，便全部废除了王安石的变法内容，这就是“元祐更化”事件。从此以后宋朝陷入了无尽的党争之中无法脱身，很多人把党争归咎在王安石身上，殊不知司马光的举动才是导致事态进一步恶化的推手。

阿辉看历史

环境背景

当时北宋身处在西夏和辽的对立面，每年都要给这俩国家交“税”，这谁抗的住呀，于是宋神宗想要变强，当朝宰相王安石，感觉国家变强，要改革，于是实行王安石变法，宋神宗力挺王安石，也是幸亏前期有了宋老板的支持，才让王安石实行改革。

治国之道，首先要效法先代，革新现有法度

王安石一开始变法，一顿操作猛如虎，非常激进，这样让很多人受不了，连宋神宗就开始动摇，因为王安石变法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在中国古代史上，和商鞅变法差不多的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把大部分人都得罪了，都开始反对王安石。

一开始靠着宋神宗支持一段时间，从公元1069年到1076年，宋神宗死后，王安石就差不多变不动了，宋神宗的母亲高太后看着儿子还小，垂帘听政，不喜欢王安石变法，让王安石的对头，司马光当上宰相，把新法废除，全面回复旧法。

王安石和司马光“不相为谋”

其实不只是司马光不赞同王安石，还有很多大家欧阳修、苏轼、苏辙他们各有各的想法，都是为国为民，没有私心，希望国家富强，百姓安居乐业，只是方式不同罢了，那么导致不同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1）改革的方法：王安石改革非常激进，王安石用人都是很多新人，新人还都是认同王安石变法的人，凡是有志向改革的人才都被委以重任，不少人成为改革的中坚力量。这样干，让一些权贵都看不下去，反对王安石这样用人。

（2）改革的内容：改革的内容虽然带来了许多的好处，但是也带来了许多坏处。富国之发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也减轻了农民负担，但却严重损害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强兵之发增强了国力，但是把农民也得罪了，让农民们有了多余的负担，得罪了农民的利益。

（3）个人原因：王安石变法时没有把实际和理论结合，一直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有点刚愎自用，就是为了贯穿自己的理想

总结

司马光写过《资治通鉴》，对于过去历史有所了解，保旧的思想是在当时人们所认同的，而王安石的超前，让别人不能理解，谁损害他们的利益，他们就和谁过不去。总要让老百姓吃饱饭，不能不切实际的忙干，这也是司马光能看到的，和王安石的“不相为谋”，得民心者得天下。

独白L

王安石、司马光两个人肯定是都想要好的政治，问题是他们俩对于什么叫好，标准不一样。

王安石认为如何才是好的政治呢？是勇敢去创新，守旧是没有任何前途的。

但是司马光就不这么认为了，他说： 假如你连传统都不尊重，那你还有什么坏事干不出来呢？

他们争的实际上是一种最根本的政治原则。

王安石、司马光克己奉公

在宋朝，一般有权势的男人都会养些歌姬，但在宋史上有两个人是例外。一个是王安石，一个是司马光。哪怕就是苏轼都养了很多歌姬和歌女。

司马光年老体弱时，友人想出钱买一婢女供其使唤，司马光婉言拒之，写信说这几十年来，“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纯帛，多穿麻葛粗布，何敢以五十万市一婢乎”。

司马光身居相位时，为防别人走后门，司马光想出了这样一个办法。司马光濡墨挥毫，写了一篇榜文，名为“客位榜”，类似今天的“会客须知”。客位榜主要向众人告知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如果发现朝政有失误或百姓有疾苦，想向朝廷提建议的，请写好奏牍呈送朝廷，这样我便能与同僚认真研究，选择可行的呈送皇上，请皇上颁旨实施。倘若只是请托的私信，呈上来也不会有结果的。二是如果我自身有过错或缺点，欢迎来信指正，请将来信交给差役，他们会转交给我的，我会认真考虑您的意见，然后加以改正。三是如果属于平反冤案、昭雪罪名等事项，凡是涉及个人的，也请出具书面材料，待我和负责此事的官员按规定研究办理。如果您到我家私访的话，请不要谈及这类事情。客人来访，跨进客厅，赫然看见客位榜，即使有私事相托，也难以开口了。

王安石任知制诰时，王安石的妻子吴氏，给王安石置一妾。那女子前去伺候王安石，王安石问：“你是谁？”女子说自己是“家欠官债、被迫卖身”而来。王安石听罢，不仅没收她为妾，还送钱给她，帮助她还清官债，使其夫妇破镜重圆。

有人告诉王安石的夫人，说她丈夫喜欢吃鹿肉丝。在吃饭时他不吃别的菜，只把那盘鹿肉丝吃光了。夫人问，你们把鹿肉丝摆在了什么地方？大家说，摆在他正前面。夫人说下次把菜的位置调换了一下，鹿肉丝放得离他最远。结果，人们才发现，王安石只吃离他近的菜，桌子上照常摆着鹿肉丝，他竟完全不知道。王安石平时因为太不注重生活小节，搞得邋里邋遢的，朝服上经常有油斑，跑去朝堂上开会连王安石的政敌，攻击王安石的时候，都很少在王安石的私人生活上攻击他，都承认在私人生活上那是一个圣人。

