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則變，變則通的荷蘭，
如何成為“生意人的天堂”？
荷蘭：創造經濟奇蹟
起初，歐洲官方為了能把金銀收進教會和政府的金庫裡，大多都在生財之道上設了關卡，猶太人和錫耶納的三大家族，以及神話的美第奇都未能倖免。但隨著貿易的發展和資本的積累，重商主義成了經濟政策的重心，和英國王室一樣，荷蘭官方也開始為商業保駕護航，從而創造了令許多歐洲國家眼紅的經濟奇蹟。
荷蘭政府非常開明，但凡和商貿沒有直接關係的行政服務，幾乎都可以外包，別說市政廳辦公大樓最初是租的，連打仗都可以僱兵。這一舉措的最大利處在於控制了行政成本，避免了戰爭引起的苛捐雜稅，從而為資本運作創造了相對穩定的環境和空間。因此，荷蘭政府能夠一門心思地推動資本擴張，集中力量搞經濟建設。
17世紀初，荷蘭對貨幣進行了改革，將各省五花八門的貨幣都統一為荷蘭盾，後又對幣值進行了確定。這種金幣信用度非常高，在之後的一個多世紀裡，英國和亞洲之間的貿易。
都用荷蘭盾付款，連波蘭的糧食生產商都希望買家用荷蘭貨幣結算。而同期的西班牙為了增加財政收入，卻發行了大量的劣質銅幣，其結果是，西班牙從殖民地採來的白銀源源不斷地流進了荷蘭。
統一貨幣和穩定幣值為儲蓄擔保做足了準備，政府又通過發行國債來籌集資金。可以說，國家信用是發展的重要資本，這是荷蘭最早發現的。英王詹姆斯一世的兒子出世時，荷蘭送去了一個純金打造的箱子作為賀禮，裡面裝滿了由阿姆斯特丹證券市場發行的債券。在當時的人們看來，那可是能夠不斷獲得溢價的“純金”啊！
荷蘭政府還認為，企業最重要的工作是去發現市場、適應市場需求，從而建立一個新的貿易體系。因此，荷蘭的公司發展迅速，與荷屬東印度公司相比，英屬東印度公司的資本小得多。
一個法國人曾說：“在荷蘭，貿易使國家獲利，也使個人獲利，兩者是並行不悖的。投資和貿易是自由的，沒有任何事情對商人而言是絕對禁止的，只要他們遵循利潤法則就可以了。”
貿易的自由使荷蘭成了“生意人的天堂”。“生意人的天堂”
由於風險投資的狂熱刺激以及政府的大力推動，荷蘭人將自己在金融創新中的聰明才智發揮得淋漓盡致。銀行、證券交易所、國債市場、代理人、信用制度、有限責任公司等，說其是現代經濟制度的奠基者也不為過。銀行為證券交易所提供了結算上的便利，推動了資本上千倍地擴張。
1609年，阿姆斯特丹創辦了能夠提供高質量貨幣的貼現銀行，只要交易雙方都擁有該銀行的賬戶，就可以直接轉賬，甚至取現，從而避免了貨幣轉換及價值波動帶來的風險。而且，買賣雙方只見金錢不見人，有票據就能付錢，因而取消了身份限制，大大方便了結算和資本運作。
由於荷蘭的銀行所提供的貨幣和票據兼具安全性與便利性，加上荷蘭商人在世界市場的迅猛擴張，阿姆斯特丹很快成了歐洲儲蓄和兌換的中心，並在之後近九十年的時間裡一直處於領先地位。
1640年以後，阿姆斯特丹成了世界貴金屬貿易中心。1683年，阿姆斯特丹的銀行建立了新的貸款制度，規定可以用金塊或硬幣作為抵押獲取最長六個月的貨幣貸款。這一制度創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繁榮的貴金屬貿易使阿姆斯特丹的匯率能夠保持穩定，反過來又鞏固了其在國際貿易中的主導地位。到了1660年前後，阿姆斯特丹無可爭辯地成了多邊支付體系中的核心角色，並且一直保持到1710年左右。
