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西门庆的言谈和朋友圈看中国传统文化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小说《金瓶梅》约成书于明嘉靖、万历年间，其小说的历史背景是宋徽宗时期，这时奸臣当道，天下失政，高、杨、童、蔡四个奸党横行朝野，谗佞盈朝，奸党相逐卖官鬻爵贿赂公行，搞得朝野乌烟瘴气，以致民穷盗起，天下骚然。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作者描绘了一个光怪陆离的社会情形，用西门庆和一众相关的人物形象，把芸芸众生在财色二字上做的功夫展露无遗。在塑造西门庆这个人物时着重用了“所以这人不甚读书”这句话来“大书特书一部作孽的病根”，这也是清人张竹坡《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中的评点用语，并说西门庆是“不读书的病根”。《金瓶梅》的作者把西门庆塑造成了一个风流子弟，“生得状貌魁梧，性情潇洒，饶有几分家资”，也就是说不但长得不错还有钱。其父西门达攒下了一副好家当留与了西门庆，又因为是家中独子，不免从小娇生溺爱听其所为，又不甚读书，所以“一自父母亡后，专一在外眠花卧柳，惹草招风”。总之西门庆是一个标准的闲游游荡子。同时需要注意，西门庆的游荡不羁有以下的条件：长得不赖，性格潇洒，家里有钱，吃喝玩乐诸般精通，“学得好些拳棒，又会赌博，双陆象棋，抹牌道字，无不通晓”。这听起来和高俅有几分相似，但高俅发迹前却是个破落户，断没有西门庆这般洒脱。由此可见，这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游荡子，是有几分“资本”的。那么西门庆的游荡原因何在呢？还是回到了张竹坡的评语上：这都是不读书的病根。显而易见，不论是小说作者还是张竹坡，都把西门庆看作是个不学无术、惯于胡作非为、单重财色的市井小人。
我们不妨从这样一个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的时代背景下的这样一个市井人物身上管窥一下传统文化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客观地讲西门庆算是个成功的商人，家里放官吏债，开着四五处铺面，外面江湖又走标船，扬州兴贩盐引，东平府上还有买卖，可见这买卖做得不小。同时西门庆的社会关系可谓八面玲珑，先是女儿嫁与了东京八十万禁军杨提督的亲家陈洪的儿子，因为陈洪而通杨戩，因杨戩而通蔡京，这蔡京乃是当朝太师，权倾朝野，这关系不得了，真可谓“直通中央”了。因为蔡太师青目，竟做了山东提刑所的副千户，并且后来接替夏提刑而接任了正千户之职，这个官乃是五品大夫之职，这样一来西门庆就变成了一个“红顶商人”了，更加因公肥私，欺善压良，为所欲为。西门庆的交际圈大抵分为这三类：一是官场之间的交往和钻营；二是那一帮“热结十兄弟”之围绕在西门庆身边帮闲吃喝的狐朋狗友；三是买卖上使的伙计和诸多的下人、倡优。先看一下如西门庆这般不学之人在官场之上的交往当中的言谈举止。
在第三十六回《翟管家寄书寻女子，蔡状元留饮借盘缠》当中，当朝状元蔡状元（这个蔡状元乃是蔡京之义子）和同行的安进士一同被西门庆邀至家中，冠冕迎接至厅上，叙礼交拜，献毕贽仪然后分宾主落坐。这时蔡状元欠身道：京师翟云峰，甚是称道贤公阀阅名家，清河巨族。久仰德望，未能识荆，今得晋拜堂下，为幸多矣。”西门庆答道：“不敢！昨日云峰书来，具道二位老先生华舟下临，理当迎接，奈公事多羁，望乞宽恕。”因问：“二位老先生仙乡尊号？”文至此处，张竹坡批道：“问状元仙乡，可知其市井”。事实确实如此，同时也可见西门庆在削尖脑袋试图努力融入到官场之文化礼仪当中。官场自有一套自己的礼仪系统，而且从文中可看出交往言辞彼此表面上的谦逊与恭敬有加，充满了自谦和礼让，言谈举止皆有相应的规范，这也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鲜明的特点。接着往下看，蔡状元道：“学生本贯滁州之匡庐人也。贱号一泉，侥幸状元，官拜秘书正字，给假省亲。”安进士道：“学生乃浙江钱塘县人氏。……敢问贤公尊号？”西门庆……方言：“贱号四泉。累蒙蔡老爷（蔡京。编者按）抬举，雪峰扶持，袭锦衣千户之职。见任理刑，实为不称。”蔡状元道：“贤公抱负不凡，雅望素著，休得自谦。”叙毕礼话，……西门庆道：“蒙二公不弃蜗居，伏乞暂驻文旆，少留一饭，以尽芹献之情。”蔡状元道：“既是雅情，学生领命。”