翻开一部官修正史《宋史》，凡是参与并支持王安石“熙宁变法”的支持者、参与者、学生、事业继承者无一漏网被列入‘奸臣’行列。独独王安石这一变法的发起者未列入而安然无恙。这一古今罕见、耐人寻味的现象恐怕要从王安石平时的所作所为和私生活中去寻找答案了。人生的真理，往往藏在平淡无味中。名声与尊贵，来自真才实学。俗话说：“有德自馨香”即同此理。

王安石这个人超级不拘小节，他只关心自己内心真正关注的大事，其他一切对他来说全都无所谓。那王安石真正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变法。

北宋到了王安石所在的时代，已经统治了有快一百年了。由于一些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就形成了大量的冗兵冗官，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对国家的财政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如果你不能改革的话，国家很快就会陷入危险的境地。

那么，王安石觉得真正的大事是什么？ 必须要经邦济民，要变法，这才是值得大丈夫追求的事业，其他的事儿都是鸡毛蒜皮。

王安石获得了宋神宗的重用，开始了变法。他虽然有着一腔的报国热情，变法的过程却不是很顺利。我们来简单地看一下他推行的几个新法。

首先，军事方面有一个叫做保甲法。把乡村的百姓十家一组编成一个兵民一体的结构，每家里面要是有两个男丁以上的就要抽一个人出来，农闲的时候军训。这样就可以形成一种全国性的军事储备，可以节约养兵的费用，这是军事方面的法律。

其次，经济方面的法律——青苗法。规定到了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可以由官府给百姓贷款，收取比较低的利息。当然在今天看来这个利息不低，但是比那时民间的高利贷要低很多，用这个办法来缓解民间资本不足的困境，减轻百姓的压力。

还有一个法叫做市易法，就是在开封设立一个专门的衙门，负责在产品滞销的时候政府收购。在产品短缺的时候再卖出，用来平衡市场。

还有人事方面的法律，他颁布了一个叫做贡举法，就是要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在考试的时候不再考那些经典了，而是要考经世致用的学问。

刚开始看上去，你会觉得这法令不错，既能够节省军事的开支，又能够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还能筛选出真正能干事的人。

所以王安石曾经夸口，说这套新法要是一旦能够施行，那朝廷根本不用向百姓加税，照样能让国库充实起来。但是等他真干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咱们先说这个保甲法。保甲法是把老百姓都给编成兵民一体的组织结构，王安石设计这个法令的时候，是有着非常高大上考虑的，要复周礼，但是他失败了。

为什么呢？ 最初的周礼实际上顺应的就是一个兵民一体的社会结构，把这个社会结构整合一下就成了周礼了。

宇文泰在统治北周的时候，北周是有这么一种兵民一体的社会结构，所以宇文泰复周礼是能够成功的，但到北宋不一样了。

前面讲过，到了北宋中国历史就从豪族社会进入到平民社会了，兵民一体的社会结构早就没了，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就意味着王安石要搞的保甲法，就不是顺应现成的社会结构做出的一种整合，而是要把现成的社会结构给彻底打乱，重搞一个。你说老百姓能受得了吗？

比如经济方面的青苗法和市易法，这两个新法你初看上去是想要帮助老百姓获得更好的融资机制，以便刺激市场的经济流通，让朝廷获得更好的财政基础。

但是这些法律要想能够有效实行的话，一定得有比较清楚的现代法律基础，市场才能自动运转起来，才能足够流畅。 问题是这些法律基础在当时根本就没有。

那结果怎样了？这些法律运转起来就是当官的胡乱调配，甚至强迫老百姓必须得贷款，老百姓肯定更受不了了。

当然了咱们也得客观点评价，在王安石那时候，他是不可能想明白这些前提条件的，咱们这是事后诸葛亮能够说明白。所以，王安石不可能想得到这些新法在运转的时候会出现一些问题。

但是现实是，新法的运转确实出现了大量的问题，于是以司马光为首的很多人批评王安石。说这新法完全是胡闹，一定会把国家搞坏，而这些人出来一通骂之后，皇上就开始犹豫了。

王安石不管不顾的个性马上就起来了，他充满豪气地说了一段特别有名的话—— “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

