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著瓦剌去草原-北京保衛戰前後明英宗心態的變化

雄兵落敗“遊”塞外一月時光 風光無限無心賞只念迴歸

正統十四年八月十五日(公曆1449年9月1日),土木之變爆發。到了九月六日(公曆9月22日),在京師負責監國的郕王朱祁鈺即皇帝位,是為明代宗,成為明朝第七位皇帝(1449年―1457年在位),他遙尊落入瓦剌手中的明英宗朱祁鎮為太上皇。

從這一年的八月十五日起,明英宗就跟隨也先的遊牧隊伍,順著土木堡-雷家站-宣府-大同-貓兒莊-威寧海子-九十九個海子-柳源縣-黑河-八寶山-斷頭山,開始沿著明朝邊境遊弋,伺機叫門索要錢財等物,在一個月的時間裡去了十餘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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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之變後,明英宗一月時間活動路線

此前,明英宗先後派出了梁貴、喜寧、張林等人前去送信和索要賞賜,一直幻想著希望能夠通過議和、賞賜換取自由,他還並不知曉明朝內部的政治格局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

到九月十六日(公曆10月2日,《北征事蹟》中記載為農曆九月十七日),明英宗車駕到了達斷頭山(今內蒙古卓資縣一帶的大青山),他得到喜憂參半的兩個消息,好消息是他希望已久的賞賜終於到來,“也先進諸品熟野味”。壞消息是弟弟朱祁鈺已經登基,取而代之成了新皇帝,自己則變成了太上皇。這讓明英宗朱祁鎮有些無奈和尷尬,他不得不接受這一冷冰冰的現實。但在《明英宗實錄》之《廢帝郕戾王實錄》中卻描寫為“報初六日,郕王即位及立皇太子,上皇聞之喜”,不知一心想要回國的朱祁鎮是喜從何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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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英宗 影視劇照

對於也先來說,俘虜了明英宗以後,手握這張王牌,他本來可以進一步要挾明朝,最大限度的攫取政治利益,增強瓦剌部的實力。但限於當時蒙古各部間的內部矛盾,瓦剌也先和韃靼脫脫不花只是暫時的戰略聯盟,土木之變後的也先或許是出於私心, 犯了一個戰略上的錯誤,他並沒有繼續聯合韃靼方面繼續揮師南下。從正統十四年的八月十五至十月初這段時間裡,也先的大軍除了忙著裹挾著明英宗在宣大邊外巡邊叩關,索要錢糧財物以外,在軍事上並沒有取得什麼實質性進展,除了休整隊伍,還帶著英宗賞盡了塞外風光,甚至一度到了自己的根據地大青山。

但就是這轉來轉去一大圈,使明朝得以利用這寶貴的一個多月時間,調整戰略部署。在明代宗即位後,明朝政府的態度開始發生了變化,宣府、大同等處守城官兵開始加強守備,堅守不出,逐漸讓明英宗朱祁鎮變成無權發號施令的太上皇,也先後來一系列圖謀開始落空。

袁彬在《北征事蹟》中記載,英宗一行在斷頭山住了五天,自九月二十二日動身又繼續北行了兩天(按照此前《明英宗實錄》中所記日期,五天後應推算應為二十一日,但在《明英宗實錄》之《廢帝郕戾王實錄》中實際記載為己亥日,即九月二十二日)。後來,也先等人是“殺馬筵席,復立爺爺(明英宗)做皇帝”,商議再度南下“將奉還京”。

也先的舉動是出於“義憤”還是以此為“藉口”南侵,不得而知。從也先方面來說,肯定不樂意明朝方面出現另一位皇帝,把自己手裡的這張牌廢掉,因此,“送駕”動機並不單純;而從明英宗本身來說,他只是希望朱祁鈺“嗣位主典宗廟之祭”,而不是“繼承大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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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於明朝方面,這很明顯是一種“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做法。九月二十三日(公曆10月9日),宣府總兵官昌平伯楊洪就嚮明廷奏報說,出使瓦剌的都指揮季鐸報告說“也先嗔賞賚物簿,又云,自送至尊赴京正位,要五府六部官出迎,約在四五日後即至大同”,應當加強宣府附近守備力量。可以看出,對於也先再度稱兵南下,明朝方面已經有了充足的防備。

九月二十八日(公曆10月14日),明政府升季鐸為都指揮使,並派遣他再度出使瓦剌,帶去了明代宗朱祁鈺寫給明英宗朱祁鎮的回信,這封信其實是朱祁鈺為自己即皇帝之位所做的辯解,信中聲稱明英宗“以保宗廟社稷之故,率師巡邊,不幸被留邊廷”,而朱祁鈺是因“皇太后及宗親諸王……念太子年幼,不能親理國事,臣民無望,命弟即皇帝位,以慰輿情,……又使臣回,亦傳大兄之命,令弟主典宗廟之祭”,他也是不得已,心裡也十分後悔。