从上述描述中不难看出，在当时社会环境中，官场士族这一阶层的交往当中充满了各类礼仪，包含了言谈举止等方方面面，其中文中可窥最为突出的便是彼此的言辞。西门庆尽管不怎么读书，但在官场之上的交际时也不免照章行事，不敢马虎，并尽可能想方设法来让自己跻身于这个圈子当中，言谈用语便也东施效颦毕恭毕敬谦逊有加，这也是传统文化对社会交往礼仪的深层次影响的一个缩影。从西门庆此类言谈当中未免感觉也算中规中矩，不似一个粗劣游荡子之言语浅鄙。在这样一个政治昏暗民不聊生的社会环境下，一个西门庆这般不甚读书的市井人物，其某些言谈举止尚能追求一点美感并庶几合乎礼仪，这可能就是传统文化对社会整体所起到的作用罢。小说作者又恐怕引起读者误会，故在人物描写时处处提醒暗示西门庆的“不读书”，比如第四十八回末：
来保道：“爹不信，小的抄了个邸报在此。”向书箧中取出书来，与西门庆观看。因见上面许多字样。前面叫了陈敬济来，念与他听。
显而易见，西门庆确实不大识字。“字样”二字妙绝，是不识人眼中物也。那么问题来了，既是不识字，在与官场文人士大夫交往当中的表现又不甚粗鄙，原因何在？这或许就是传统文化倒逼着个体人物必须符合当时的礼仪规范，由此来保证整个社会体系的正常运转，更加看出传统文化对社会的深度影响和控制。
再看西门庆日常与其一众狐朋狗友之交往言谈风格，真可谓话风大变。第七十七回：
……只见应伯爵蓦地走来。西门庆见雪晴，……留他吃粥。因说到：“昨日乔亲家、云二哥礼并折帕，都送去了。你的人情，我也替你对了二钱出上了。你不消与他罢，只等发柬请吃酒。”应伯爵举手谢了。因问：“昨日安大人三位来做什么？那两位是何人？”西门庆道：“那两个，一个是雷兵备，一个是汪参议，都是浙江人。要在我这里摆酒，明日请杭州赵霆知府，新升京堂大理寺丞，相处分上，是不可回他的。通身只三两分资。”伯爵道：“大凡文职仔细，三两银子够做什么！哥少不得赔些儿。”……
像这类平常时候的闲聊就随便无束了，内容形式也不甚工整细致，甚至显出来粗鄙无章，这才是西门庆本色言语，因是平日交流所以未加刻意雕饰耳。同在官场交往时的言谈相比较风格相关甚远，这也不难看出当时的社会风气风俗受文化影响之深。当是时，做官才是最受人尊敬的事，也是文人为之终身奋斗的目标。当了官便有势，有势便会有钱，所谓升官发财是也，二者相辅相承沆瀣一气。所以西门庆这个不学无术尊财重色的市井小人却也颇通官场礼仪，访谈举止合乎规矩，其原因也就不难解释了。这是传统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种种表现形式，是社会个体所必须遵循的种种规范和限制。传统社会之中的官本位意识之浓厚，传统文化对社会各层面的影响之深，控制之全面，可见一二。
那么，什么是传统文化？
2.浅谈传统文化的某些特点
文化这个词是汉语词语。百度词条这么定义：文化是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品。是非常广泛和最具人文意味的概念，简单来说文化就是地区人类的生产要素形态的统称：即衣、冠、文、物、食、住、行等。这么说只是把文化这个词的涵义说清楚了，这个词的本体从哪来呢？《易·贲》的彖传当中有这么一段话：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从这段话当中可看出这么几个常用的词，比如天文，文明，人文，和文化。文化在这里被形象化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观察考察人类的文明，具有文明修养的人就去教化天下。这其实就是传统文化当中对文化这个词的基本定义。传统文化便是民族历史上道德传承、各种文化思想、精神观念形态的总体。
一直以来传统的中国都是根植于土地上的农业文明，特点就是把人牢牢钉在土地之上，过着大抵自给自足的生活，世代如此，少有变迁。正是这样的社会结构特点，使得产品等流通显得无足轻重几无必要。如此以来便容易生出轻商重农之观念，以及宗族制的社会结构。中国的传统文化便滥觞于此，生于土地，长于土地。但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却是，教育似乎并不太重视指导经济发展和提高大众的认知水平，而是为了统治阶级的统治维护来选拔人才，或者叫开科取士。一般意义上的学而优而仕很好的说明了读书的目的，以及我们传统文化的特点。《礼记·大学》开篇就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亲民即新民之意，内含新民之目的，但实际情况是在古代能有机会读书的人少之又少，因此便逐渐形成了一个读书人的阶层，也出现了西晋时期的门阀政治。在那时阶层壁垒很难被打破。不管是汉代的“举孝廉”选拔制度，还是后来的阶层世袭，都让读书的功能集中在了维护统治这个终极目的上。直到隋朝出现了科举制度，才让底层百姓有了突破阶层的可能，这时候的读书文化仍然没有开启民智的使命，没有向大众普及知识的作用。这恐怕是我们的农业文明和阶级统治的需求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一种现象。