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佛教在唐朝地位的不斷變化入手,探析唐朝時期宗教政策的變化

前言

在唐朝管理範圍內有佛教、道教、伊斯蘭教等多種宗教。眾多的宗教派別自然需要供其進行宗教活動的合法場所,關於負責各自宗教派別的宗教人員的自然也不在少數。在當時的生產力條件和經濟狀況下,當然也要分階段去看待,當唐朝國力強盛、財力富足之時,各宗教的發展自然都是比較順利的。但是出於統治者和國家的需要,佛教成為了唐朝尤其是前中期最為輝煌的宗教。

歷朝統治者對待宗教的態度無非是出於其對於統治階級利益的大小以及對社會、民眾的穩定程度如何,統治者看中的是宗教的社會教化功能。譬如佛教,在穩定基層社會秩序以及基層民眾思想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很大程度上加強統治者對於人民思想層面的控制。不難看出,宗教作為一項思想層面上的信仰,在歷史時期其在社會層面和國家統治層面的重要性是一直得到統治者重視的。

《嚴弘明集》載:"勸臣以忠,勸子以孝,勸國以治,勸家以和,弘善示天堂之樂,懲非顯地獄之苦,不惟一字為褒貶,豈止五刑而作戒。勇者將奮而思鬥,知者將靜而思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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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佛像

唐朝的宗教政策,不僅僅是為了民族羈縻政策的貫徹執行,更主要的原因是唐朝統治者看中了其重要的社會功能和對民眾的教化。別的不論,就佛教而言,除了在後期武宗時期進行了一些列打擊之外,關於唐朝對待佛教政策的總體態度是予以支持和偏愛的,這種偏愛在武則天時期達到了頂峰。依據唐朝的國內形勢需要,唐朝在不同時期對佛教支持的力度也是不同的,除了武則天時期,其他均是採用了比較理性的態度。

面對如此龐大的宗教群體和紛繁複雜的宗教事務,唐朝的具體宗教事務工作以及態度的變化也是異常複雜的。本文主要以唐朝時期佛教的地位變化,分析有唐一代統治集團對待佛教的不同態度和政策來窺探唐朝時期宗教政策的變化趨勢,以便使讀者們對於唐朝的佛教以及宗教政策有進一步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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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白玉佛像

唐朝前期佛教的不斷髮展直至鼎盛局面的出現

唐初,唐朝統治者面臨的主要任務是如何鞏固唐朝的政治統治、如何處理好與周邊民族政權的關係,其他的社會矛盾並不突出,因而時的宗教發揮的積極作用非常有限。加上僧尼道士逃避徭役賦稅問題比較突出和一些僧尼道土不守戒律,當時寺院內部十分混亂,出現各種非佛教所能允許範圍內的事情。鑑於此,初期統治者便開始著手對佛教及僧人進行整改。

唐太宗也是從戰場上經歷了無數戰爭的皇帝,他親眼看見戰場的殘酷,但是由於本人戰功赫赫,不免有些高傲自大。太宗認為佛教比較虛無縹緲,文治武功才是治國之要,堯舜之道、周孔之禮才是安邦之本。因此太宗對於佛教的重視不是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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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

高宗、武后時期,佛教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梯,即大力支持。早在高宗被立為太子之時,便和佛教產生了淵源,當時為了感激生母,便主張在長安修建了大慈恩寺,之後玄奘取經歸來,又成為了其譯經的場所。

武則天尊崇佛教,可以說達到了痴迷的程度,但是從根本上說她也是為了自己的統治能夠穩定並不斷延續,因此大肆寵佞佛教,使之達到了氾濫的局面。就拿修建明堂佛像之事來說,她甚至不惜動用天下之來為自己一人服務,花費了大量的民脂民膏。在對待佛教僧侶上,更是寵兒待之,給予佛教寺院、僧人大量土地,甚至將犯法充任奴隸的百姓也送到寺院去幹活,僧人幾乎每天只是吃齋唸經即可。

《資治通鑑》載:"明堂既成,太后命僧懷義作大夾芝大像。其小指中猶容數十人。堂始構,為風所摧,再構之,日役萬人,採木江嶺,數年之間,所費以萬億計,府藏為之耗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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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則天

唐朝中期佛教的繁榮局面逐漸被控制甚至遭到打擊

玄宗即位後,立志革除陳弊,勵精圖治。名臣姚崇此於開元二年(714 年)上言陳弊,勸玄宗勿因佛壞法。對姚崇的建議,玄宗欣然採納並速從之,同時,下敕整頓和規範佛寺的修建行為。還嚴令禁止百官與眾多宗教人士相互勾結、私下交往,違者重罰。由此可見玄宗沙汰僧尼、革除弊病力度和決心。

《資治通鑑》載:"中宗以來,貴戚爭營佛寺,奏度人為僧,富戶強丁多削髮以避徭役。佛圖澄不能存趙,鳩摩羅什不能存秦。但使蒼生安樂,即是福身;何用妄度奸人,使壞正法!"