這份聲明實際上是朱祁鈺面子上過不去,為了加強團結,看到明英宗給自己寫的信後,在回信中給自己即皇位尋找合法的理由,畢竟明英宗還在世,且其子朱見深已是太子,朱祁鈺的即位顯然破壞明朝的皇位繼承製度,對被俘的明英宗來說也是一種背棄,不過鑑於當時是非常時期,這種皇位更迭也有他的合理性。

信的最後不忘表態,說如果你能回來,我就讓位,你仍然是皇帝。還誇獎也先送朱祁鎮回京的行為是大丈夫所為。但又說現在各種軍馬都到京師來保衛社稷了,“太師宜少遣數十人送朕兄回京,庶幾,眾軍之心不疑,不至相犯”。

瓦剌藉口送還英宗南下 大同郭登再拒絕英宗鑾駕

對於瓦剌什麼時侯挾明英宗再到大同,袁彬的《北征事蹟》中記載,是“(九月)二十八日(公曆1449年10月14日)到大同”,但在哈銘的《正統臨戎錄》中記載的是“(十月)初七日(公曆1449年10月23日),到大同”,在《廢帝郕戾王實錄》中記載的是“正統十四年冬十月初一(公曆1449年10月17日)……是日,虜眾復奉上皇至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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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有一個小插曲,哈銘的《正統臨戎錄》中記載說,也先復立朱祁鎮後,慶賀結束,“進大白馬一匹。(十月)初五日,領人馬起營,送爺爺(明英宗)回京。銘父子見聖駕,馬生騎不得,進良馬一匹”。這時的明英宗在瓦剌營中已經沒有了當年的鑾儀,開始自己騎馬隨軍了,估計騎馬技術還不夠熟練,生馬還騎不慣。 

《廢帝郕戾王實錄》中記載,明英宗第二次來到大同後,這時大同的總兵官已經換人了,不是早先的劉安,而是此前的都督郭登。

根據袁袠的《郭登傳》和《明史·郭登傳》等文中記載,明英宗第一次在大同叩關時(八月份),已經吃過郭登的閉門羹了。但在《明英宗實錄》中對此完全是一種“反客為主”的描寫。同樣,在明英宗二度叩關大同的記載中,也是如此口徑。

在《廢帝郕戾王實錄》中記載,明英宗一行先到東門,也先先是派得知院及太監喜寧、通事指揮嶽謙到城下喊話,說“送上皇回京,若不得正位,雖五年、十年務要讎殺”。嶽謙偷偷說敵情叵測,大同知府霍瑄於是從水道出城,給明英宗獻上了鵝、酒等物,文中記載成“

上皇密謂之曰:汝去與郭登說,固守城池,不可開城門”。也就是說郭登不開城門,完全是明英宗的意思。而且這一口徑與袁彬的《北征事蹟》有異曲同工之處,顯然是引述袁的記載。

在袁彬的《北征事蹟》中,記載的比《實錄》中更詳細精彩,說明英宗朱祁鎮先是到了大同北門,而大同總兵官郭登等人在月門等侯叩頭,“上不肯下馬,郭登潛令人伏城上“欲放下月城閘板,虜覺之就擁”。這裡的意思是說,郭登打算讓人偷偷打開閘板,放明英宗進來,但是被瓦剌發現就想往城裡衝。

北門不行,明英宗一行又到了大同城的東門,也先來到東門叫喊讓“城中頭目出見,城中不從,惟進羊酒諸物”。而且朱祁鎮又對城上守軍說“這廝每(們)說謊,不肯送我,你每(們)守祖宗的城池,操練軍馬,不可怠慢”。袁彬的記載完全是一副上級領導視察指導工作的口氣,根本不符合明英宗不顧一切滿足也先要求,盼望還朝的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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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哈銘的《正統臨戎錄》和《正統北狩事蹟》都沒有過多描述明英宗指導明軍堅守邊關的文字,都直截了當地說“城裡總兵等官不差人迎接”“無出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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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寧引兵入關 英宗態度曖昧 明軍北京保衛戰退敵

十月初三(公曆10月19日,這一日期《明實錄》與《北征事蹟》相吻合),瓦剌及明英宗一行到達了陽和驛,得到了明朝守軍獻上的牛羊酒等物。

明朝方面,大同總兵官郭登向朝廷遣送了從瓦剌營中回來的一個叫白叵羅的人。經過審訊,明政府得知“也先會眾議雲:北京已立皇帝,要領人馬來交戰,終無講和之意,我今調軍馬再去相殺,令彼南遷,與我大都”。

