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在《大學》中，為揭示國家存亡、財富保有的道理，先舉了一個歷史典故：商朝統治者在早期很得民心，所以能夠保有國家，統治天下。而到了商紂王的時候，暴虐無道，失去天下民心，從而失去了國家。商王當國之時，富有四海，失國之時，本命不保。窮富差別，天壤之隔。窮與富取決於什麼呢？曾子認為取決於是否有德。這是完全正確的，曾子以前的歷史證明了這一點。統治者要想富有四海，就要“先慎乎德”，在修身立德上小心謹慎，不可馬虎。道德才是財富的根本。為什麼這樣？因為“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有了德行才會有民眾，有了民眾才會有國土，有了國土才會有財富，有了財富才能供給使用。德行是主幹，財富是枝末。若把主幹當成外在的東西而把枝末當成生存的根本，那就會與百姓爭奪利益。因此，君主聚斂財富，民眾就會離散；君主散財於民，民眾就會歸聚。
《大學》接著講：“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所以對人說出違背情理的話，別人也會用違背情理的話來回擊；用違背道義的手段得來的財富，也會被別人用違背道義的手段掠奪去。沒有道德，有了財富也保不住，早晚都會失去。無德而有財是不吉利的，絕不是好事。從來邪不壓正，坑蒙拐騙來、貪腐得來的“財富”，不但見不得陽光，最終會被剝奪去，甚至連人身自由、身家性命都一併賠進去，只有愚蠢的人才做。前面講的商紂王的例子，就是因為無德而賠上了國家和性命的。歷史上、現實中這樣的例子俯拾即是。所以，我們在利益面前，要冷靜，“義而後取”，先考慮一下自己該不該得，絕不可利令智昏。可見，曾子認為真正的寶貝是道德，有了道德才會擁有財富。
《大學》接著講：“《康誥》曰：‘惟命不於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尚書•康誥》裡說：“天命不是永久的。”這就是說，行善就會得到天命，不行善就會失去天命。《楚書》裡說：“楚國沒有什麼可以作為寶，只是把善作為寶。”舅犯說，“流亡在外的人沒有什麼寶，只是把仁愛當作寶。”
《禮記》有“德者，得也”之說，大意是有德者才會得到想得到的，也就是要走正道才能得到想得到的。想發財致富，必須走正道，靠誠實勞動，掙合法收入。孔子說：“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有大德的人，必定會得到他應有的位子，必定得到他應有的財富，必定得到他應有的名聲，必定得到他應有的高壽。可見，道德不僅僅是財富的源泉，其實是人生幸福之基。
《大學》接著講了開源節流的道理：“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 創造財富也有個大原則：要使生產的人多，消費的人少，生財的勤奮，用財的節省，那麼財富就可以經常充足了。這是說勤儉是財富之源。
財富要怎麼支配呢？《大學》接著告訴我們：“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有仁德的人用財富充盈自身的品德，沒有仁德的人用盡身心賺取財富。沒有居上位的人喜愛仁德而居下層的人不喜好道義的。沒有喜好道義而他的事業不成功的，也沒有喜好道義而不把國庫財富當做自己的財富那樣珍惜的。有了財富要施捨，這樣才能獲得社會的支持、好感，得道多助，自己的事業才會蒸蒸日上，從而掙得更多的財富。同時給全社會樹立樂善好施的榜樣，整個社會風氣就會隨之好轉。將財富散於社會，其實比存在自己賬戶上更有意義。
《大學》認為“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國家不應把財物當做利益，而應把仁義當做利益。為什麼呢？“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災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身為國君卻一心聚斂財物，這必然是受了小人的誘導。國君把小人當做好人，讓他們去治理國家，那麼災禍就會一起降臨。即使有賢能的人也無力挽回。所以一個國家不應把財物當做利益，而應把仁義當做利益。
《大學》舉了魯國權貴孟獻子的話，來證明“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的道理：“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 有四馬之車的士大夫之家就不該計較那些雞豬小事，能夠鑿冰喪祭的卿大夫之家就不該飼養牛羊，擁有百輛車的卿大夫之家就不該蓄養搜刮民財的家臣。與其蓄養搜刮民財的家臣，不如有偷盜東西的家臣。為國者橫徵暴斂就會失去民心導致亡國，經商辦企業也是這個道理，在你的經營圈裡也要多讓利於客戶，這樣才能長保你的盈利，客戶是上帝。
曾子在《大學》中揭示的財富之道，歷經數千年檢驗，證明是正確的，我們要牢記！只有這樣，才能不為眼前小利所動，不為苟得。因為站在歷史的高度，站得高，看得遠，“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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