但是,玄宗對宗教進行整頓和規範管理的政策措施在肅宗、代宗時期並未得到很好繼承和執行,這和當時的社會環境有關係。肅宗身處亂世,立志平定安史之亂,收復河山,可惜壯志未酬身先死。代宗在李輔國擁戴下登上帝位,可是手握重權的李輔國以立帝有功,驕橫跋扈,代宗只能做傀儡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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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輔國

安史之亂期間,肅宗與靈武匆匆即位,當時國家正面臨著被安祿山篡奪的威脅,因此如何徹底平定叛亂,或者如何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敵軍的進攻才是肅宗此時真正在意的問題。安史之亂好不容易被平定後,國家風雨飄搖、百廢待興,再加上東面有河朔三鎮的強藩割據,西面有吐蕃的虎視眈眈和不斷騷擾,在思想和宗教方面,肅宗已經無暇顧及。

起初,代宗並不太重視佛教,但是在時任宰相元載等崇信佛教的影響下,代宗從此對佛教深信不疑並常于禁中飯僧百餘人。對外來的高僧,代宗也給予優厚待遇,加官晉爵。代宗和前代篤信佛教的皇帝一樣,支持佛教大興土木,廣造佛寺。在皇帝的影響下,朝廷和地方許多官吏都虔心事佛,荒廢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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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宗

唐朝後期佛教發展的低迷和重振

文宗、武宗時期,對佛教的管理又再度嚴格規範起來。這主要是因為佛寺和僧尼過多,嚴重影響唐朝的賦稅收入收。武宗厭惡僧尼過多耗蠹天下資財,欲裁減僧尼數量。其實武宗滅佛更主要的原因是國家的財政極度緊張,加上武宗想要一番作為,即徹底消除藩鎮割據,這就需要佛教方面的財力支撐。

《資治通鑑》載:"先毀山野招提、蘭若,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分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餘僧及尼並大秦穆護、襖僧皆勒歸俗"。

徹底魔獸和廢除多餘的宗教寺院,寺產寺物,沒官充公,冗餘人員,勒令歸俗。為確保禁佛措施落到實處,唐朝還專門派出御史分赴各道督促落實,在武宗的禁佛運動中,佛教資產和勢力群體得到了大規模的清算和破壞,佛教受到重創。武宗禁佛運動,百官奉表稱賀,不久地方也嚴厲禁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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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昌滅佛

唐朝畢竟是家天下的君主時代,國家的政策執行不會一以貫之,一方面從國家形勢變化需要來說無可厚非,但是在繼位的君主身上也會發現出於統治者個人性格的特點來改變前朝的政策,佛教便得到了充分體現。宣宗即位之後,就把前朝武宗的滅佛政策給禁止了,其實宣宗朝在經歷了武宗時期與藩鎮的戰爭之後,實力急劇下降,國家財政全部充用了軍費,社會不斷動亂。因此就需要一種比較柔和的思想和政策來進行統治,也就放鬆了對佛教的極力限制。

雖然對佛教的限制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解禁,但是也不是不著邊際的進行,是依據國家發展的需要和社會民眾的需要來進行的。在解禁的同時加強對佛教的管理,不會使其回到武則天時期那種氾濫的現象。例如對佛寺的修建、僧尼修度和遊行都有明確規定。此外,宣宗對官度僧尼的程序、流程 和寺廟僧尼的增補問題也專門下敕作出明確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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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宣宗

評價

唐朝在中國歷史時期其實算是一個在宗教政策方面比較寬容的朝代,正是因為其宗教寬鬆政策也使得唐朝的思想體系在中國的封建時代佔據著一個重要的地位。作為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大帝國,制定相較寬鬆的宗教環境有其政治目的,正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和王朝的統治,才會照顧到更多人的信仰問題。

從思想上來控制百姓是最為巧妙不過的,一旦民眾的思想被統治者牢牢掌控,那麼國家的治理就不在話下了。佛教那種因果報應、積極行善、轉世來生的主要思想恰恰符合唐朝對統治民眾身體力行的要求。從簡單的日常生活中積極行善,不做壞事,才能夠最大程度上維持基層社會的穩定和秩序,根基穩定了國家的統治才能夠長久安定,才能繁榮昌盛。

唐朝統治者制定宗教政策的依據、引起宗教政策變化的決定性因素除了有宗教本身對維護唐朝政治統治所具有的作用外,統治者也是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唐朝統治者對於佛教的認識具有不同的層次,也根據統治者個人的性格和出生的時代、經歷的事件有著很大的關係。從唐朝數位皇帝對宗教的態度和管理上可以看出,唐朝統治者對待宗教的態度、管理宗教的政策措施,是因人而異、各有不同,有時甚至是顛覆性的不同。

總體上看,唐朝對待宗教或管理整頓、或扶持利用、或抑制打擊、或寬容優待。縱向看,唐朝在近三百年的時間裡,宗教政策是不連貫、不穩定的,執行也是時松時緊,時寬時嚴,一直處在搖擺不定的狀態之中。當某一宗教對維護和鞏固唐朝統治有利或統治者篤信時,唐朝統治者就會扶持其發展,甚至縱容其氾濫。當某一宗教對維護唐朝統治不利或統治者不信仰宗教時,就會對其進行整頓、抑制,甚至是毀滅性打擊。

參考文獻:《資治通鑑》、《嚴弘明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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