知识和读书是为统治阶级选拔人才，“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然后得以更好的“牧民”，即统治管理老百姓。甚至从管理者角度来看老百姓们读书无用且有害，好好种地就是了，读那些书有啥用，“越读书越反动”，不利于管理，所以反对知识下沉到底层民众的观念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传统文化的走向和归属。老子在《道德经》里面说：是以圣人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这种偏激的认知使我们的文化某些方面几乎脱离了底层百姓，完全沦了统治阶级的附庸，同时也失去了文化自身受众的纠错能力。这也是传统文化的一个特点。
另外，传统文化的重心倾斜在了各种礼仪、规范、名分等等的制度之上了。某些表面上的“文质”之争其实本质上却变成了“名分”之争，性质完全发生了改变。孔子的是可忍孰不可忍原因就在于不能接受个别人的失礼和僭越，认为如此以来便会礼崩乐坏，为乱日深。这样的文化属性发展下来便慢慢脱离了普通民众，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渐行渐远。这与农业文明本身密切相关。一般情况下，农业文明的社会组织往往以村镇为单位，所需生产资料在各自的地域范围内大多便可自行生产和解决，极稀少的经济流通性让社会关系变得封闭且紧密，也让社会经济的进程对文化变得越来越不敏感。老百姓自给自足，我种我的地，管你谁当皇帝。如此以来传统文化的重心便上升到为统治阶层服务的意识形态了，这种文化逐渐形成了一个阶层，士大夫阶层。
士大夫阶层的出现与中国的文人统治有直接关系。“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这几乎是每个统治者都明白的道理。士大夫阶层的出现和作用是巨大的。
当初宋神宗在谈及变法时曾说过这么一番话：“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进群何所不便”。文彦博答：“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非与百姓共治天下也”。孟子亦言：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两句话的大体意思是一样的。这反映的正是古代的文官政治，士阶层在此系统中的核心地位不言而喻。这一套机制在文官集团的主导下惯性的动作着。黄仁宇先生在其著作《万历十五年》中如此描述：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摒弃他个人的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首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这些现象充分说明了文官体系的重要性，同时也不难看出，文化的内核已然成为了士大夫阶层的独享。读书的终极目的是做官，因为文化的功用几乎完全变成了取士和维护统治。倘若读了书又做不成官，这就麻烦了，数载寒窗苦读的所学皆是为了做官，并无甚他用，不做官便失去了用武之地，正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礼记》讲格物致知，正心诚意，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才是莘莘学子们的最终抱负和追求。这与文化的重心有着莫大的关系。这样以来，传统文化当中提高大众素养和知识水平的作用便逐渐弱化了。
3.从“硬核标语”看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
这个庚子年春节因为突然爆发的新冠疫情，全国迅疾进入了大规模的防控战当中，一夜之间百业停顿、万户隔离。此次防控战中出现的形形色色内容的标语被称做“硬核标语”。譬如：
“不戴口罩就出门，这个杂种不是人”；
“今年到处乱跑，明年坟头长草”；
“故意隐瞒，不主动隔离，断子绝孙”；
“今天聚会图热闹，骨灰盒中乐逍遥”；
“出来聚会的都是无耻之辈，一起打麻将的是亡命之徒”。
这些标语，真称得上“通俗易懂”，的确让人“提神醒脑”并毛骨悚然，的确太“硬”了。这样的“硬核”标语传达出来的是低俗，是吓唬，是冷漠，是把受众当对手，是张牙舞爪、满脸横肉，这样的标语在抗击疫情中，让我们感到的是“骨头发冷”。这些标语之所以被称为“硬核”，是否因为对防控疫情来说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不顾内容言辞的粗糙甚至暴力？从本质上讲尽管都是为了隔离的防控需要，出发点是好的，但是看了这些标语却是让人不适。这些“硬核标语”出现背后的文化层面的原因值得让人深思和考察。