十月初四,瓦剌及明英宗一行到達紫荊關北口,駐守的副都御史孫祥派遣指揮劉深拜見明英宗,翻譯嶽謙跟劉深說“此處達子三萬止,有精壯者二萬,又有二萬從古北口入”。

這段歷史,在袁彬的《北征事蹟》中記載比較詳細。當時,翻譯嶽謙跟袁彬講,宦官喜寧會說達達話,還說喜寧要領一批瓦剌兵進紫荊關,去搶北京。袁彬考慮喜寧對明朝內部軍事防禦虛實太清楚了,瓦剌這是用喜寧來帶路準備乘虛入關。於是就把嶽謙所說的告訴了明英宗,但明英宗不知道是害怕,還是腦子裡沒轉過彎來,莫名其妙地回答了一句“只憑著天理去”

這時的明英宗是否還在堅持自己雖敗被虜,即便是瓦剌南侵,也是想幫自己拿回皇帝的身份去的,不得而知?

從上面嶽謙對孫祥和袁彬的談話可以看出,嶽謙是已經判斷出了喜寧已經叛變,投靠了瓦剌方面,並且要假借送明英宗還京為藉口,要帶也先的大軍揮師京城。果然,在十月初五,叛變的喜寧就引瓦剌兵進入紫荊關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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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喜寧帶路,瓦剌方面是輕車熟路,初九,瓦剌兵燒燬紫荊關,殺掉駐守的副都御史孫祥,初十,瓦剌兵通過易州(今河北易縣),直抵良鄉。在《廢帝郕戾王實錄》中記載較為簡略,“是日(初九),喜寧引虜騎攻紫荊關,副都御史孫祥與之相持四日,虜潛由他道入,腹背夾攻,關破”。此役,明軍指揮韓清、都御史孫祥等皆死。一時間,“朝野洶洶,人無固志”。

明朝方面,顯然是準備不足,在十月初六(公曆10月22日)時,“帝(朱祁鈺)召文武大臣議備虜之策”。並提升孫鏜為右都督去支援紫荊關,孫鏜說,“近聞達賊從紫荊關進,如果送上皇回京,止許放五七騎或十數騎入關,若或過此數擁眾而來,必須固拒,飛報京師處置”。但明軍此時的部署已晚,宦官喜寧早已引瓦剌兵已攻破紫荊關,向京師進發。

得到消息後的明景帝“已命總兵等官統率大軍剿殺”,並調集宣府的楊洪率軍二萬,遼東副總兵焦禮、施聚率兵三萬支援京師。

十月十一日(公曆10月27日),明英宗一行到達蘆溝橋。明英宗讓袁彬分別給皇太后、明景帝和文武大臣寫了封信,通報敵情,要求他們固守社稷。也先派出翻譯嶽謙和納哈出來到彰義門答話。結果,嶽謙被明軍所殺,剩下納哈出逃回了瓦剌大營,跟也先說明朝那邊不認得嶽謙,顯然,這次答話壓根沒有成功,所謂的三封信也沒有送到。也先於是擺陣殺至西直門,明英宗也來到了德勝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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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二日(公曆十月28日),瓦剌把明英宗裹挾至土城,讓明朝大臣前來出迎。明代宗朱祁鈺懷疑有詐,就派遣王復、趙榮二人出城相見,並獻上羊、酒等物。對於這次會面,《廢帝郕戾王實錄》並沒有說太多,從袁彬的《北征事蹟》中得知,瓦剌方面對明朝政府沒有派遣朝廷大員前來會見十分不滿。要求明朝方面重新派于謙、石亨、王直、胡濴等出城相見,但明朝方面廷議結果認為于謙等人是國家重臣,拒絕了瓦剌的會見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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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謙

對於明軍是如何擊潰瓦剌軍隊的,袁彬和哈銘的記載並沒有描述。倒是在《廢帝郕戾王實錄》中記載了詳細戰況。

先是十月十三日(公曆10月29日),“武清伯石亨、尚書于謙敗虜於德勝門外。初,虜以數騎來窺德勝門,謙等伏兵於兩旁空房,先遣數騎迎戰,詐敗,虜眾萬餘來追伏兵,起以神炮火器擊之,虜遂卻”,此役,明軍通過詐敗,誘敵深入,以神機營火炮將瓦剌擊潰。

