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制于疫情问题的影响，文思君和很多人一样，已经两个月没有走进影院看电影了。怀念之余，时光网的一部纪录片开播，十分应景。镜头聚焦的不是名人和演员，而是中国电影的幕后英雄们：
叶锦添，美术／服装指导，奥斯卡金像奖最佳艺术指导，代表作《卧虎藏龙》《大明宫词》
曹郁，摄影师，金马奖最佳摄影，代表作品《可可西里》《南京南京》《八佰》《妖猫传》
赵楠 ，录音师，香港 电影金像奖最佳音响效果奖，代表者《狄仁杰之通天帝国》《孔雀》
丁燕来，特效，《流浪地球》视效总监
张杰，配音演员，代表者《大鱼海棠》
魏明，视觉效果设计，代表作《征途》
周逸夫 ，视效指导，代表者《邪不压正》
七位影人，聚焦美术、声音、特效、摄影、配音五大工种，一定程度上，这代表着中国电影工业的最高水准。
自2月28日《我在中国做电影》上线以来，节目已经更新4期。作为时光网出品的电影人物纪录片，尽管每集篇幅在15分钟左右，却也干货满满，既是“给电影的一封情书”，也是给万千影迷、爱电影的人、致力于从事电影工作的新人们的“一堂电影课”。
“现在拍电影，像催命一样”
电影作为一门视听艺术，其发展水平的高低，不止受制于导演、编剧、演员的水平，更离不开整个行业精细化的分工和优化。《我在中国做电影》的美术、声音、特效、摄影、配音五大工种，基本囊括了电影制作的主体。
嘉宾选择上，既有叶锦添这样率先将东方美学带向世界的电影前辈，也有曹郁、赵楠，在商业电影洪流中坚守艺术底线的中坚力量，还有丁燕来等不断突破技术壁垒，提高特效水平的后备力量。在老中青三代电影匠人的诉说之下，呈现出中国电影工业的横切面。
叶锦添
节目首期嘉宾曹郁，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2004年凭借《可可西里》获金马奖最佳摄影；2009年凭借《南京！南京！》获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最佳摄影；2017年凭借《摆渡人》获金像奖最佳摄影奖；2019年凭借《妖猫传》获金鸡奖最佳摄影奖。
曹郁
《妖猫传》中，经典的杨贵妃回眸一笑的经典画面，就是通过摄影师在电子调光台完成“动态”亮度，控制多重灯光的叠加、变化而实现“百媚生”。
作为摄影指导，曹郁亲自盯着两个调光台，看示波器调，并坚持每天拍摄完成后亲自把当天镜头调一遍。陈凯歌导演写赠“
绣写五色佛光笔，来补盛唐无字碑”。
第二期《赵楠：声音魔法师》中，赵楠通过以《影》《催眠大师》等影片为例讲述了如何通过声音传达情绪。
叶楠
“《罗马》声音后期混了四个月，（《影》）就二十几天，在中国顶天了”。因为录音的价值无法直观地体现在电影票房上，工期被一压再压，“现在拍电影，像催命一样”。同时，由于录音不受重视，录音工作者往往身兼数职，“干的杂不如术业有专攻”，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电影的录音水准。
《影》
第四期《叶锦添：寻找东方美》里，叶锦添作为香港电影人北上拍片的代表，曾参与过《卧虎藏龙》《英雄》《大明宫词》《夜宴》《胭脂扣》等优秀影片，他用服装、造型为巩俐、张国荣、周迅、张曼玉等演员塑造角色。
《夜宴》
“因为电影工业发展的太快，很多人还没专业，就已经坐在那个位置了。”也许只有见证过八九十年度华语电影崛起的电影人，才有底气指出当下的问题——大家都在走商业路线，根本没人想，电影还能做什么？
纪录片对比，《我在中国做电影》还缺什么？
尽管《我在中国做电影》的出现，填补了近年来国产职业类纪录片中，电影行业的空白，也收获了较好的口碑和传播效果，但过于局限的篇幅，总给人以“意犹未尽”之感。
纵观世界影坛，2010年开始，诞生了一批如《电影史话》《欧洲电影史》《永远的英国电影》《捷克斯洛伐克60年代新浪潮电影二十五面体》等优秀的电影纪录片，让各国的影迷通过影像文本，了解不同地区的电影概况。华语电影史上，也有《我们这样拍电影》（中国台湾）《十年再见杨德昌》（中国台湾）《电影香江》（中国香港）《男生女相：华语电影之性别》（中国香港）等纪录片，但回归内地影坛，除了一部《中国电影的前世今生》（Hubert Niogret拍摄，时常60min)外，便是这部《我在中国做电影》。
《中国电影的前世今生》剧照
电影纪录片与电影产业，本就存在一定的互文性：电影产业发展，提升国产影片的质量和艺术水平；电影纪录片运用影像文本，探讨电影发展的得失，二者相互依存，才能共同进步。从这个层面看来，尽管《我在中国做电影》有意触及中国电影发展的问题——过快的商业化带来艺术水准的下降，但内容太浅，过于空泛，缺少更深入的探讨，而仅仅选择轻描淡写地一扫而过。
2011年，英国曾推出15集的电影纪录片《电影史话》，通过对黑泽明、大卫·林奇、马丁·斯科塞斯等世界知名电影工作者的采访，结构了电影的诞生和发展。纪录片中更是对《日落大道》《2001太空漫游》等经典电影的拍摄手法、表征意义等进行了分析。与《电影史话》相比，《我在中国做电影》中，从业者似乎众只能得到一个答案，而不会对电影语言进行思考。
2017年，台湾电影人纪念杨德昌导演逝世十周年，推出了纪录片《十年，再见杨德昌》。全片单集15分钟，共25集，侯孝贤（导演）、杜笃之（录音）、余为彦（编剧）、陈博文（剪辑）、小野（编剧）、张震（演员）等电影人悉数登场，在镜头前追忆杨德昌的同时，观众看到了台湾新电影的萌芽、壮大与没落，体会到台湾本土电影人面对好莱坞冲击时的坚持与勇敢、不甘与妥协。与之类似，《我在中国做电影》聚焦了5大幕后工种，却由于体量受限，缺乏关联性，致使各集内容过于碎片化，错失了呈现电影发展脉络的机会。
结语
《我在中国做电影》的推出，尽管填补了中国电影对于幕后工作者影像记录的空白，但对于中国电影是什么样的？为何成为这样？等核心问题，缺乏真诚的探讨。
商业电影过快发展背后，是艺术电影的式微与没落；两岸三地电影“匠人”的坚守，恰恰表明了电影人才的断层。但好在，《我在中国做电影》提供了一个窗口，幕后工种的展示也让观众明白，好的电影不仅需要导演、演员，更需要不同工种的匠人付出，共同推动电影变革与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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