很显然这些标语属于现代文化范畴。那么在广大的区域出现了大范围类似标语，似乎可以说明，这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部分民众的审美文化层次，这恰恰也是需要考察的内容重点。同某些传统文化相比，如第1节所考察的西门庆的言辞，为什么现代文化却显得粗糙而苍白呢？按正常逻辑，文化的发展应该是越迭代越精致和文明才对，何以在今天出现这种“逆文化”大行其道的现象呢？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有某种冲突出现了吗？
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分水岭应该是在五四时期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当时的学术界和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旧中国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巨大差距，也开始反思文化上的先进与落后，并认识到欲强国必先强文化。包括胡适在内的文学革命派提出“白话是活文字，古文是半死的文字”的概念，并力推中国文学必须经过一场革命。一九一六年，胡适作《文学改良刍议》，由此掀起了文学革命的热潮。按照胡适的说法，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很单纯，就是用白话来作一切文学的工具。其总结论是：
今日所需乃是一种可读，可听，可歌，可讲，可记的语言。要读书不须口译，演讲不须笔译，要施诸讲坛舞台而皆可，诵之村妪妇孺皆可懂，不如此者，非活的语言也，决不能成为吾国之国语也，决不能产生第一流的文学也。（见《逼上梁山》第四节）
其《文学改良刍议》最后一条提出这个主张：
……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
那么，新文化运动志在革新文化，使之符合时代的需要，更好地服务于大众，其根本意义在于让文化扎根、服务于广大民众，开民智，强民心，让文化为人民大众所用。那么这就和传统文化的核心作用有了本质的不同，这时新旧文化的冲突便不可避免。抛开知识界新文化运动中的新旧两派的争论，民间范围内两种文化的碰撞也颇为激烈。胡适对待传统文学的观点和办法有些矫枉过正之嫌，对古文字采取了全面彻底的否定和批判，只能使用白话文，未免有些一刀切，不尽情理，也在某种程度上对以后新文化的发展埋下了隐疾。
从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时期，新旧文化的消长博弈从未停过，只是有一点为大家的共识，那便是新式教育的兴起，即多学科教育。除了国语本身，增加了外语，算术，地理等学科，籍以全面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扩大知识面，培养综合素养人才。这种变化让人欣喜。日本从明治天皇即位便开始图变，全面发展新式教育，师夷之长以制夷，全面西化，所以自明治维新之后国民素质大幅提高，国力大增。究其原因就在于让文化教育沉到了广大国民当中，教育国民，以开民智，全民素质皆得提高，新文化得以迅速替代旧的幕府时代的旧文化，所以才得以国富民强。
民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新旧文化和平共处，此消彼长，互为补充。一直到建国，这种局面得以改变。共和国成立后推行学校教育，旨在消除文盲，全面提高国民的识字率，群众文化面貌焕然一新。到了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打倒了旧世界，使得传统文化几近断裂，新文化发展也受到了冲击。改革开放以后，全民思想大解放，全社会都全力发展经济，以致于出现了“一切向钱看”的认识论。这时候的文化思潮飘忽不定，新旧文化的挣扎，中西文化的碰撞，千丝万缕，交错百端。甚而出现了知识无用论这一极端认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浮躁的唯赚钱论将知识和文化视为弊履，确实让人唏嘘。一直到今天，现代文化的发展和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仍然是个巨大的课题。
无论如何，现代文化应该和传统文化实现某种程度的和解与融合，比如，让我们的文字表达方式即摆脱传统古文字的艰涩，又富于美感，尽可能少些“硬核”标语，多一些人文关怀，不亦善乎？