荷蘭的另一個金融創新體現在金融市場方面。同樣是在1609年，阿姆斯特丹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證券交易所。政府官員、大資本家，以及普通老百姓都參與了進來，共同享受著高風險帶來的高利潤。1605~1720年，荷屬東印度公司的紅利回報為22%，其中，1670年，荷屬東印度公司的紅利分配利率高達40%，交易所的股票牌價猛躥到510%。
1612~1654年實現的利潤總額約970萬佛羅林，平均每年44萬佛羅林，和股東們的收益相比，這實在是少得可憐。1724年以後，公司不惜借錢給股東發紅利，1699年的一項賬目表明，最初的650萬佛羅林的投資所創造的價值約等於64噸黃金。整個17世紀，荷蘭積累的資本比歐洲各國的總和還要多，對外投資是英國的十多倍。
歡迎“夏洛克”
阿姆斯特丹的證券交易所是國債買賣的主要場所，也是歐洲最主要的債券市場，在這裡還可以觀察到外國的債券價格起伏。在1747年的一張證券行情表上，我們可以看到44種證券、3種荷蘭的股票、25種尼德蘭的公債券、4種英國的公債券，以及6種德意志的公債券。1796年，交易所還有39種外國債券的交易，儘管英國退出了，但波蘭、西班牙、美國、瑞典等國卻相繼加入了。荷蘭在歐洲、東印度和美洲的外國債券總資金超過3.4億荷蘭盾，難怪有人曾形象地說，荷蘭就是一個由各國艦隊守衛的賬房。
整個17世紀，實際掌控“歐洲央行”的是荷蘭人，連羅馬皇帝都認為如果歐洲少了荷蘭的資金將無法生存。而事實上，真正的“歐洲央行”是十來名阿姆斯特丹的頭等批發商。他們聚在一起研究信貸業務，如果有需要，當場就能讓2億多佛羅林在全歐洲流通起來。因此，說阿姆斯特丹是“17世紀的華爾街”並不為過。
在中世紀，最常見的籌資目的是打仗，雖然利息具有剝削性，可為了招募並養活軍隊而抵押領地或城堡是合情合理的，尤其是當為了完成上帝旨意時，這一做法就更無異議了。
當政治動盪，就會出現高利貸，中世紀絕大多數時候以及文藝復興早期均是如此，也就是說，低利率和政治穩定性密切相關。
儘管莎士比亞在《威尼斯商人》中非常巧妙地描述了對待借貸的傳統態度，但到了17世紀末，歐洲絕大部分地區都開始伸出雙臂歡迎“夏洛克”。合理的利息和高利息涇渭分明。古老的高利貸禁令開始改變，不過仍有人揪著不放。資本主義精神成為商界主宰力量，之後將會讓貿易的重商主義體制主宰社會三百年之久。當面對割掉對方一磅肉，但不能讓對方流一滴血的無奈抉擇時夏洛克很知趣地溜走了，因為他深知為了要回錢非要和傳統對著幹是徒勞無益的。對方扭轉了蓄意傷害的局面。一百五十年後，波西亞的辯護自然將更具技巧性。不幸的是安東尼奧，16世紀的威尼斯尚未出臺《破產法》。要是當時有這法律，他就不用擔心債權人對自己造成身體傷害。
事實是，自放貸出現之日起，人們就已經歡迎放貸者了，儘管一開始並不是明目張膽的。歐洲的貿易飛速發展，重商主義政策進一步推行，“以鄰為壑”的概念已經擺脫其雛形，併成為一種體制，納入國家官方政策，而不再侷限於有待商榷的放貸行為。 不過，對這一術語的古老闡釋並未消失，在關於借貸和利息的爭辯中不時被提及。
素材來源：《借錢：利息、債務和資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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