什么意思？天灾、人们的非议、祖宗留下的规矩都不用怕，只要你确定了自己的目标，就要排除所有这些外部的干扰。

司马光这帮人已经忍了王安石很久，早就很不满了。等到王安石啥都不用怕的说法一出来，舆论更是一片哗然，对王安石又是一顿猛批。

王安石也火了，马上就把司马光这一派的人陆陆续续都赶出朝廷，贬到地方去了。司马光本人级别太高了，没法贬到地方去，于是就哄到洛阳，让他赋闲。

当然这个对后来的中国历史也不是坏事，司马光就是在洛阳赋闲的这段时间写出了《资治通鉴》。

在王安石看来旧法早就不行了，要行的话，不至于被西夏这种小破国家给欺负了。这些新法对国家好处颇多，就算有一点瑕疵，你们也应该帮我改进，而不是劈头就骂。

在司马光看来不是这样，他说老王你那能叫瑕疵吗？这完全证明了你那根本就是胡闹，你要想治国首先得老成持重，不能依照一些异想天开的念头把天下搅得不安宁。老王，你得知道要是把秩序搅乱很容易，但是要想恢复起来可就难了。到时候遭殃的是谁，还不是老百姓吗？

王安石一听，火更大了，啥叫异想天开的念头啊？没看我那新法是复周礼吗？你再老成持重，你还能老得过周礼去？既然你们这帮家伙不愿意帮忙，还拖后腿，我不用你们行吗？我就用新人。于是王安石的那套人事改革方案就派上用场了。

但问题是双方已经闹到这个份儿上了，道德感比较强的人肯定就不愿意跟王安石混了。因为王安石这个人个性确实太奇葩，的确是不大容易合作。再加上他以复周礼的名义连祖宗之法都可以不要了，那什么事干不出来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君子不会来的，各种能力很强但是心术不正，善于投机钻营的人就被王安石提拔起来了。

当然，王安石本人是非常重视道德的。王安石曾经点评战国时期很有名的齐国的孟尝君，他说世人全都称赞孟尝君能够收拢天下的人心，各种人才全都愿意为他所用，鸡鸣狗盗之徒他也都能用起来。

王安石非常看不上，他说就凭齐国那么强大，要真能得到一个人才，绝对就能压制住秦国称霸，你还用得着鸡鸣狗盗之徒吗？正是因为孟尝君门下有一堆鸡鸣狗盗之徒，所以真正的人才才不来。

王安石想得当然是非常清楚了，但是这种话说起来很容易，真干起来就不一定那么回事了。肯为王安石所用的人，我给你举一个最有名的例子，你就知道都是什么货色了。

这个例子是谁？蔡京，就是《水浒传》里面那个有名的大奸臣蔡太师。蔡京这种人确实不管祖宗之法，而且特别能忽悠，他把宋徽宗一通忽悠。于是北宋的政治水准就越来越差劲，最终就亡国了。

那么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咱就能看出，司马光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强调祖宗之法了。

北宋已经进入到平民社会了，那么在更早的封建社会和豪族社会里，实际上社会本身对于皇上的制衡能力非常强。 但是到了平民社会，社会里对皇上的制衡能力就越来越小了，传统几乎是唯一的一个还能够用来制衡皇上的东西了。

那传统是什么呢？祖宗之法。如果皇上对祖宗之法都没有敬畏了，那问题就大了。官僚本身是皇上意志的延伸，如果祖宗之法可以随便就被突破，蔡京这种人就会以皇上之名干各种坏事。

但是咱们在前面也说过，王安石变法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大宋过去的一系列做法真是不行了，必须得变，老路根本维持不下去。

司马光所强调的祖宗之法就是这条老路，确实能够对皇上和官僚给构成约束，但问题是现实面对着一大堆问题，这怎么办？司马光能解决吗？

大宋在这种时候就面临着左右为难的境地，既需要王安石的改革，也需要司马光的稳健，但却很难找到这两种政策的均衡点。

所以到了力挺王安石的宋神宗去世之后，王安石所开创的新党和司马光所开创的旧党，就随着皇位的变迁而多次的此起彼伏，这两个党就开始了非常激烈的党争。

在王安石和司马光都还活着的时候，这两个人都是君子，所以他们虽然有党争，但是不会失去君子之风。

公元1068年，随着王安石、司马光的先后离世，两派力量从道义与治国理念之争，彻底蜕变为纯粹的私利与权力之争，由君子之争堕落成小人之争。以司马光为首的所谓“元祐党人”遭到王安石的学生章惇的无情打击。众多才气横溢的名士一时星散凋零，死的死，充军的充军。26年后，随着苏轼、范纯仁等人的故去，大宋政治舞台再也难见到那种具有远大信念，人格高尚纯粹、学术博大精深的伟人了。

萧立誌

所代表的势力不同

改革派和保守派

王安石和司马光主要矛盾激化在于王安石推动变法，王安石是改革派，司马光是保守派，主要是皇亲国戚和上层阶层，王安石主要是宋神宗支持，刚开始还可以，后来，敌对势力太强大，在一个主要是变法被下层没有很好的运用，适得其反，

北宋变法与不变法都得亡

小民学历史

北宋时期两大名臣王安石和司马光虽同朝为官，又皆以才华名扬天下，但二人因各自理念不同、政见不和，必起冲突引发党争，所以他们是“道相同，却依然不相为谋”。

小龙女5505

这种道是为官或为臣之道，一个是保守派一个是革新派，二架马车反道而驰是路线的争斗，所以王安石和司马光道相同而不相谋。

關鍵字: 王安石 时期 北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