4.浅谈文化的传承与融合
传统文化的诸多表现形式在今天颇为尴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中医。因为现代医学强调的是分析和量化，而这恰恰是中医所不具备的。艰深晦涩的中医理论让大部分人望而却步。但即使如此，我们就能简单地否定中医吗？显然不能。同样的情况还有古汉语。掌握古汉语的读写能力是个相当费时费力复杂的过程，但古汉语的训诂学技能用武之地却很少，日常生活难以施展，除了做相关的专业工作以外，渐渐有沦为相关爱好者的“把玩器物”的趋势。偶而挣扎一下，写就几首古体诗，用了典却鲜有人识，只落得个酸秀才的名儿，徒叹“弦断有谁听”。同样地，我们更不能就简单地否定古汉语，认为他不与时俱进一无是处。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冲突无论现在抑或是将来都会存在，我们应该用更加包容和富于远见的理念来对待，让传统文化得以很好的传承，选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更好地融入到现代文化当中，使我们的文化更加丰满和立体，庶乎不忘本而又加以创新，以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服务于民族的兴盛和强大的生命力。
谈到文化的传承，不得不提一下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其中只有中国文化具有无可匹敌的独立性，稳定性与韧性，“在这个地球上，只有中国人创造的原生文明在自己的国土上绵延不断地生存发展到今天”。（语出孙皓晖《大秦帝国》）其他三个古文明都消亡在了历史的浓雾之中。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的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奋斗精神和生命张力，以及至关重要的包容性。传统文化的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特质，让我们的悠久文明得以绵延至今。同一些西方文明相比，我们的文化元素里少了祭祀阶层，我们没有一个居统治地位的统一的宗教，却恰恰因为这一点，反而让我们的文化具备了超级包容性。我们的传统文化可以儒释道和谐共存。比如《易经》是道家的经典，同时也是儒家的五经之首，备受推崇。这种现象在西方的宗教文化里是绝无仅有的。“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海河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让我们自豪，同时传统文化的传承和现代文化的一些特点也都是需要直面的问题。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文化也相应地处在变化发展之中。得益于网络科技的发展，某些小视频APP，比如某D音，逐渐占领了很多人的闲暇时间。这类APP有一个特点，会让人上瘾，就像嗑瓜子一样，开始了就停不下来，像儿童等自控力差的人很难控制自己，不停地刷各种内容的视频，浪费了时间不说，严重了还会影响到价值观发生偏转。类似这些新事物的出现对现代文化的冲击是严重的，让一些人把本该读书、健康娱乐的时间挤没了。在此说一句自己的观点，一个不读书的民族是不会有希望的。因为读书的一个作用就是教会人们思考，而思考则是民族性的一个重要的能力。二战结束后的德国社会立即进行了思考和反思，然后直面历史和错误，用了不长的时间又成为了欧洲强国。所以，独立思考能力对一个国家的文化来讲至关重要。在讨论文化传承和发展的话题时，读书该是重中之重。防止某些快餐文化、读书无用论等对文化传承和发展的负面影响，同时与时俱进地看待文化的更新迭代，这些都需要智慧和不断地探索尝试。
从西门庆的言辞到今天的硬核标语，这些都是文化的表现形式，抛开表现内容的文质之争，在达成基本表达功能的前提下，让表达形式在审美层面上有所考量也是有必要的，毕竟有什么样的受众便会催生出什么样的文化作品。这些内容粗鄙的标语是否也有改进的空间？改进后的标语是否会在某种程度上对大众有更积极的作用和影响，以便更好地达成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些都该引起我们的思考。
但无论何种文化，无论文化如何发展，最终都应更好的服务民众，落脚于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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