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急不救穷”,疫情下如何求助中小企业,切忌“大放水”

闫肖锋


“救急不救穷”,疫情下如何求助中小企业,切忌“大放水”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正让许多中小企业经历生存的历练与考验,特别是餐饮、酒店、旅游、实体零售业领域的中小企业,其经营现状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2月3日,高层会议明确要求要切实维护正常经济社会秩序。在加强疫情防控的同时,努力保持生产生活平稳有序。

由此,一场经济界的“抗疫”之战已经打响。关键是,这仗怎么打?在政策和执行层面上绝不能有所闪失。

最近,经济学家、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提出:要考虑企业倒闭、失业发生的可能,研究缓冲措施,现在需要的是解困政策,不是刺激政策。搞大规模放水、大范围投资、刺激经济增长,就会偏离解困的目标,并且后患无穷。

民间素有“救急不救穷”的说法。在当前语境下,什么是“救急”?比如放假的职工目前无法上班,生产不能正常恢复,但工资还要发,租金、银行利息还要付,那么企业资金周转不灵的情况下,增加短期流动资金就是“救急”。

但需要警惕的是,切忌不加区别的货币宽松,要谨慎对待增加中长期贷款的选项,不要放水鼓励无效投资。如此就会令“三去一补”的供给侧改革就前功尽弃,杠杆率越来越高,债务越积越大,无效投资难以收拾——这不是“救急”而是“挖坑”,为下一步改革设置难以逾越的障碍。

还比如,“救急”就是要针对性地缓解老百姓、企业面临的紧急问题,而如果搞“大水漫灌”,无论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让“买酱油的钱用去打酒”,最终导致重新走上“房地产救市”的老路上去,那就须警惕了。

应当承认,共度时艰的主要责任还是在政府尤其是各地方政府。宏观层面,我们乐见各级政府已经对中小微企业伸出援手,纷纷推出“暖企”政策,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反应迅速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比如广东免征中小微企业5个月社保费,减半征收大型企业3个月社保费,等等。

那么问题来了:政府要花钱,医院救治、社区防护等各方面的开支会很大,但因为经济面临困难,财政收入会下降,扩大的赤字怎么办?这就涉及到转变政府职能的问题了。

第一,要改变投资型政府,政府现在要做的关键是减轻企业负担,而不是扩大政府投资。要认识到,政府不再是投资的主体,市场才是主体。政府能不投就不投,包括基建项目都宜采用PPP模式交由市场主体来投资运营。过往那种由政府出面“争项目、稳增长”的作法不值得提倡。

第二,对于降低和减免企业社保缴费导致的缺口,应采用扩大用国有资本补充社保基金的作法,并且充分利用证券市场的杠杆作用,这比中央或地方财政直接拨款补缺口更有效率。

第三,需要减少政府不必要的支出,把过多的行政性经费和其他不必要的支出压下来。当然,由奢入俭难。但疫情当前,政府要勒紧裤腰,做出共克时艰的表率。

第四,对于一季度企业的生产损失,有学者提出,政府负担三分之一,企业负担三分之一,员工也要负担三分之一。这种企业、员工、国家共同来分担损失的提议既现实也必需,只是分担比例待商榷。对此应出台紧急措施,比如允许企业给待岗隔离人员发基本生活费,这需要对《劳动法》作变通解释。

此外,针对复工难问题,地方政府要帮把手,担起责,与企业一齐努力,策略性应对因复工可能导致的疫情复发,切不可将压力推给企业一方。

政府治理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政府治理的核心是什么?行政管理既具有经济建设职能,也具有公共服务职能。随着现代化发展和进步,行政管理中的公共服务职能将愈加明显突出,成为主体部分。那么,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战略目标就是当前和未来的主要方向。

当前,各级政府要尽快控制疫情,让老百姓恢复正常生活、恢复正常的收入和消费,协助企业复工恢复市场活力。未来,地方政府要从投资型政府转到服务型政府,这需要眼睛向下,放低身段,为基层服务。

可以说,当前是中国经济的“至暗时刻”。共克时艰需要的是大家共同努力,政府勇于改革、主动担责、转变职能,那么企业经营、居民收入、消费和经济增长等问题,都会随之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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