潰敗的瓦剌並沒有走,又來到了西直門,“都督孫鏜與虜戰於西直門外,斬其先鋒數人,虜稍卻。鏜逐之,虜益兵圍鏜,鏜力戰。毛福壽、高禮俱往援之,禮中流矢,亨復分兵往援,虜乃引卻”。可見戰鬥之慘烈,急於立功的孫鏜出城追擊瓦剌,陷入包圍,得虧後來石亨等人前來支援才再度擊潰瓦剌。

十月十四日(公曆10月30日),“命,都督王敬、武興,都指揮王勇往彰義門殺賊。僉都御史王竑往毛福壽、高禮處提督軍務,與孫鏜一處屯兵,若有緊急,飛報。王敬、武興、王勇互相應援,不許自分彼此,失誤軍機”。

“敕,都督毛福壽等於京城外西南街巷、要路,堵塞路口,埋伏神銳短槍,以待策應”。

“詔,京城嚴夜禁,兵部分遣郎中巡督,以防奸細”。

到十四日白天“王敬、武興與虜戰於彰義門外。興以神銳列於前,弓矢短兵次之,報效內官數百騎列於後。虜至,以神銳擊卻之,報效者爭功,自後躍馬而出,陣亂,虜眾乘之,遂敗。虜逐至土城,興中流矢死。居民皆升屋,以磚瓦擲之,虜少止。王竑、毛福壽往援,虜遙見旗幟乃遁”。

這一天明軍的戰鬥可謂慘烈,通過這段記載可以看出,當時,由於城內兵員較少,連內官(太監)都騎馬上陣了。雖然明軍有火器,但是這些臨時拼湊的隊伍配合並不出色,一看瓦剌被火器擊潰,內官爭功,反而是騎馬亂陣,被瓦剌騎兵一個反撲,明軍落敗,以至於武興被亂箭射死。不僅是官軍作戰,城內百姓也在房頂,一度以磚瓦來投擲瓦剌騎兵,最終明朝援軍再至,迫使瓦剌退兵。

在長城上,同樣是十四日這一天“達賊之未入關者,運板木、草束以攻居庸關,官軍用火器擊卻之”。

就這樣,京師、長城等處作戰均將瓦剌擊潰。屢攻不勝的瓦剌士氣大落。眼看明朝四處援兵增多,本打算一鼓作氣拿下京城的也先決定退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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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保衛戰示意圖

十月十五日(公曆10月31日),沒沾到便宜的瓦剌再度裹挾著明英宗由良鄉西去,沿途繼續放任部屬掠奪所經過的諸府州縣。

看到瓦剌挾持明英宗退兵還不忘大肆劫掠,明朝政府派使臣給也先送了一封信,說“知太師欲送太上皇帝回京,足見厚意,今聞軍馬從西路剽掠人民,眾心驚疑。以此整搠軍馬,提防他人,非為太師。太師倘能退劄山下止,遣一二十人,解甲置兵送至中途,此亦當遣一二十人,解甲置兵來迎,重加賞賜太師及眾頭目,以全永遠和好,庶幾,上順天道,下協人心”。信中不忘誇獎也先和伯顏帖木兒,親送明英宗回京,並且說明英宗在瓦剌期間,也先等人對明英宗是照顧有加,知院是早晚去問安,每天關心明英宗的住宿、飲食等問題。

得勝後的明軍,在於謙等指揮下乘勝追擊。十月十六日(公曆11月1日),先是在居庸關,都指揮楊俊追擊瓦剌潰軍,“斬獲賊首六級,馬一百二十匹,牛騾四百七十餘隻,追回男婦五百餘口”。同一天,明英宗的車駕跟隨另一路瓦剌軍馬經過易州。十月十七日(公曆11月2日),明英宗的車駕再度離開了紫荊關,從此又回到了塞外,走上了離京師越來越遠的草原之路。而天氣轉冷,一路上的適逢雨雪,行程艱難。

哈銘的《正統臨戎錄》中記載,“止有袁彬同銘二人隨聖駕”“過溝澗山崖,是銘下馬扶持聖駕過。到平地上馬,依舊籠馬並行。”

期間,伯顏帖木兒還不忘過來安慰明英宗,卻說“太師誠心送皇帝來到你的城門前,你的家裡兄弟做了皇帝,你的臣宰悖了你的恩,不肯出來認你,接你進去做皇帝。因此,太師領人馬回了”。

跟著瓦剌去草原-北京保衛戰前後明英宗心態的變化

此時,一度曾經充滿信心,意圖返京的明英宗,不得不再度“乘馬踏雪而行”。一路雪上空留馬行處,到十一月十六日(公曆11月30日),明英宗在瓦剌裹挾下最終來到了瓦剌老營,真正開始了草原遊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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